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器上的吐蕃宝马与骑士形象

2014-06-09霍巍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1期

霍巍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64）

马在吐蕃社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多方面的，吐蕃人与马有着千丝万缕的情缘。马年说马，不能不提到吐蕃美术中扬蹄奔腾的骏马和马上英姿勃勃的骑手们。然而，在流传于世的吐蕃美术史资料中，有关吐蕃宝马和吐蕃骑士的形象却十分罕见。近年来，香港梦蝶轩收藏和展示了一批吐蕃系统金银器[1]，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实物标本，使我们可以从中一睹吐蕃宝马的英姿和吐蕃骑士们的形象，并且观察到若干具有历史意义的细节。

一、金银器饰片的表现内容

在这批金银器中，其中一件为骑射武士鎏金饰片（见图1、图2），饰片长31.1cm、宽17.4cm[2]，骑者头缠低平的头巾，上衣着紧身三角形大翻领长袍，长袍的衣襟、袖口和肘部等处带有花纹镶边。人物的嘴下有浓密的络缌胡须，双手拉弓欲射，腰系带，其上垂挂有长条形的箭囊，腰后露出悬挂的带有花纹的刀柄，脚套在半圆形的马蹬之中。骑者身下的坐骑体格强健，肌肉发达，四蹄奔腾，攀胸和马鞦上悬挂的杏叶随着马匹的飞奔凌空飞动，气势逼人。牌饰的背面残存有带黑漆皮的薄木片，上面用金钉将牌饰与木片钉缀在一起，可知其原来应为某件木质器皿上的装饰物（见图3）。

与这件骑射武士形象可作比较的是青海郭里木出土的一批吐蕃棺板画上的人物。在目前所发现的几块青海吐蕃棺板画上[3]，都出现有骑在马上或牦牛上追杀、射猎的骑士形象，他们都是低身骑伏于马背之上，拉弓搭箭欲射，骑士们都身穿三角形大翻领紧身长袍，衣襟、肘部、袖口等部位有织锦镶边，人物身下的坐骑扬蹄飞奔（见图4、图5、图6）。无论从服饰特点、所执武器和马具装饰等方面来看，都和这件骑射武士牌饰上的人物有着相同的特点，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共同特征。在欧亚草原文化当中，这种骑马狩猎的武士形象十分常见，如在波斯萨珊王朝的银盘上，骑在马上引弓欲射的狩猎图案成为波斯贵族在银器上的时尚装饰（见图10），上面的波斯狩猎骑士与吐蕃骑士的形象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图1 骑射武士鎏金饰片

图2 骑射武士鎏金饰片头部

图3 骑射武士鎏金饰片背部

图4 青海郭里木吐蕃棺板画上的骑士形象

图5 青海郭里木吐蕃棺板画上的骑士形象

图6 青海郭里木吐蕃棺板画上的骑士形象

梦蝶轩收藏的另一件银饰片则可能是一位吐蕃贵族的形象，饰片长26.6、宽31.1厘米，重112.5克[4]。和图1这件策马奔腾武士的形象相比，对于这件饰片上的骑手，银器制作的吐蕃艺术家们似乎更加注重表现他神情的悠闲和宁静。骑手所乘骑的马匹装具齐全，配有图案精美的马鞍，骑者手牵缰绳，面带微笑，正在引马缓步前行。他的服饰特点也是头部缠有低平的头巾，身穿着一件带有镶边的直领交叉式对襟长袍，不仅将全身加以包裹，而且遮盖住双脚，将马镫空悬在马腹之前。骑者头巾下露出卷曲的头发遮盖住耳际，直鼻小口，面相丰颐（见图7）。这位骑马人的装束也令人很容易联想到青海郭里木吐蕃墓葬出土棺板画上的人物形象，骑者身穿的这种直领交叉式长袍最典型的例子如郭里木一号棺板画A板毡帐宴饮图中帐门外两侍从的服饰，帐门右侧一人身穿浅蓝色长袍，袖口镶白色宽边，衣领为绛红色，直领相交垂至腹前掖入束带之内，透过衣襟可以看到长袍内所著白色内衣。帐门左侧一人的袍服式样与之相同，唯服色为浅绿色。类似这样的袍服在帐外射杀牦牛图中也可见到。在大帐的右边棺板高帮的右上角上绘制的这幅图案当中，中央一人正张开强弩对准被拴系在树桩上的一头牦牛，其服饰为头结高筒状头巾，身穿直领交叉式长袍，直领掖于腰间，双领饰有红底蓝花。在他的身后站立有四人，两人手持“胡瓶”和高脚杯侍酒于侧，两人袖手观望，当中左侧一人身穿深红色直领交叉长袍，衣领在腹前束于腰带之中，头上缠盘低平的头巾，与其它人物身穿三角形翻领长袍的式样有所不同（图8、图9）[5]。通过比较青海郭里木吐蕃棺板画上的人物形象，这件银饰片上的人物很可能是一位吐蕃贵族的形象。

