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我国居民收入倍增目标，国有资本是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的主导力量，私有资本是生力军，既要发扬各类资本正外部性功能，又要更加自信、更加自觉地彰显我国国有资本公共性和公益性作用的优势，通过制度安排促进资本聚合正能量，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的均衡性及经济、社会的和谐进步。

关键词：国有资本；私有资本；正外部性；居民收入倍增；物质基础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09-19

作者简介：李明桂（1971- ），男，河南固始人，中原工学院政法学院教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中原经济区居民收入倍增理路研究”，项目编号：2013-GH-123；河南省社科联、省经团联调研课题“马克思公平分配观视域下的河南人均收入倍增研究”，项目编号：SKL-2013-3472；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中原经济区实现居民收入倍增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32400411129。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两个倍增、两个同步”目标和国务院“新分配改革意见”彰显了党和政府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从追求经济总量到注重总量增长与收入分配并重的转变，从追求财富生产到注重财富生产与财富分配并重的转变。居民收入倍增在七年内如何实现，也需要在技术和经济层面之外，从更深的制度层面来思考。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资本是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的主导力量，私有资本是促进居民收入倍增的生力军。协调各项相关改革，聚合各种资本的正能量，增强其作用的正外部性是制度对居民收入倍增的促进和保证。本文以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的外部性为视角，探讨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的路径。

马歇尔和庇古在20世纪初提出外部性的概念，引发人们从不同角度对外部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提出诸多治理外部性的举措。资本的外部性是指资本主体（个人或企业）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其中使他人或社会无须付出代价而受益称之为正外部性，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资本主体没有为此承担成本称之为负外部性。外部性的存在会造成经济活动主体脱离最有效的状态，使市场不能很好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正外部性的分析

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市场失灵和外部性概念，但对资本反人性的无情批判和对资本文明作用的充分肯定，实际上契合了市场失灵和外部性的逻辑内涵，对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的阐述又指出了超越市场失灵和资本外部性的路径。现代社会的历史是野蛮与文明、压迫与解放并存的历史，马克思对待资本的态度是全面的、辩证的、发展的，一方面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资本负外部性进行了无情地揭露，不遗余力地批判资本的罪恶。资本家为了自身的富足和统治的永恒采取种种手段盘剥和压榨工人阶级，造成了社会动荡、人伦滑坡及贫富分化结局。另一方面，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根源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存在论，保证了资本批判的肯定性理解，毫不吝啬地对资本的正外部性进行了可圈可点的描述。

首先，资本在渴求无限价值增殖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人类文明进程。“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封建制社会形态相比，资本榨取工人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2]。在“摧毁一切障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中，资本驱使人化的自然代替纯粹的自然，“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3]。

其次，资本在崇尚价值无限增殖之余也促进了社会个人独立而自由的个性发展。资本逻辑要求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创造出更多的新商品、“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需要不断地开辟市场为新商品寻求销路。为此，资本不得不促进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培养社会人的一切属性”，“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4]。通过造就“高度文明的人”推动科技进步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因为在大工业时代，“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更多地“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4]。科技的发展大大提升了劳动生产率，“现今财富的基础使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随着大工业的新发展而走入历史。资本“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实践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4]。

再次，资本为了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不断创造新的需要以推动劳动者的个人消费。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和劳动者的关系就像货币和商品的关系表现为资本是财富的一般形式，而劳动者是以直接消费为目的的个体。为不断满足创造剩余劳动和追求财富的欲望，资本就需要“驱使劳动超过自己的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4]。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需要。资本要使劳动者超越现有的需要，就必然通过提高和发展生产力来生产剩余价值，生产出新的消费，扩大消费范围。为此，既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又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3]。如此以来，地域界限、民族界限、民族偏见被打破，更广阔的世界市场被开辟出来，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不同国家生产的新的使用价值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普遍地交换，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各地劳动者的消费，提升了人们的享受能力。

