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 人

潘建伟 中国梦更有胸怀也更完美

文/科 人

1996年潘建伟刚到奥地利求学时，导师问他的梦想是什么？他说是将来在中国也建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光学实验室。2001年，已拿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实验物理博士学位的潘建伟开始在国内建立实验室。

“做着做着我又希望把研究成果推向实用化，能对国家做出一点贡献。”潘建伟说，自己正在做的事，光靠一个人不行，是一个团队在做，这就是我们有共同的梦想；那么，很多科研工作者一起在做贡献，则创新驱动、科技兴国的中国梦就能够得以实现。

潘建伟认为，中国梦和美国梦有很大不同，美国梦在我看来更多的是追求个人理想，只要每个人都做得很好，这就是对国家好。而中国梦更像是我们共同的梦想，通过每个个人去实现。因此中国梦更加有胸怀，是更加完美的梦想，所以也可能更加持久。

我们热爱科学，但我们更爱我们的祖国

潘建伟，1970年3月生，浙江东阳人。1992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1995年获该校理论物理硕士学位，1999年获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实验物理博士学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量子物理与量子科技前沿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中科院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先导专项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量子系统的相干控制先导专项首席科学家。

2008年回国前，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潘建伟，问他为什么回去？“我的回答是我们热爱科学，但我们更爱我们的祖国。”潘建伟说，其实作为中国人，只要在国内能开展工作，肯定都会回来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人家可能还会问，你为什么在国外待了这么久？我的回答是国外在很多知识和技术上要好一些。”1999年，潘建伟做完了博士论文。他说，一般认为这时就可以回来了，但其实博士论文完成时，你才发现你只有一只脚踏进了科学的殿堂。

随着在国内开始建实验室，潘建伟发现还需要很多各种各样的技术和设备，他把懂的教给他的学生，不懂的就去请教他的老师和在国外的同事。到2003年，潘建伟感觉能在维也纳掌握的技术基本都掌握了。

但发展量子存储需要的冷原子技术在德国海德堡大学非常好，潘建伟又转战德国待了5年，那期间还从国内招了五六个学生到海德堡。“到2008年，我们觉得对于自己想做的研究基本上已经有能力了，所以就同时回来了，这个让我觉得特别好。”

尽管当时回国已经是2008年，但潘建伟说，他当初出去就从没想过不回国。“我是中国籍，永远的中国籍。”

人除了物质需求外，还有精神需求

潘建伟认为，人是一种高等动物，除了物质需求外，还有精神需求。他说，一位从事过中子弹研究的老科学家告诉他，当年核武器研发时，研究所门外的墙上地上，写满了“我们爱你”、“你们为祖国做出了贡献”等话语。所以，尽管他们住的是非常小的房子，物质生活也很匮乏，但得到的却很多。

“在精神上能够得到这样的满足之后，对物质的需求就开始变弱了。”潘建伟说，现在留学生主要有两种，一是真正从事科研的，如果觉得回来无法发展自己的事业，则可能会考虑留在国外。但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一旦祖国需要，召唤他，他肯定会回来。“我当时如果回来啥也干不了的话，我可能也会先选择留在国外，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些，然后再回来。”

另一种留学生主要在企业里做，加入了外国籍，但他们的心里肯定是向着中国的，就像在看中外体育比赛时那样，这是在另外一个层次上爱国。“应该鼓励我们的学生出去。现在公派出国都还要签个协议。随着国家的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觉得这也可以改变。”

潘建伟说，德国就很愿意给出国留学生奖学金，认为德国学生在国外干的越好就越好，而一旦国家需要时，这些学生就会回来。“我也有很多同学在美国，但过了很多年之后，他们变得强大之后，就有不少回国来创业的。我坚信每一个人都是爱国的。”

为了科研合作的方便，潘建伟目前兼任德国海德堡大学的荣誉教授，每年会在德国呆4-6周。“从感情上讲，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移居国外，我出去的目的是为了回来能更好地服务于我的祖国。但是我也能理解别人为了生活的方便而做出他们各自的选择。”

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何时花落中国？

在百度上搜索，会发现很多网民都把未来中国获得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的希望，跟潘建伟的研究联系在一起。潘建伟有关实现量子隐形传态的研究成果于1998年入选美国《科学》杂志“年度十大科技进展”，并于1999年同伦琴发现X射线、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等影响世界的重大研究成果一起被《自然》杂志选为“百年物理学21篇经典论文”。

由于潘建伟在量子通信、量子计算以及多光子纠缠操纵等量子信息实验领域中做出的杰出贡献，自2003年以来先后被授予奥地利科学院Erich Schmid奖、德意志研究基金会尼托奖（Emmy Noether Research Award）、德国洪堡基金会索菲亚奖（Sof ja Kovalevskaja Award）、欧盟玛丽·居里杰出研究奖、欧洲物理学会菲涅尔奖、美国物理学会“Beller讲席”、欧盟ERC研究奖（ERC-research Award）、国际量子通信、测量与计算学会（QCMC）的最高奖：国际量子通信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中国青年科学家奖”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等国内外荣誉奖项或称号。

对于是否会得到诺贝尔奖的提问，潘建伟说，这个领域很好，从2005年以来已经有两次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另有两次沃尔夫物理学奖，我的导师也在这些获奖人之中。很难说这一奖项会不会很快落在中国人身上，但这几年国内的科技事业发展很快，国内已经有几项工作是属于诺贝尔奖级别的了。随着这类工作越来越多，我相信我们中国在物理研究领域，在不久的将来，应该有人获奖。

我们的优势是体制弱势是成果产业化

2012年英国《自然》杂志在评价年度“国际十大科技亮点”时专门讲到，中国经过十年的努力，由十年前在量子通信方面不起眼的国家，已经成长为世界劲旅，将领先于欧洲和北美。

为什么这几年中国在这一领域发展得比较快呢？潘建伟认为，这与我们的体制有关，中国的体制有很大的优越性。我们国家是一旦认定要做什么事的时候，在投入和各种支持上是非常有效的，是一个高效的体制。

这一点我的导师就非常羡慕，中国和欧洲本是竞争的，它想做量子卫星，我们也想做，但是欧洲总在进行一轮又一轮的讨论，是低效的，所以我们走到前面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有人跟我说，站在我背后的是整个中国人民。”潘建伟说。

但潘建伟同时指出，我们的弱势是产业化。前沿的基础研发是国家来支持，那么跟产业相关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按道理企业是有兴趣来支持的，但是大多数企业所感兴趣的是，自己是不是两年就可以收回成本的问题，三年就可以赚好多好多钱？就是说只对成熟的产品感兴趣，对前端的投入没有兴趣。但有时候对前端的投入，企业能得到的利益更大。

“所以在国内，我们很难找到企业愿意支持我们的研究。”潘建伟说，美国亚马逊的老总1999年就投入了好几亿美元来搞量子研究，但它到现在还没有产业化，还要过个三五年，但在中国则根本不可能。这是我们的一个弱势。

来源：国际在线（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