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辽朝原因及来源探析

2014-06-06孙国军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4期

孙国军

摘要：关于佛教传入契丹，很多学者从史书记载分析，大多认为是契丹用来安抚俘掠来的汉人的精神工具。本文从佛教传入契丹本土的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入手，认为佛教之所以能在辽朝广为传播，有其功利因素，但亦与佛教对契丹长期影响息息相关，且佛教对契丹人的影响要追溯中原佛教和回鹘佛教两大渊源。

关键词：辽朝；契丹；佛教；汉人；回鹘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4-0006-04

关于佛教传入契丹，很多学者从史书记载分析，大多认为是契丹用来安抚俘掠来的汉人的精神工具。笔者认为，佛教之所以能在辽朝广为传播，有其功利因素，但亦与佛教对契丹长期影响息息相关，且佛教对契丹人的影响要追溯中原佛教和回鹘佛教两大渊源。

一、佛教流入契丹的客观因素

关于佛教最早传入契丹地区的记录出自《旧五代史》：

天祐末（827-907年），安巴坚[阿保机]乃自称皇帝，署中国官号。其俗旧随畜牧，素无邑屋，得燕人所教，乃为城郭宫室之制于漠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曰西楼邑，屋门皆东向，如车帐之法。城南别作一城，以实汉人，名曰汉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①

这一史料记载安巴坚（阿保机）沿用中原制度称帝建国，修建城郭等等均为受“燕人所教”。并且修筑汉城，专门安置汉人，并在汉人居住区修建佛寺。因此说于阿保机允许佛教在契丹传播并建寺大力扶持，其主要目的是安置其从中原俘虏来的汉人毋庸置疑。《辽史》中则明确记载了唐天复元年（901年）阿保机下令修建了契丹境内的第一座佛寺——开教寺。（902年）“九月，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②

唐末与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的战乱，加之突厥、回鹘汗国的衰落，使得契丹得到了少有的发展机遇。

唐天复元年（901年），岁辛酉，痕德可汗立，以太祖为本部夷离，专征讨，连破室韦、于厥及奚帅辖剌哥，俘获甚众。冬十月，授大迭烈府夷离。明年秋七月，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③

正是这一年军事上的重大胜利，使得汉人数量激增。如何安置和安抚这些汉人，成为了契丹统治者一个急迫的问题。开教寺正是在这次军事胜利的第二年九月修建的，其利用佛教安抚这些汉人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北魏、北齐、北周、隋唐时期北方佛教盛行，崇佛之风很盛，民间也很流行，而这些来自燕赵之地的汉人，很多都是佛教的信徒，为安抚这些背井离乡之人，契丹统治者寄希望佛教能够安抚这些人的心。胡峤《陷辽记》也说：“西楼有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④

汉人的增减以及汉城的修建，增强阿保机的家族势力。在修筑汉城，引入佛教，稳定这些汉人之后，阿保机凭借这一资本，变革契丹旧俗，称帝建国。天复六年（906年）十二月，遥辇氏痕德堇可汗去世，阿保机继立契丹可汗。

元年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设坛于如迂王集会埚，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尊母萧氏为皇太后，立皇后萧氏。北宰相萧辖剌、南宰相耶律欧里思率群臣上尊号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庚子，诏皇族承遥辇氏九帐为第十帐。⑤

阿保机取得契丹可汗位置后，其家族地位更加巩固。阿保机不仅强迫遥辇家族“禅让”可汗职位，同时改变了契丹社会的“世选”制度。世选制度，是契丹部落联盟时期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各部落首领每三年召开一次部落大会，重新选举部落联盟长。由于阿保机不再执行三年一选的可汗选举制度，引起了守旧贵族的反抗。从911年至913年，以其弟剌葛为首的诸弟贵族集团，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地“反叛”，史称“诸弟之乱”。阿保机称帝九年后被迫让出帝位并再次复位建立辽朝，更是完全依靠了汉人。

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诸部许之。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乃后魏滑盐县也。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⑥