批判的、革命的视角下的资本正外部性是有违于资本逻辑的，是资本为实现价值增殖贪欲不自觉的、无意识的非本意之举，是资本完成其使命的必要手段而非真实目的，其文明的光芒终究难以开启“资本不可遏制地追求的普遍性”的黑暗之门。相较于资本对社会、经济、人文、道德造成的惨不忍睹的诸多负外部性而言，这些正外部性的文明作用显得十分渺小，何况工人阶级为之付出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代价。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实情及肩负的未来使命决定了我们的现实处境：既“苦于现代性的不发展”，从而要大力“发展资本”，又“苦于现代性的发展”，从而要“限制资本”[5]。在资本发展和资本限制之间保持动态平衡，需要竭力发展资本正外部性，设法祛除资本负外部性。社会主义之所以比资本主义优越，不在于有无资本，而在于公共权力有能力扼制和消除资本为追求价值增殖而违背人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倾向，宣扬和激励资本采用文明剥削方式而彰显社会道德和公平正义[6]。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正外部性及相互影响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的社会资本主要有国有（公有）和民营（私人）资本，目前无论是总量上还是对国民经济的作用上，前者仍占主导地位。合理的方式提供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是国有资本存在的基本依据，公有性质要求国有资本的运行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旨趣。资本性人格则要求其以最大限度的增殖为目标，资本贪婪的负外部性和非理性冲动是与生俱来的。但国有资本的负外部性主要是资本经营者的行为而非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要求，可以通过合理设定委托代理机制来限制、调整经营者的行为。并且由于国有资本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占有主体地位，规范和引导着私有资本的健康发展，保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资本文明在经济、社会、生态、政治的和谐发展中以道德责任担当显示了公共利益的正外部性。

首先，国有资本在借鉴西方国家的资本型企业制度的同时，也有效地克服私有资本的缺陷，完成当下私有资本不愿或无法完成的社会目标，保障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协调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由于剩余价值归社会所有，国有企业中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团结合作的和谐关系、较高的工资水平都对私有资本起到重大的示范、激励作用，有利于维护私企工人的合法权益，限制资方对劳方的剥削程度，缓和劳资矛盾。

国有资本在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具有积极的带动作用。国有资本收益增长带来国民收入蛋糕的做大，促进大市场、强政府的目标实现，支撑、引导、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坚持受到价值规律影响的按劳分配方式，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劳动、创造积极性，分享到劳动成果和提升消费能力，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缓解私有资本迅速增长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

国有资本所上缴的巨额利润和税金有力充实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强国家对公共品供给能力和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对改善全体劳动者包括私有企业劳动者的生活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践行“遵法纪、重伦理、行公益”的理念，涌现出一大批遵守法律、注重公益的国有企业和企业家精英，引导私有企业投资、规范私有资本的市场行为，减少私有资本逐利冲动、劳动者权益维护与社会生产协调发展之间矛盾。

其次，私有资本在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起着积极作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私有资本的运行机制、明晰的产权以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都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一致，非公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正外部性主要表现为：一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增强了经济活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主体多元化，形成了多元竞争格局，这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提高经济效率，有利于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仅对国有企业形成了加快改革和发展的压力，而且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建立了参照，有利于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以股份制为代表的混合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有企业建立法人财产权和法人治理结构，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企业内部的制衡机制和科学的决策机制，有利于从根本上改革传统国有企业。三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的很多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提供了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而且成为吸纳社会新增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

国有资本对私有资本的影响力度终究要取决于自身力量对比，国有资本在社会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增大、发展迅速，对私有资本矛盾的影响程度就会加强。为刺激投资，政府既通过直接的手段敦促国有资本加强机场、港口、道路、自来水供应等公共设施的投资，又通过引导、扶持等间接手段强化私人资本投资功能，尤其是利用国有资本带动私人投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资本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体现，能够促进生产力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其负外部性的表现只是局部、个别、暂时的，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层次推进和政府更加自觉、更加有策略地消解这些负外部性，更加自信、更加有能力彰显其公共性，正外部性会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必然会对国民收入倍增产生更加积极影响。

三、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对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的作用各有侧重

两种资本在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他们各自的性质、规模的现实差异，决定了可以发挥各自特殊的作用。

（一）国有资本更关注社会公平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关系中，国有资本在本质上是政府执行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延伸，其投资和运行所带来的外部经济直接关系到倍增目标的实现程度。社会财富增长不一定会自动减少社会矛盾，两极分化下矛盾反而会激化。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大力解决好公共财富的发展问题，共享财富越发达，个人追求私人财富的动机越弱化，越有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和需要满足的最大化[7]。

