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 进，王浩宇，余文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6）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全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经历了30年的经济的高速增长，也面临着环境的巨大挑战。多年来国内外学者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去探寻解决生态转型的途径，但收效甚微。近年来，人们逐渐系统的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产生，不仅仅是来自技术方面，而且还来自包括消费者、政策、基础设施、文化等各个方面。要彻底解决环境问题，不能单纯的对现有技术进行革新，还要从整个社会系统转型的层面来探究。

战略小生境管理 (Strategic Niche Management,SNM)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论而兴起的，该思想起源于演化经济学[1][2]。战略小生境管理理论由Kemp等（1998）首次提出[3]。从学术理论联系上来看，战略小生境管理同技术转型理论（Technological Transions,TT）、多层次视角（The Multi-level Perspective,MLP）有着密切的关系[4]。MLP阐述了社会技术系统的结构。系统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具有社会功能层次的系统中，如交通系统、通信系统、能源供应系统等，技术及其产品对实现这些社会功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交通系统中的汽车、轮船和飞机，通信系统中的电话和互联网等。但是技术本身并没有力量，它只有与社会中其他要素，如规章制度、用户实践、市场、文化、基础设施、生产和销售网络等联系在一起才能发挥其作用，这些要素的集合就构成了“社会技术系统”。MLP按照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将社会技术系统划分成社会技术情境（Socio-Technical Landscape）、社会技术体制 （Socio-Technical Regime）和小生境（Niche），其中，小生境是创新出现、发展和走向成熟的地方。战略小生境管理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对发展成功的小生境环境进行模拟，加速创新的发展[5]。在一个小生境里，创新同用户实践、规则等元素一起发展，因此，战略小生境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由技术升级来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方法，而是技术与社会共同演化，以实现社会系统的转型。

在提倡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战略小生境管理为解决我国所面临的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和方法。当前，生态转型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基于战略小生境管理对这一新的视角关注不多。本文试图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我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并对战略小生境管理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加以深化和讨论，以期进一步解释小生境发展的内在规律。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Niche一词起源于生物学，国内有学者翻译成利基，也有翻译成小生境。在生物学中，它是一个为某种生物的生存繁殖提供保护的生态系统。而在管理学中，一些学者将这样一个概念运用到了转型的研究中——社会的转型不是一朝一夕的，新的技术从小生境开始孕育，通过在小生境内的培育发展而走向成熟，最终替代现有的技术，促使整个社会技术系统完成转型，这样的研究被称为战略小生境管理。战略小生境管理是基于小生境在整个转型中的重大作用而提出的管理思想，转型是一个多层级的复杂的过程，无法人为的加以控制，但却又不是盲目的。其中，对转型过程进行有目的的引导从而加速某些领域的转型是可以实现的，因此，通过对战略小生境管理的深入研究可以更好的实现既定目标的转型。战略小生境管理的思想起源于演化经济学，Rip和Schot首次将这一概念用在技术转型理论上，[6][7]Schot,Hoogma和Elzen则第一次对小生境做出了准确的定义，他们认为小生境是“创新出现并走向成熟的地方”。[8]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学者们在战略小生境管理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在早期的研究中，“小生境”一词并没有同“引导社会系统进行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演化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学者才频频强调小生境对于可持续发展中的激进式创新的重要意义[9][10][11][12]。Levinthal认为小生境的本质其实是一种选择环境，而选择环境的不同为存在其中的技术提供了不同的发展方向，从而触发了不同的演化路径[13]。一个成功的小生境技术演化进程表现为：创新在技术小生境中形成，然后攻占市场小生境，最终占领并改变体制。