后阿保机在“盐池宴”上尽杀诸部大人，重新获得可汗之位。太祖六年（921年）阿保机在平定诸弟之乱后，修建天雄寺。“是岁，以兵讨两冶，以所获僧崇文等五十人归西楼，建天雄寺以居之，以示天助雄武。”⑦可见，在阿保机化家为国的的过程中，其政治制度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其政权的取得和巩固也得到了汉人的支持。916年，阿保机在龙化州宣布将可汗称号改为皇帝，918年建立皇都。辽初对汉城的经营和对汉人的管理非常重视，专门成立有“知汉儿司”，任命汉人韩知古管其事。对于多数汉人信奉的佛教辽朝统治者比较重视，也就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二、佛教传入契丹的主观因素

佛教传入，其目的是为了安置汉人俘虏毋庸置疑。然而，这与佛教本身得到了契丹人，特别是契丹贵族的认可不无关系。我们发现契丹贵族在汉人聚居区修建佛寺，鼓励发展佛教传播的同时，契丹贵族也纷纷皈依佛教。不但他们信奉，也提倡“士族皈依”，众生剃度，大批皇族成员成为佛陀信徒。

天赞四年（925年），阿保机“幸安国寺饭僧，赦京师囚，纵五坊鹰鹘”。⑧耶律德光为皇后、皇太后两次饭僧，天显十年（935年）“冬十一月丙午，幸弘福寺为皇后饭僧”。⑨会同五年（942年）六月“丁丑，闻皇后不豫……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⑩耶律德光还把原来供养于幽州大悲阁的观音像移于木叶山，“春秋告赛，尊为家神”11 足见他们对佛教信仰的虔诚。世宗、穆宗、景宗三朝对佛教亦是推崇有加，穆宗应历二年（952年），“十二月辛卯以生日，饭僧，释系囚”；12 景宗保宁八年，“八月癸卯，汉遣使言，天清节，设无遮会，饭僧祝厘”。13 不仅如此，契丹皇族和皇亲国戚还资助修建佛塔、寺院。天禄三年（949年）穆宗耶律璟专门拨款资助修塔葬舍利佛牙。

达摩禅师。远涉流沙。登雪岭。得释迦舍利辟支佛牙授与先师。先师讳清珦。闽川人。自会同五载仲秋。赍舍利佛牙到此。於八年季春月蓂凋十一叶。染疴而逝。临迁化时。将舍利佛牙付仙露寺讲维摩经比丘尼定徽建窣堵波。寻具表奏闻。大辽皇帝降宣头一道。钱三百贯。以充资助。於天禄三年岁次己酉四月十三日安葬。施主名具镌於后。14

《全辽文》此条下记载：

京师仙露寺，明《一统志》、《寰宇通志》俱不载。顺天新旧志亦无之。近菜市西居民掘地得石匣，乃辽世宗天禄三年所瘗。中藏舍利无有也，匣如石椁而短小，旁刻僧志愿记。具书布施金钱姓名。记后有“千人邑”三字，具列大辽皇帝、皇后，东明王夫人，永宁大王，燕主大王，国舅相公……15

可见建塔施主首列大辽皇帝与皇后，而同时皇室成员也纷纷慷慨解囊，东明王夫人、永宁大王、燕主大王、国舅相公等契丹贵族布施金钱，帮助建塔。直接参禅礼佛的皇室也不鲜见，皇族耶律琮“奉身而退，喜归私地逸乐自娱。然公长以释教为事……”16

由此，我们可知契丹贵族并非简单的将佛教作为控制汉人的工具。佛教在被用于安抚汉人手段的同时，佛教本身已得到了契丹人的认可。因此佛教进入辽朝，有功利性原因，同时佛教本身对契丹人特别是皇族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因此，佛教是如何得到契丹认可，并不断被推崇的，不得不让我们做出更深刻的思考。

三、契丹佛教传入的渊源

检索辽朝的早期历史我们发现，关于契丹的最早记载，出现于北魏太祖登国三年（388年），据《魏书》记载：

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登国中，国军大破之，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库莫奚国之先，东部宇文之别种也。初为慕容元真所破，遗落者窜匿松漠之间。17

《魏书》上说契丹受到了鲜卑慕容部的不断打击，流离失所，最终逃匿在松漠之间，得以喘息生存。之后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三年（479年），高句丽与蠕蠕（柔然）计划联合瓜分地豆于部落。为求自保，契丹在莫弗贺单于的率领下内附北魏。