国有资本是人民当家做主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批判过拉萨尔机会主义离开所有制空谈“平等权利”、“公平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和公平分配离不开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和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国有企业从2003-2011年实现营业收入从1073万亿元增长到3925万亿元，年均增长176%；实现净利润从3 2023亿元增长到194万亿元，年均增长252%；2011年底国有资本总额8537万亿元，所有者权益2917万亿元。2012年11月底央企利润总额11万亿元，已缴纳税金17万亿元，同比增长128%，高于全国同期税收收入增幅3个百分点，是各类所有制企业中缴纳税收增长最高的。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使要素贡献得到有效激励，职工的平均工资比私企和外资还高，2009年全国国企职工年均工资（350 53元）是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18 199元）的2倍，这既显示了公有性质优越于私有性质，又对非公资本改变“富资穷劳”的分配产生了外在的压力。国有资本的壮大和贡献保障了国家在改善民生、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在分配调节力度等方面政策的有效实施，将国有资本做大做强做优落脚于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国有资本是社会公共福利、公益性价值取向的最重要的引领者。国有资本介入的领域有一大部分行业与公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对公众的安全和健康影响很大，政府对此进行严格的规制，国有资本社会公益性特点突出，作用十分重要。因此，以公共效益的正外部性为目标调整和优化国有资本配置，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经济结构改变、投资结构改善重在国有资本的科学配置；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合理变革、利益关系的和谐构建，关键在于国有资本及其收益的社会福利化水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需求与公共服务短缺、低效矛盾的化解依赖于国有资本增殖创造的社会福利让民众普遍分享的程度。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正是党和政府对国有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积极和正确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进步带动和影响作用的期望与安排。

（二）私有资本更注重经济效率

私有资本是典型的市场经济主体，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私有资本的发展与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制度空间，大批国有资本正外部性的大量溢出使私有资本意外获益，其具有的经济效率应该至少不低于典型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私有资本。我国近30年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充分说明其制度的适应性。所以，私有资本是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的生力军。同时，私有资本的正外部性也不能忽视。私有资本形成了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为财政收入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同时，私有资本的迅速发展有利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和安置再就业人员，增加农村居民和城镇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使得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有了保障，缩小了城乡居民之间以及城镇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对促进社会的安定和团结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当然，社会对私营企业的期望是要求企业维护和促进社会公正、公平，平等地保障各方相关利益，企业要确实承担起社会责任，做一个“遵法纪、重伦理、行公益”的好公民，尽早完成由“经济人”向“道德人”的转换。

四、增强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正外部性，促进居民收入倍增目标实现

资本外部性使政府有形之手作用凸显，政府可以通过一些调控手段，诸如税收、奖励、行政干预、法制等实现对外部性的控制，经济学上称之为外部性内化，弥补市场失衡的短板，引导和规范资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健康运行。我国民众对公民权利、社会平等、公平正义意识大大增强，在收入分配方案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方面对政府和国有资本提出彰显公平分配、公有共享的平等、保护弱势群体等更高的要求和更新的期待。政府在制定各项公共政策中的自由选择空间在缩小，有责任对民众日益增长的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增加收入的权利主张和公平诉求作出积极回应。

（一）国有资本“普照之光”：让全民公平分享资本收益

首先，明晰国有资本产权归属，确认全民对国有资本的所有权。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体系，由分配制度改革转向产权制度改革才是解决收入分配的根本，跳出“分配决定论”的怪圈思维，国有资本占有丰富的土地、自然资源和庞大的垄断性经营收益，依据宪法，这些都归全民所有。据估算，全民资产总额达300万亿元，改革的不完善之处在于这些资产没有转化为全民福利。由于国有资本所有者缺位，大部分国有资本收益由极少数的“资本所有者”占有，而绝大多数劳动者只获得了远远低于资本所有者资本所得的工资性收入，公有制经济中全体劳动者拥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实际上被架空，代为行使所有权的行政部门人员和精于官资勾结的国企主管往往以权谋私，在没有市场价格作参考体系的漏洞下，从容地将属于全民的资本收益化为己有，而国企普通职工几乎没有任何有效权利对此予以约束[8]。致使劳分配原则未能得到有效贯彻，全民属性弱化使收入差距拉大。改革的方向应在宪法的框架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把政治上的公有制落实到法律上的产权制度，确认全体国民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并享有其增殖收益，这才是居民收入倍增内核的根本指向。为此，应设立由全国人大领导和监管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负责预算、决算、审计，审查运营效果及投资、收益使用方向，优先用于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上，保障公有共享的正外部性，是回应国民对国有资本福祉诉求、落实国有资本全民受益的可能路径。