在确认了小生境即为选择环境后，一些学者又试图去探寻什么样的选择环境可以使一个创新在小生境中走向成功。通过研究，有学者发现，在一个发展成功的小生境中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被称为小生境内部三个进程[14][15]，而正是这三个进程塑造了小生境的内部环境。第一个进程是期望的形成，创新期望反映了行动者的研发意愿。第二个进程是创新网络的构建，创新网络包含工程师、公司、用户、政策制定者、企业家等等相关行动者。创新网络使行动者间的交互成为了可能，这种交互因为行动者间长期的合作使社会网络变得越来越稳定，而稳定的创新网络也会吸引更多的行动者来参与进来。第三个进程是扮演重要角色的学习过程，学习过程是行动者通过学习对新技术加以改进并使之满足用户的需求，因此这一进程极大的增加了小生境创新的成功可能性。学习过程是多方位的，包括技术设计层面、市场和用户反应、文化和象征层面、基础设施、产业和产品网络、政策法规以及社会和生态环境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提出，小生境内部三个进程是小生境的内部环境，仅仅对此三阶段进行分析不能完全解释小生境创新的机制。这些学者强调体制和小生境之间的交互，并纠正了早期的战略小生境管理思想，他们认为技术转型不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推动过程，而是在三个层级之间始终存在交互。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技术转型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由Raven于2006年提出的，他认为转型是体制为了解决出现的问题[16]；而第二种情况是由Smith于2007年提出的，他认为转型也有可能是小生境内的行动者出于发展新技术的目的[17]。但无论是上述哪种情况，两位学者都认为体制和小生境之间的动态交互在转型中起到关键作用。尤其是在Raven的研究中，他提出，小生境与体制之间的交互对创新在小生境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创新从小生境逐步向体制扩散的过程中，会面临来自主流技术的竞争[18]，一方面，一项技术走向成熟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因此大部分的企业不太愿意将资源投入到新技术上。尽管面临种种困难，一些创新企业仍然对新技术持续投入，甚至政府也会对此类企业进行补贴，这是由于这些目前不能创造利润的创新代表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满足未来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主流市场的技术不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现有体制开始出现问题甚至发展成危机，这些问题为创新从小生境向体制突破提供了机会。

通过对战略小生境管理近年来重大进展的回顾，我们发现，小生境内部三个进程同小生境与体制之间的交互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的。那么，体制究竟是如何影响内部三个进程的发展就成了一个疑问。换句话说，来自体制的压力究竟在战略小生境管理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实际上，Schot和Geels早已认识到，小生境的内部进程绝不是唯一的成功要素，同外部的交互也至关重要，并断言该全新的理念将会引发对于小生境内部和外部进程是如何联系的研究热潮。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技术转型的发生机制有如下共识：现有体制的瓦解为小生境创新创造了向体制突破的土壤。然而，体制的瓦解并非一朝一夕，体制本身有其自我稳固的机制，许多学者指出，体制具有锁定性,会抵制变革[19][20]。因此，现有体制会因为长期对主流技术投入而形成沉淀成本，从而拒绝新技术的进入。简而言之，来自体制的压力会对创新的发展形成阻力。但是，按照战略小生境管理理论，体制和小生境创新之间的交互对创新的成功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换句话说，来自体制的压力最终会促进小生境内创新的发展。那么，来自体制的压力是如何去阻碍小生境创新，而小生境创新又是如何面对压力向前发展的，这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两个问题并不矛盾，因为可能正是压力促使小生境里的行动者们加快学习过程，完善新技术，使之与主流技术竞争。基于以上讨论，我们提出本文的假设：

假设1：来自的体制压力会降低创新人员的创新意愿，并减缓小生境内部的创新进程。

假设2：面对体制施加的压力，创新人员会加速学习过程，并促进小生境内部的创新进程。

尽管战略小生境管理的思想主要在欧洲发达国家应用的比较多，并且对技术等级和政府治理的要求比较高，但是这一全新的思想和方法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启发，尤其是在审视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机制的时候，具有借鉴意义。首先，当前社会中的技术已经与政治、经济结合成为“技术—制度”系统，形成了内在的依存关系，具有路径依赖和技术锁定的特性。因此，同SNM中体制会抵制新技术的进入一样，现有的主流技术也会阻碍绿色技术创新的传播和发展。其次，绿色技术创新由于很难一举进入主流市场，必须先找到一个能培育壮大的“缝隙市场”[21]，这个“缝隙市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绿色技术创新的小生境。最后，绿色技术的突破需要外生因素的冲击，同SNM中体制施压的现象非常类似。因此，我们认为战略小生境管理同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非常强的内在逻辑性。

为了验证上文提出的两个假设，我们将对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进行实证分析，以此来佐证来自体制的压力对小生境创新的影响。

三、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小生境分析

关于技术创新的衡量，在学术界有多种度量标准，常见的一种是使用专利数据作为度量指标，这是由于专利申请情况与新技术的出现大体一致[22][23]，便于跟踪创新的水平。本文从中国知识产权网收集了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0-2009年绿色技术创新专利的数据，以此作为指标来说明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小生境的发展水平（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2000-2006年间，中国总的绿色技术专利申请量很少，2007年开始迅猛增长。其中，2008年是2007年的3.4倍，2009年又是2008年1.8倍，短短两年时间内，中国的生态创新几乎呈倍数增长。

