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飞雪　宋蔚姣

茶叶贸易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政府的一项大的税收来源，它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可以与粮食、食盐等比肩。从宋代开始，政府榷茶以发放“茶引”来管理茶叶交易。

明清以来茶叶贸易因袭前代，由户部负责茶引数量和印引、放引，商人赴部领销或由产茶州县负责招商发引，征收课税。商人凭引到指定地茶场、园户买茶，在指定时间内、以规定数量卖茶。沿途设批验所或关卡验引之真伪、时间、数量。过关引票截角，卖茶后引票缴回所属地方或州县。地方和州县封送户部。引票一年一清。从明嘉靖始川茶又有引岸制度，规定各销售地区的商引数额，持引商人从采购到销售的口岸和路线均有明确规定，不准越岸经商和中途贩卖，政府得以严密控制茶商的活动。川茶贸易还将茶引分为边引和腹引，针对四川藏区、西藏、青海等地用于茶马互市交易的茶叶适用边引，于四川内地销售的茶叶适用腹引，他们各自有一套从茶叶生产、采摘、炮制、包装、采买、配发、道路、销售等方面的一系列规章规则和风俗习惯。民国初年，全国其他产茶区域放弃茶引制，唯有四川对这种有着封建性质的计划控制购销方式不放弃，继续发放茶引的变通形式——茶票，安排茶叶的产供销。

民国时期政府调整和改变茶叶贸易管理方式，但四川地区因其地缘政治和区域经济的特殊性，茶叶经营从茶引制到营业执照营业税方式经历了一个反复往来拉锯式的变通，才彻底放弃一千年来形成的茶叶贸易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