美国《纽约时报》网站6月8日文章，原题：来自中国的实用主义视角 作为生活在北京的美国讲师，我经常听到“文化差异极大”的道德对话。近来，与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和中国学者共进午餐时，我们就在有关红包的话题上彻底谈崩。

中国人经常互送红包。在中国，患者家庭给主刀医生送红包的做法很普遍。美国人认为这是贿赂，因为此举意在寻求医生“偏袒”。中国人回答说：“这正是我们这么做的目的。”中国人还质问美国人是否有子女：因为父母必定要尽其所能保护子女。

这种显而易见的困惑彰显两种文化的架构性道德差异。中国人认为互送红包是礼尚往来的重要社交（关系），与也被中国人谴责为自私的贿赂无关。大多数西方人不能理解中国人这种实用道德伦理。

美国产生的唯一官方哲学正是“实用主义”。在我看来，美国实用主义似乎更“中国”。

在中国，对杜威（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哲学的浓厚兴趣正迅速增长，而美国却截然相反。对杜威作品的翻译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最近在北京和上海也有许多杜威哲学研讨会。此外，我的中国本科生都听说过杜威，而我在芝加哥的学生却没有。

道德并非从天而降的永恒真理。杜威和实用主义时下在中国的“复兴”凸显一个愈发富裕的阶层所信奉的伦理。中国人一直是无神论者，而实用主义与儒家道德规范水乳交融。当我要求我的北京学生解释中国的实用主义时，我原以为他们会引述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但他们全都追溯至孔子，并提醒我，当孔子被问到怎样才能最好地侍奉鬼神，孔子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只有我们先解决了此地的问题，才能担心超自然领域的事。

我们需要从实用主义哲学考虑中美两国的道德差异，并探究为何应重振我们（美国）的国家哲学。有关孝顺和红包的行为展现出中国道德伦理的实用主义本质，但这并非仅是“不得已而为之”。疏通社会关系不是自私而是互惠，这可以形成使团体及其成员受益的互惠纽带。只有当这种行为不能互利或过度才会成为问题。它的错误取决于程度，而非本质上就错了。（作者史蒂芬·T.阿斯玛，王会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