其次，开启资本收益社会分红，展示国有资本公共性的光辉形象。分蛋糕体现的是政府良心，人们可以从分配制度上判定政府道德仁义的程度，在分配方面改变立场、超脱自我利益的纠葛、回归公共利益的国有属性本位是政府和国企高管良知的展示。实现社会公平分配、促进社会平等是国有资本最为重要的正外部性定位。2004年以来，我国国有企业上缴红利比例过低（分为15%、10%、5%和不上缴四等），而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是30%-40%或者更高。在2012年5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我国承诺稳步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增加上缴利润的国企数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巩固社会分配公平的基础，避免成为社会分配不公的助推器，对于政府而言，要推动全国人大对《企业国有资产法》进行重大修改，规定国有资本上缴中央财政的利润数额随GDP同步增长，确保八成以上利润用于民生领域，使普通民众通过政府加大转移支付而提高收入水平，加大垄断行业的税收上缴比例，严格执行个人所得税税率，对违法逃税者进行重罚，培育其回报社会、尊重税法的理念。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要超越传统意义上以较低的效益创造较多的就业机会，重点是尽快实现资本收益全民分红，扭转红利大部分取之于国企、又用之于国企的内部循环，将分红实实在在投入公共事业和社会保障，既减少普通群众公共消费支出而增加现有收入的实际购买力，也可改变国有资本的海外形象和国际声誉。

再次，完善企业内部公司治理，把高管的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作为经济社会运行轴心的国有资本，其自身的分配公平与否关乎整个社会的分配正义。高管自定天价薪酬而侵蚀全民所有的公共收益、劳动力价格双轨制下体制外的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待遇极其低下现象非常突出。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11年我国农民工月均收入为2049元，仅为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30%，可以类推的是与国企高管相比，差距更是惊人，而且农民工工资经常被拖欠。人社部《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指出，我国企业工资分配中高管收入增长偏快，部分高管收入水平过高，已成为拉大整体收入差距、影响和谐劳资关系的重要因素。所以，一方面要消除国企内部身份差别，加强监管约束权力。推行领导层由职代会选举与股东会任命像结合，突出职代会、党委会、工会的民主监管权力。国有资本经营绩效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的政策红利有关，并非高管自身的人力资本贡献，其薪酬总的原则应以国家公务员薪酬和职工平均工资为基础，根据企业履行国家政策目标情况和经营绩效通过年薪和奖金来体现，绝不能以资本得利的形式呈现[9]。另一方面，发挥国有资在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升的正外部性，必须坚决依靠广大工人群众来削弱特权，建立领导、科技人员、职工相结合的共议共决机制。还有，要积极培育为国有经济服务的企业家。2013年1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02版批央企高管为“提拔无望官员肥缺”。由于固有利益格局的阻碍，央企人事管理仍存在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不足的问题，央企高管异化成特权阶级。国企高管大多是由中组部任命，其中有许多是年龄偏大、提拔无望的官员，亦官亦商，市场化定价的要求与行政级别的享受相冲突，于是，既享受垄断带来的内部人分配利益，又阻碍国企红利上缴和全民分红。不管是组织任命还是市场招聘，都要严把人才质量关，使具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有管理能力、懂某种专门业务的优秀可靠人才进入管理层。