随后，我们分析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数据，中国各地区十年内申请数的平均值为1750个，只有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高于该平均值，它们依次为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山东、浙江。其中，专利申请量最多的为广东，达到6629个，而最少的西藏，十年仅申请了7个绿色技术专利。通过对比，2007年相对于2002年，仅仅是几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开始脱颖而出，到了2009年，这几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已经大大领先于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由此可见，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符合技术转型初期的特点：专利的申请聚集在小生境内（见图2）。

图1 2000-2009年中国各地区绿色技术专利申请量

图2 各省分年度绿色技术创新专利申请量

创新一般首先发生在小生境，这是因为转型的最开始都是来源于创新行动者对转型的期望。广东、江苏、北京、上海、山东和浙江六省，地处沿海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经济最为发达，但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环境问题也最为严重，因此，该六省市对转型的期望也最迫切。从行动者网络来看，这六个省市的R&D人员位居中国前列，从而符合构建行动者网络这一特点。此外，这六个省市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能最早接触国外先进的技术，因此，就有可能最早通过学习过程将国外先进技术本土化。

根据以上分析，广东、江苏、北京、上海、山东和浙江六个省市符合绿色技术创新小生境的特点。

四、变量设计与计量模型

由于2003年以前的部分年鉴缺失，以及2010年后的绿色技术专利数据还未全部放出，因此本章将采用2003-2009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1）因变量

本文使用人均绿色技术专利申请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创新产出的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知识产权网和《中国统计年鉴》。

（2）控制变量

为了说明研发人员在小生境创新发展中的作用，我们选取R&D人员占科技活动人员的比例用来说明创新人员的密度，可以解释在参与科技活动的人员中有多少是直接参与研发的，可以表现研发活动的强弱程度。R&D人员数和科技活动人员数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在绿色技术创新系统过程中，社会技术系统对现有工业的主流技术有着高度的依赖性，这些主流工业对绿色技术的发展会形成阻碍作用；与之相对应的，在技术转型的过程中，现有的体制也会对新技术的发展进行施压，因此我们认为现有工业的主流技术和体制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因此，我们用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来说明现有体制对小生境的压力。本文的工业比重数据，是用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地区生产总值得到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3）自变量

我们在研究创新期望的指标时，考虑到在战略小生境管理的思想中，“期望”是出于创新行动者本身意愿的，是由行动者自发执行，而非政策强迫，因此选择“三同时”制度执行合格率作为合适的指标，它考虑了创新行动者控制并降低污染的主动性程度，能清晰的表达出行动者本身的意愿和期望。数据指标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被投资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是以技术外溢效应为主的[24]，FDI的过程是一个知识溢出的过程和一个学习的过程，创新行动者可以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基于此，我们将人均FDI作为学习过程的指标，FDI数据来源于中宏数据库，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4）交叉项

在本文提出的两个假设中，我们提到体制是通过对创新人员的创新意愿施加压力，再去影响最终的创新结果，为了捕捉体制压力的间接效应，我们将在模型中引入交互项，即用体制的压力和创新意愿的乘积项引入模型。

（5）模型构建

在上述公式中，Patentit表示以绿色技术专利人均申请量为指标的创新产出；RDit、FDIit、ISit、EXPit分别代表以R&D人员占科技活动人员比例为指标的创新网络强度、以人均外商直接投资为指标的学习过程、以规模以上增加值占GDP比重为指标的体制对小生境的压力、以“三同时”制度执行合格率为指标的创新期望。在模型中，εit表示为随机误差项；βi（i=0，1…4）为自变量的影响系数；i分别表示6个省份；t表示年份。

五、实证分析

首先，我们对所有的变量进行统计描述，并对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分析。

表1为所有变量的统计描述，表2为自变量的相关性，从表2可以看出，来自体制的压力和其他三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为负，间接证明了我们的假设，即来自体制的压力会降低创新人员的创新期望。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实证分析来研究体制和小生境之间的交互机制。

我们通过对回归结果进行Hausman检验发现p值接近于0，表明随机效应回归模型不合适，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表1 描述性统计值