图7 梦蝶轩藏吐蕃贵族像银饰片

图8 青海郭里木吐蕃棺板画毡帐宴饮图

图9 青海郭里木吐蕃棺板画帐外射杀牦牛图

图10 波斯萨珊王朝的银盘上的狩猎图

二、马在吐蕃社会的重要作用

公元7世纪以后，随着吐蕃政权不断强大和扩张，吐蕃铁骑不仅横扫青藏高原，其兵锋所向也一度称雄于亚洲腹地。7世纪后半叶，吐蕃已经征服了驻牧于今青海、甘肃、四川西北一带的吐谷浑、党项、白兰等部族，占据了今青海省境内的黄河以南、青海湖以西等地。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吐蕃乘机攻占唐河西数州之地，从763年以后，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势力一度延伸到中亚、克什米尔和北印度，以及通过今阿富汗到达伊朗的通道。在吐蕃最为强盛的时期，整个西北地区大致以甘肃的河西走廊到新疆的天山一线为界，以南的地区和民族均归吐蕃统治，并一直延续到9世纪中叶。不仅如此，从唐朝初年开始，吐蕃还与泥婆罗、天竺、勃律、迦湿弥罗、吐火罗、大食等南亚和中亚国家也曾发生过密切的接触，甚至一度攻占过上述国家的局部地区。吐蕃持续扩张的结果形成为一个强盛的地方政权，这当中既包括吐蕃实行的一般地方制建千户、翼，也包括其藩国和殖民地。

吐蕃的军事力量之所以如此强大，以其机动性极强的骑兵而久负盛名。吐蕃本土原就多有水草丰茂的牧区可供应战马，在占领了原为吐谷浑人统治的青海湖地区之后，还得到了吐谷浑人的良马——“龙种驹”，据称这种号为龙种的良马具有波斯马的血统，可以日行千里[6]。除了重视马种改良之外，吐蕃人对战马的训练和医治也十分精心，在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书P.1065《驯马经》残卷和P.1062《医马经》残卷中，对于马的奔驰和骑士的驾驭能力、战马受伤后各种治疗方案等都有详细的记载。

正是由于具有品种优良的宝马和骑技高超的骑手，在吐蕃广阔的统治区域内，才有可能建立起有效的信息传播系统和社会控制系统。吐蕃对西域的控制，利用快马飞骑建立起的吐蕃驿传制度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唐人文献中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蕃法刻木为印，每有急事，则使人驰马赴赞普牙帐，日行数百里，使者上马如飞，号为马使”[7]。张广达先生考证认为，唐人文中记载的“马使”，因马、鸟二字形近易讹，应作“鸟使”，并举出敦煌古藏文写卷中若干例证加以论说，其说甚为精当[8]。但“飞马使”为何被称为“飞鸟使”？我认为这不完全能用字形相近易讹来加以解释，很可能时人是用以比喻吐蕃良马和吐蕃骑手纵横驰骋、日行千里，如同天空中飞行的飞鸟一般快速的赞美之词，因此，才将这些吐蕃快骑手们誉为“飞鸟使”。这里可以举出一条佐证材料：王尧先生在其《吐蕃占有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探索——敦煌藏文写卷P.T.1083、1085号研究》一文中曾注意到，P.T.1083号卷子的印章是一个具有双翅的飞兽，他认为这个图案表示的可能是“飞狗或飞马”[9]，但我认为如果联系到唐人文献记载中称“马使”的语境来考虑，这个图章所要表达的含义显然应当是飞马而不是飞狗，用长出双翅的飞马来表现这些“日行千里”的吐蕃良马和骑在马上奔驰千里的吐蕃骑手们，是再形象不过的了。

正因为马和吐蕃社会生活和吐蕃民众这种如同骨肉般的亲密关系，吐蕃人不仅生前喜爱自己的良马，死后更是要用马作最重要的随葬品。吐蕃时期的苯教史料中反映出，马在苯教丧葬仪轨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大体上可以起到三种作用和功能：其一，在死者前往地下“安乐地界”的途中，有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而献祭给死者的马匹可以作为他死后的坐骑，为死者引路，帮助他渡过这些难关。其二，这些动物还可以作为给害人精灵的赎品，作为死者的替身，使地下的精灵不伤害死者。其三，为死者提供来世的牲畜。在敦煌古藏文写卷中，不仅详细地论述了马匹在丧葬仪轨中的作用，还对“马匹仪轨作用的起源”也有专门的章节加以描写[10]。此外，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42中所述的吐蕃苯教丧葬仪轨中，还将殉祭的良马分别称之为“大宝马”、“小宝马”、“香马”[11]，足见吐蕃人对于良马的挚爱之情。