（二）私有资本的现代文明：让工人参与价值分配

现阶段，资本正外部性既可能来源于资本自身大而虚幻的实质道德，也可能是基于规则与政府力量的形式道德。当前绝大多数劳动者在非公企业就业，尤其是26亿农民工，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老龄化社会逐步显现，网络技术迅速发展，彻底改变了我国资本的生态，要求私有资本的收入分配方案更多地体现出对公平正义的呵护、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首先，加快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行业性和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立法，诸如《工资集体协商条例》、《国家行业职工工资条例》等，为“倍增”助力。日本上世纪60年代“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与俄罗斯上世纪末“全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顺利实现与立法完善关系密切。从国内外实践看，工资集体协商是保障职工工资正常增长的一个法宝，通过单独立法对工资集体协商进行完整地规范，强化工资集体协商的法律刚性，细化工资集体协商的具体内容，规范工资集体协商的谈判程序，严格工资集体协商的法律责任，劳资双方均可聘请专业人员作为双方的顾问列席协商会议，在协商不成时政府加强干预以促成协商，及时解决工资分配中的重大问题，有利于破解工资集体协商中企业不愿谈、工会不敢谈、职工不会谈的问题。国家要尽快通过完善工资立法，全面建立与经济发展及物价增长相适应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在当前物价上涨幅度大、工资水平偏低的情况下，要坚持做到最低工资标准每年调整一次，任何单位和任何工资分配形式都要执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规定，否则要追究法律责任，以形成最低工资标准随经济发展逐步提高的正常调整机制。

其次，改善劳工保护和健全工会组织。整个社会资本都面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面临大浪淘沙的洗礼，私人资本明智的选择是由单纯关心企业利益增长转向社会协调发展，由实现个人先富转向以提高企业员工工资福利、实现共富，通过技术、产品、服务创新达到社会创新，赢得更多利润和长期发展空间。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符合刑法有关犯罪的构成，应当用刑法来调整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全国各地暴力讨薪、跳楼讨薪等事件不断见诸于报端、网络等媒体，将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纳入刑法进行规范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实现劳资关系的和谐。先制定地方性法规，将劳动合同签订、信用评估、应付工资凭证、工资保障金制度、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及政绩工程引咎辞职等纳入规定，对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法定代表人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用工单位，可提出罢免该人大代表或撤销该政协委员资格的建议等等。

再次，私有资本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和反哺工人的精神福利。借鉴日本企业实行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等举措，对员工实行股权激励，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形成职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融洽劳资关系。为进一步增强职工对企业的忠诚度，顺应新生代产业工人对尊严和幸福感的新期待，着力满足他们的人格尊严、心理健康、情感寄托、文化娱乐等精神福利，安排更多的休息、休假时间、增加工人间交流机会、解决子女入托、上学、提供培训机会等，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利益，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既为企业增加利润，又因为职工收入与企业劳动效率同步增长而增加自己的收入。

五、结语

十八大全面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使社会主义不是仅仅留存于话语体系中的乌托邦，而是一场国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宏大社会实践运动。各社会阶层利益诉求多元化注定通往共同富裕道路会充满坎坷和艰辛，作为肩负国计民生大任的国有资本需要在实现保值增殖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之间达到和谐，作为负有一定社会责任的私有资本需要在谋求物质利益和回馈社会之间寻求平衡。资本的正外部性既是资本本身的问题，更是规则和政府监管问题，一方面通过道德自律践行美德、伦理，让唯利是图的经济人蝶变为利己利他的道德人；另一方面通过法制建设与严格执法的方式，让正外部性取代负外部性成为资本的显性基因，并逐渐上升为一种传统、一种文化。资本在政府有效规制和调控下极力抑制自身不道德的负外部性和充分发挥公共利益的正外部性，为缓解收入分配不公、为全民提供廉价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为践行居民收入倍增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一场社会资本深刻变革给普通群体带来的红利盛宴值得期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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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晓宁，马启民.中国劳资收入分配差距与关系失衡研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6）：57.

[9] 谢地.国有经济的身份与地位：法经济学的视角[J].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0（10）：147.

Abstract：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residents′ income multiplication goal. State-owned capital is the leading force to realize residents′ income multiplication， and private capital is the major force. We should not only carry on positive externalities of all kinds of capital， but also reveal the advantages of publicity and public welfare of our country state-owned capital more confidently and more consciously. Through the system arrangement to promote capital aggregation positive solution， we will realize the income multiplication equilibrium，economic progress and social harmony.

Key words：state-owned capital； private capital；positive externalities； residents′ income multiplication；material basis

（责任编辑：李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