表2 解释变量的相关性

模型1显示，创新人员密度对小生境创新的产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当该项指数每增长1个标准单位，绿色技术创新将增长0.688个标准单位。而来自体制的压力对小生境创新的产出有着极为显著的负向影响，当该项指数每增长1个标准单位，绿色技术创新将下降3.759个标准单位。这两项指标的数据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期，证明了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在当前主要的发展驱动力来自创新人力的投入，而体制对创新的压力一直存在，体制的技术锁定和路径依赖会阻碍创新的发展。但是学习过程在此模型下不显著，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当前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小生境尚处在小生境内部三个阶段中的第二阶段，还未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创新人员所组成的创新网络在小生境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大规模的学习过程还没有出现。为了更好的验证这种解释，我们接下来在模型2加入了创新期望继续分析。

模型2显示，在加入自变量创新人员的期望后，创新人员密度对小生境创新的产出仍然保持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当该项指数每增长1个标准单位，绿色技术创新将增长0.671个标准单位。而来自体制的压力对小生境创新的产出也依然有着极为显著的负向影响，当该项指数每增长1个标准单位，绿色技术创新将下降3.765个标准单位。在同模型1对比后发现，这两项指数对小生境创新产出的影响差距不大，说明模型1的验证是正确的。同时我们发现，创新人员的期望对小生境的创新产出不显著影响，而新增变量创新人员的期望对因变量也不产生显著影响。以上结果表明了我们对于当前中国绿色技术小生境的创新处于第二个阶段的判断是正确的，在这个阶段中，研发人员通过构建创新网络进行新技术的研发，对创新的产出起着主导作用，同时，来自体制中的主流技术一直保持着对小生境的压力，延缓小生境创新的发展，而创新期望已经不再对小生境的发展起主导作用，学习过程还没开始起到驱动作用。总而言之，模型2的结果和我们的预期一致。

表3 固定效应回归分析

在模型3中，交叉项对绿色技术小生境创新有着最为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当来自体制的压力开始冲击R&D人员的创新意愿时，会延缓创新的产出，这直接验证了我们的假设1。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模型中，除了来自体制的压力不显著之外，其他变量都显著，这与模型1和模型2中的结果不一致，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在小生境创新发展的过程中，来自体制的压力并不是直接对创新产出施加影响，而是通过作用创新人员的期望来影响研发产出的。该结果修正了模型1与模型2的结果，其中，来自体制的压力首先作用于创新人员的期望，通过改变研发者的期望来延缓创新的发展。

模型3的回归结果还显示创新网络的系数同前两个模型之间差异不大，但期望和学习过程则显著为正，说明了在主流技术开始对小生境内的研发人员施加压力的时候，也会刺激研发人员，激发研发人员更强的创新意愿，并且开始学习，使新技术更加完善。这个结果直接验证了我们的假设2。实际上，如果没有来自体制里的主流技术对小生境中新技术施加的压力，研发人员很有可能就此闭门造车，而新技术也得不到市场的验证。当前，中国每年的专利申请量都以非常庞大的数字在增加，但实际能最终付诸实践并投放市场的技术却并不多。这种现象说明了如果没有经历市场的检验，一项技术很难得到用户的最终认可，而在此过程中，新技术与主流技术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主流技术因为长期的投入而相对新技术更成熟，因此，研发人员只有不断的通过学习以改进新技术，才能使创新最终更加满足用户的需要。换而言之，体制和小生境之间的交互对创新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总体而言，以上回归分析验证了我们在本文中的两个假设，其中模型3的交叉项显著为负直接验证了假设1，说明了来自的体制压力减缓小生境内部的创新进程，而期望和学习过程的显著为正又直接验证了假设2，说明体制对小生境的压力会对研发人员形成动力，激发研发人员的开始学习过程，以完善新技术，使之更加成熟，更有竞争力。

六、结论

本文受战略小生境管理与绿色技术创新相关理论的启发，通过对战略小生境管理的思想进行回顾，考察了绿色技术创新同战略小生境管理之间的逻辑性，同时通过实证验证了所提出的两个假设。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在理论上受到该视角的启发，我们进一步探讨了创新在小生境里的发展机制，深度挖掘了体制和小生境之间交互究竟是如何影响创新的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体制对小生境的发展结果是一个间接的过程，首先影响创新人员的创新意愿，再影响创新的发展。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主流技术的竞争压力会降低小生境内部分行动者的创新意愿，并且延缓小生境创新的进程。然而，主流技术的竞争也会激励部分小生境研发人员的学习过程，正是主流技术的压力刺激了这些研发人员的“斗志”,促使他们学习以改进新技术，使之更有竞争力，推动创新的发展。第二，战略小生境管理的思想为国的生态转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通过对部分创新发展较好的地区进行政策引导，可以加速转型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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