高句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惧其侵轶，其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于白狼水东。18

随后崛起的后突厥汗国势力强大，契丹及库莫奚诸部则沦为突厥汗国的臣属。隋朝统一全国之后，契丹部落开始寄希望于隋朝的力量摆脱突厥汗国的控制，《隋书》记载：

（开皇）五年，悉其众款塞，高祖纳之，听居其故地。……其后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高祖纳之，安置于渴奚那颉之北。19

7世纪上半叶以后，契丹人既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和发展着，同时他们又已成为唐王朝统治下的臣民。

契丹，其君长姓大贺氏。唐贞观二十二年，蕃长窟哥内属，授松漠都督、封无极县男，赐姓李氏。其曾孙楛莫离，则天时，授归顺郡王。20

从此唐朝确立了对契丹部落整体的羁縻统治，此时契丹完全处于唐朝营州都督府的监控之下。与此同时突厥汗国势力强大，亦经常插手契丹事务，突厥和唐虽有盟好，但对契丹的控制权上多有争夺。李尽忠任松漠都督时，因唐营州都督赵文翙屡“侵侮其下”，于唐万岁通天元年（698年）举兵反唐，“自称无上可汗”附突厥近十年。

尽忠，万荣之妹夫也，皆居于营州城侧。文翽刚愎，契丹饥不加赈给，视酋长如奴仆，故二人怨而反。21

天宝三年（744），回鹘首领骨力裴罗，自称骨咄禄毗伽可汗，建立漠北回鹘汗国。当汗国极盛时，东役奚、契丹，北辖九姓，西抵黠戛斯，南邻唐，尽有漠南、漠北相当广大的地区。契丹为其臣属，回鹘遣使监控契丹，并要求契丹各部落交纳税赋。契丹遥辇氏的时代，一直接受的是回鹘的封号。

遥辇氏之世，受印于回鹘。至耶澜可汗请印于唐，武宗始赐“奉国契丹印”。22

8世纪中叶后，唐朝由盛转衰，无力顾及对边疆民族的管理，而契丹西北面的两个强邻突厥、回纥，分别在8世纪中叶和9世纪中叶衰落。因此10世纪前后，的契丹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外部环境，迅猛发展，强大起来成为新的北方草原霸主，耶律阿保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登上了契丹诸部盟主的舞台。

观辽朝建立前的历史我们看到，契丹或远避山林以自保，或附中原政权，或依托突厥、回鹘对抗中原政权。其社会生活也在长期的战争和交往中不断融入突厥、回鹘和汉族的生活方式，这些影响自然也包括宗教方面的。北朝、隋、唐各代北方盛行佛教，特别是北魏、北齐、北周、隋唐的统治者，崇佛之风甚盛，民间也很流行，契丹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回鹘佛教、摩尼教均异常兴盛，且回鹘人风俗习惯与契丹人相近，很多回鹘习俗更易为契丹所接受。因此辽朝佛教必然会受到中原佛教和回鹘佛教双重影响。

契丹人与回鹘人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契丹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回鹘人的影响。回鹘与契丹发生联系，最早可追溯到唐朝。也正是在回鹘监控契丹的这一时期，大量回鹘人进入契丹领地，并拥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回鹘西迁后，很大一部分回鹘人留了下来，而且依靠以前在契丹社会中的特殊地位而站稳了脚跟，以后势力逐渐强大，甚至成为契丹国家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因此回鹘的文化充斥着契丹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宗教信仰的方面尤为突出。

在9世纪左右，回鹘奉摩尼教为国教。因此，生活在契丹本土的回鹘人把摩尼教也带给了契丹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妻子述律平，就是回鹘人的后裔。23 她为摩尼教在契丹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目前的史料虽然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契丹人具有摩尼教崇奉，但是契丹人的生活却留有很多摩尼教的印记。光明崇拜是摩尼教信仰的中心，其最高神称作“明尊”或“大明尊”，其理想世界称作“明界”或“光明界”、“光明王国”、“光明乐园”。阿保机被封为“大圣大明天皇帝”，述律后的尊号则直接叫作“应天大明地皇后”，这些明显具有摩尼教光明崇拜的名号就是最有力的明证。也学者认为，阿保机受禅即位第二年所建的“明王楼”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宫内的摩尼教礼拜场所。24

