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南

如果问阿巴多是谁？就像问球迷梅西是谁一样，感觉有些荒唐，但这看似荒唐的问题，在非乐迷群体中至少是完全可能的。阿巴多生活在一个古典音乐由盛转衰的年代，虽然对乐迷来说，他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但除乐迷之外，知道他名字的人并非很多。阿巴多已不再能像他的前辈大师卡拉扬那样，成为一个跨行的、几乎无人不知的大明星。而事实上，当卡拉扬于1989年去世的时候，已经宣告了古典音乐黄金时代的结束。所以，虽然如今巴伦博依姆、梅塔、迪图瓦、马泽尔、小泽征尔等还是频繁地出现在音乐会舞台上，但号召力已大不如前，他们已经不再可能享受到卡拉扬曾经拥有过的帝王般的荣耀。

平心而论，“后卡拉扬时代”是个群龙无首的年代，没有一个指挥能像当年的卡拉扬、伯恩斯坦那样撑起一片天空，成为音乐界甚至时尚界的风云人物。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非指挥的无能，而是时代使然。这或许有些像20世纪的作曲家——他们无法像19世纪的作曲家那样熠熠生辉，并非是20世纪作曲家缺乏才能，而是古典时代已然失去它的光彩，这多少有些无奈，却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阿巴多去世时，在他故乡的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由现任艺术总监巴伦博伊姆专门为已故的阿巴多举行了告别音乐会。这是一场免费的音乐会，剧院门窗大开，据意大利媒体称，在场悼念的群众超过8000人。剧院外旗杆上的意大利国旗降下一半，这一情景和1957年托斯卡尼尼去世时极为相似。但事实上仍不能和托斯卡尼尼去世时的备极哀荣相比。显然，托斯卡尼尼是被神化了，而阿巴多只是大师，他已经不会被当今这个时代神化了，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是比尔·盖茨、是巴菲特、是乔布斯。

和德奥一样，意大利也是盛产指挥大师的国度——伟大的托斯卡尼尼；一手提拔卡拉斯，并与之合作出过众多优秀唱片的图里奥·塞拉芬；被内行人称道的托斯卡尼尼的弟子卡洛-马里奥·朱利尼：还有比阿巴多稍晚些的，仍活跃在当今一线指挥舞台上的里卡尔多·穆蒂、里卡尔多·夏伊和英年早逝的学者型指挥大师辛诺波利。这些名字足以让意大利指挥群体傲视天下，并形成独特的意大利指挥风格，热情、充满活力，始终洋溢出一股来自地中海地区激情四溢的风貌，他们和德奥的严谨、俄罗斯的奔放等形成一种不同的音乐趣味，有着意大利——这个来自歌剧国度传统的自由即兴的音乐风格。

我最近一次听阿巴多指挥的音乐会，还是在两年前他在“琉森音乐节”上指挥王羽佳演奏普罗科菲耶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的DVD。这场音乐会令我印象深刻，此时的阿巴多已垂垂老矣，不复往年的神采，但仍然生动、充满生气，这场音乐会可以看作是阿巴多对年轻一代钢琴家的提携。这既是传统，也是音乐的传承，让人想起晚年的卡拉扬对安妮-索菲-穆特、钢琴家基辛的提携一样。

阿巴多于1933年6月26日生于米兰的一个音乐世家，他的父亲是小提琴家，母亲则是钢琴家。而他的哥哥不但是钢琴家、作曲家，日后还担任过米兰音乐学院的院长。在家庭浓郁的音乐背景下，阿巴多8岁开始学音乐。16岁那年，指挥大师伯恩斯坦在米兰初识阿巴多就认为阿巴多有一双天生的、当指挥的眼睛。那年，阿巴多正式进入威尔第音乐学院主修钢琴、作曲，并随指挥家沃托学指挥。当时指挥大师朱利尼为学生乐队上合奏课，阿巴多从中学了许多乐队指挥方法，获益良多，并称他是一位深刻了解管弦乐队的伟大音乐家。