考古材料显示出，在吐蕃时期各个不同等级的墓葬前面，往往都排葬有殉葬动物的祭祀坑，而这些坑中最为多见的是殉马坑。例如，经过考古发掘的青海都兰吐蕃一号大墓封土丘正南面平地上，发掘出土27座陪葬坑及5条陪葬沟，其中5条陪葬沟中共葬有完整的马87匹[12]。一次埋葬如此众多的马作为死者的随葬品，反映出死者是希望将他生前的马队完整地带入到地下世界，伴随他在地下继续生活。这种在墓前以排葬的方式殉祭活马的作法在吐蕃时期墓葬中曾多有发现。如山南乃东县切龙则木墓地M1前有两处动物排葬坑，一前一后呈南北向排列在墓前，皆为长方形的竖穴，其中经过发掘清理，在一号坑内共发掘出土五具马骨架，五具马骨架出土时依次排列，皆头北尾南，首尾相接，面西侧卧，清理中未发现有挣扎的迹象，有可能系先被处死之后再葬入坑内。二号坑共发掘清理出残存的马骨架三具，葬式与一号坑内的殉马相同，由于此坑南部曾被破坏，因此从残存迹象上分析原来坑的长度超过9米，殉马的数量至少也当在4匹以上[13]。朗县列山墓地也发现28条这样的殉马坑，其中经过发掘清理的K25内共葬入9匹马，骨架完整，上面压有大石，表明系用活马殉葬[14]。

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P.T.1287“赞普传记”条下，记载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曾与韦氏义策及其父兄子侄等七人举行过类似的盟誓，赞普赤松德赞的誓词云：“义策忠贞不二，你死后，我为尔营葬，杀马百匹以行粮，子孙后代无论何人，均赐以金字告身，不会断绝……吟唱已毕，（义策）父兄弟辈七人共同盛大而隆重酬谢天。盟誓时赞普手中所持圆形玉石，由甲忱兰顿举起奉献，此白色圆玉即作为营建义策墓道基石”[15]。一方面可见，在吐蕃赞普为其部属举行的盟誓当中，“杀马百匹”代表的已是一种高规格的丧葬等级，青海都兰吐蕃一号大墓杀马达87匹之多，基本上接近这个数字，说明死者的身份等级很高。属于吐蕃系统的高原民族也接受了这种以活马殉葬的丧葬风俗，如《册府元龟》所载“附国”条下记载，“附国在党项西南数千里……死后十年而火葬，其葬必集亲宾，杀马动至数十匹，立其祖父神而事之”[16]。而从另一个角度观察，马在生人与死者之间，尤如架设了灵魂相沟通的桥梁，可以穿越生死，跨过阴阳两界，承载死者的亡灵升往天国，其在文化上的特殊意义更值得关注。

三、金银器饰片上反映出的吐蕃时期的文化交流

从梦蝶轩收藏的这两件制作精美的金银器上，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其他一些有趣的细节，从中可知吐蕃时代的艺术家们是如何对马的形象加以生动描绘的。例如，吐蕃马镫的发现和吐蕃马尾的装饰方法就是其中两个显著的例子。

如同中外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马镫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它的出现将骑马者与马结为一体，战马更容易驾驭，骑马者更加稳健安全，从而使得骑马术和战术都得以大大改观，骑兵在战争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有意见认为，根据中国目前发现的考古资料，马镫可能最早出现于中国东北公元3～4世纪鲜卑人的活动区域，以后才扩散到各个地区。东西方马镫的形态十分丰富，但总体上可以分成长直柄马镫（又称为直柄横穿型马镫）、壶形马镫、8字形马镫三个大类。长直柄马镫的特征是套在脚上的镫环上方有一个长直形的柄；壶形马镫整个马镫形似圆壶，可将足前部包住；8字形马镫的整个形态如同阿拉伯数字的“8”，上面为系拴用的圈鼻，下接镫环[17]。然而，这两件吐蕃金银器上的马镫都不能简单地将其划入上面任何一种类型当中，而更像是长直柄马镫与8字形马镫的一种巧妙结合。我们可以观察到，马镫的柄部上方连接有一个下垂的直柄，直柄的下端又与一个半环状的镫环相接，这种独特的马镫形态或许正是吐蕃人的发明创造，总体的时代特征应在公元8世纪以后。马镫在吐蕃骑士们的脚下，有如猛虎添翼，可以更加自如地驾驭身下的座骑向前飞奔，在速度的掌控和增强在马上的稳定性方面，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图11 于阗丹丹乌里克7号遗址唐代木板画