由于回鹘人在崇奉摩尼教的同时还信奉佛教，崇信摩尼教的回鹘可汗及其他王室成员又常常充当着佛教的施主。所以，在回鹘人中摩尼教与佛教长期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两者和平相处，互相杂糅，甚至其宗教绘画常共绘于同一个石窟或同一幅画卷中，因此可以认为回鹘摩尼教是一种佛化甚深的宗教，同时回鹘的佛教带有很深的摩尼教的印记。25

我们在史书中还发现《辽史》记载，咸雍三年（1067）“冬十月壬辰，西夏遣使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26 敦煌研究院杨富学先生认为：西夏统治者把回鹘僧、金佛、《梵觉经》等作为贡品奉辽。这本是一次正常的贡使往来，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西夏人竟然把回鹘僧人也当作贡品奉献，这就非常奇怪了。西夏统治者应该不会是独出心裁才这样做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辽朝的统治者要求的，足以证明辽朝对回鹘佛教的重视程度。27

除此，我们还发现辽朝统治者将白衣观音奉为家神，耶律德光将大悲阁中的观音迎立到木叶山上，并为其塑了白衣神像，尊奉为家神，立祠供奉，名菩萨堂。白衣素服是回鹘国教摩尼教的显著特点之一。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耶律德光迎立的观音佛像明显受到了摩尼教尚白习俗的影响。白衣观音的出现，正是契丹佛教具有回鹘风格的具体体现。他们喜雕塑着白衣的佛像，更爱建造白色的佛塔。现存辽代佛塔中，有很多著名的佛塔都被当地人俗称为“白塔”，如：辽庆州（今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布嘎）的释迦如来舍利塔，俗称“白塔”；万部华严经塔，俗称白塔，位于辽西京丰州（今呼和浩特市东郊白塔村）；辽阳白塔，位于辽东京城（今辽阳市白塔区）；蓟州白塔，河北蓟县独乐寺南。其中最为典型的辽重熙十六年至重熙十八年（1047-1049年）间，辽兴宗耶律宗真为自己的生母章宣皇太后“特建”的“释迦佛舍利塔”，即庆州白塔。在塔身浮雕中有“胡人入辽”浮雕一幅，雕于第一层窗棂之下东南方向，狮前有一胡人牵引，中为一契丹人，后仍为一胡人，深目、高鼻，头戴帻头，卷须，脚穿高靴。西南向雕一麒麟，也由一胡人牵引，西北面为两人捧一盘，盘中放珍宝等供物。

契丹人原来不信佛教，是在周边民族的影响下逐渐接受并最终成为其忠实的信徒的。北魏和唐朝是我国佛教的兴盛时期，佛教影响深入而广泛，契丹多次内附于中原政权不能不受其影响。然而由于生活习俗和文化差异的影响，汉传佛教在契丹的影响有限。契丹与回鹘则由于生活习惯等文化差异较小，因此回鹘所信仰的佛教和摩尼教更易于被契丹人所接受。我们知道回鹘所信仰的佛教和摩尼教均来自中原地区，因此相互之间杂糅交织，很难分辨。辽朝建立前后，为摆脱原始宗教的桎梏，契丹统治者开始大力发展摩尼教和佛教。但随着汉人的增多，特别是幽云十六州的取得，使得佛教迅速发展。而契丹人特别是契丹贵族，早已深受佛教影响。在利用佛教达到安抚辖内汉人的同时，自己也成为了佛家的忠实信徒。

注释：

①《旧五代史》卷37，《外国传》。

②③⑤⑦《辽史》卷1，《太祖纪》。

④《新五代史》卷73，《四夷附录》。

⑥《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

⑧《辽史》卷2，《太祖纪》。

⑨⑩《辽史》，《太宗纪》。

11 《辽史》卷37，《地理志，》。

12 《辽史》卷6，《穆宗纪》。

13 《辽史》卷8，《景宗纪》。

14 《全辽文》卷4，《葬舍利佛牙记》。

15 周筼：《析津日记》，《全辽文》卷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