此外，在上述这件骑马武士鎏金牌饰上，还可以观察到马尾被束结起来的情形，这与青海出土的吐蕃棺板画上的战马马尾的束结方式也是完全相同的，应是中古时期一种对马匹的装饰性做法。其目的，可能一是让马匹在疾速飞驰时马尾不至于散乱，二是让其具有美观的价值。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唐代对马匹的装饰可谓从头至尾，不遗余力，时人不仅采用了杏叶、牌饰等各种金属装饰品装饰于马匹纵横交错的带具之上，而且对于马鬃、马尾也采取剪毛、束结等方式加以装饰。例如，对于马鬃，多采取剪毛成三束、二束、三束、五束的装饰方法，日本学者深井晋司对这种马鬃装饰的方法论之甚详，认为其主要受到来自伊朗高原、波斯萨珊等欧亚草原民族马体装饰的影响，也是所谓唐人文献中所载“三花马”、“五花马”的来源[18]。但是，对于马尾加以束结的装饰方法却很少有人论及。吐蕃金银器上出现的马尾束结的图像，无疑为中古时期欧亚草原骑马文化对中土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资料。笔者注意到，类似的材料并非孤例，过去在西域“丝绸之路”也曾有过发现。如在英人斯坦因发现于于阗丹丹乌里克7号遗址内的一件唐代木板画（斯坦因编号D.Ⅻ.5）上，分为上、下两层分别绘制有骑马和骑骆驼的神像，可以观察到其中骑马者身下的宝马身色呈彩花形，尾部则用彩带加以束结（见图11）[19]。荣新江先生认为，这些木板画本来应当属于丹丹乌里克（唐朝时称作“杰谢”）的佛教社区，但是这些木板画上的神灵却又具有明显的拜火教神灵的特点。所以很有可能是信奉粟特宗教的旅行者将他们的异教神灵镶入到了佛教的万神殿当中[20]。由此推测，丹丹乌里克遗址这些木板画上的骑马者很可能是来自异域的粟特人或中亚旅行者，而他们身下的宝马马尾束结的方式，也应是源于欧亚草原文明。如果这个推测不误，那么吐蕃宝马马尾束结的装饰方法，也从一个细微的侧面反映出吐蕃与西域之间乃至更为广阔的欧亚草原文化之间密切的交流与联系。

以往发现的吐蕃系统金银器中，大多为造型比较简单的容器、牌饰和人体或马具上的装饰性小件器物[21]，人物形象极其罕见。梦蝶轩新近入藏的这批吐蕃金银器当中，这两个骑马人和他们身下的坐骑却极其生动、细腻地为我们展现出唐代吐蕃宝马、吐蕃武士和贵族们的形象，这是十分难得的。虽然让人不无遗憾的是由于它们非经科学考古发掘所获，其出土情况和考古学背景资料已不得而知，但对于唐代吐蕃文明史的研究而言，却是吐蕃美术史上一批新的材料，无疑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

[1][2][4]金曜风华·赤猊青骢——梦蝶轩藏中国古代金饰之Ⅱ[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124,126.

[3]《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辑《青海专辑·下辑》收录的一组文章介绍了青海吐蕃棺板画，即：程起骏：《棺板彩画：吐谷浑人的社会图景》；罗世平：《棺板彩画：吐蕃人的生活画卷》；林梅村：《棺板彩画：苏毗人的风俗图卷》，参见该刊第84-98页。

[5]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J].文物,2006(7):图一一。另可参见《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辑《青海专辑·下辑》第85页图2、4、5。

[6]《隋书·吐谷浑传》：“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世传青海骢者也”。

[7]（唐）赵璘.因话录(卷七·角部)[M].

[8]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兼论敦煌行人部落[G]//敦煌吐鲁番研究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

[9]王尧.吐蕃占有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探索——敦煌藏文写卷P.T.1083、1085号研究[G]//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王尧,陈践,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02.

[10](法)石泰安.敦煌吐蕃文书中有关苯教仪轨的故事[G]//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四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202-218.

[11]褚俊杰.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古藏文写卷P.T.1042解读[J].中国藏学,1989(3):27.

[12]许新国.中国青海省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G]//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大阪经济法科大学.7～8世纪东亚地区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13]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乃东县切龙则木墓群G组M1殉马坑清理简报[J].文物,1985(9).

[14]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朗县列山墓地殉马坑与坛城形墓试掘简报[G]//西藏考古(第一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