毕业后，阿巴多又赴维也纳深造，起初他在萨尔茨堡师从钢琴大师古尔德学习钢琴，并结识梅塔，成为终身挚友。在梅塔的推荐下，阿巴多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随斯瓦洛夫斯基学习指挥。1958年，阿巴多在意大利边陲小镇黑雅斯特首次指挥了普罗科菲耶夫的歌剧《三橘爱》。同年，他和梅塔参加了库塞维茨基国际指挥比赛，结果阿巴多获得一等奖，梅塔获得二等奖。不过，胜利并未给他带来声誉，阿巴多在美国并不如意，毅然回到意大利。1960年，他应邀参与纪念斯卡拉蒂诞辰300周年音乐会，首次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登台指挥演出，并组成米兰独奏家室内乐团，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1963年，阿巴多赴纽约参加第一届米特罗普洛斯国际指挥比赛荣获第一名，并有幸在一个乐季中成为纽约爱乐乐团伯恩斯坦的助理指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卡拉扬在电视中看到阿巴多的指挥，便邀请他于1965年8月14日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中首次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马勒《第二交响曲》。这次成功的演出奠定了他在国际乐坛的地位，也给他带来了合约。35岁时，阿巴多首次在斯卡拉歌剧院指挥歌剧贝利尼的歌剧《凯普莱特与蒙泰古》，并获任乐团首席指挥。在斯卡拉歌剧院期间，他大胆实行改革，扩充演出剧目，除了传统剧目之外，还指挥上演了一系列的现代歌剧，如里盖蒂的《伟大的死亡》，潘德雷斯基的《失乐园》，诺诺的《在爱情激烈的阳光下》、《褊狭的1960年》，勋伯格的《月光下的皮埃罗》，贝尔格的《沃采克》、《璐璐》，施托克豪森的《星期四》等。另外，他还深入基层，面向民众，培养了一大批新一代的观众，在歌剧的普及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他还请来同行梅塔、穆蒂、克莱伯、马泽尔等指挥大师，被人们传为佳话。

尤其令中国观众感到欣慰的是，很多人可能知道70年代初期指挥大师奥曼迪曾率费城交响乐团访华演出的事，但很少有人知道阿巴多也曾经来华演出过。1971年，38岁的阿巴多担任了闻名遐迩的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指挥，两年后，他便率领乐团来华在北京民族宫礼堂（今民族宫大剧院）演出，中央电视台还进行了实况转播。阿巴多不但与中国音乐家殷承宗合作了中国钢琴协奏曲《黄河》，也让大家牢牢记住了“阿巴多”这个名字。关于这场音乐会，著名指挥家谭利华回忆说：“1973年是阿巴多第一次在北京演出，我有幸成为那时的观众。我记得他当时的风格十分潇洒，令人崇拜。他的演出风格是平和中彰显张力的那种，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979年，阿巴多接替普列文出任伦敦交响乐团首席指挥，曾带领乐团赴世界各国演出。作为音乐总监兼指挥，自1978年起，阿巴多经常有计划地联同欧洲共同体青年乐团在欧洲各国演出；1981年，他是欧洲室内乐团艺术顾问，录有不少唱片；1982年，他创办了斯卡拉爱乐乐团，把处于次要地位的意大利的交响乐团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1986年，他又创办了马勒青年乐团，并兼任音乐总监；次年，他还创建了维也纳现代音乐节。除此之外，他还是芝加哥交响乐团、克利夫兰乐团、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乐团、世界乐团等极受欢迎的客席指挥。

1984年，阿巴多首次指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演出威尔第的歌剧《西蒙·波卡涅拉》，两年后，出任该院音乐总监。在维也纳，他指挥演出的贝尔格《沃采克》，罗西尼《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尔》、《兰斯之旅》，穆索尔斯基《霍万兴那》，理查·施特劳斯《埃莱克特拉》，威尔第《假面舞会》、《唐卡洛斯》，瓦格纳《罗恩格林》，莫扎特《唐璜》以及舒伯特被人遗忘的歌剧《菲拉布拉斯》等，反映热烈，好评如潮。阿巴多凭着百折不挠的意志，独揽了维也纳、柏林主要音乐团体的指挥大权，达到了事业的峰顶，成为继卡拉扬之后乐坛上的新“帝王”。为了表彰阿巴多在音乐上的卓越贡献，各国授予他的荣誉无数。他在伦敦皇家歌剧院指挥演出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鲍里斯·戈杜诺夫》荣获最佳歌剧奖；意大利政府颁发给他最高国家奖章；维也纳爱乐乐团赠予他尼柯莱金奖；国际马勒协会授予他金奖等。

在阿巴多步入事业的顶峰期间，卡拉扬的去世又给他的事业带来了新的契机。当年的柏林爱乐乐团，可谓是一只“烫山芋”。由于卡拉扬独霸专横的作风，和世界顶尖乐团的荣耀，很多在世的指挥大师出于各种原因都不敢接手这个乐团。他们知道，一旦没有把乐团带领到一个新高度，对自己的事业将是一次致命的打击，而阿巴多敢于接受这个令人羡慕的位置，一是对自己的才能充满自信，还有恐怕就是柏林爱乐乐团这个金字招牌无疑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不过事实证明，阿巴多的这个选择并没成功，或许是他过于民主的作风无法降伏这个“大腕”云集的乐团。这使我们想起曼联足球队的老帅福格森退役后，现在的继任者莫耶斯陷入两难的困境，两者的道理如出一辙——带一支新队容易，成功了是你的本事，失败了无非是一次不成功的实验罢了。而带一支已经成功，且是世界顶级的乐团，实在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干得好了，是应该的，没什么可以炫耀的：而干得不好，则是能力的问题。果然，阿巴多在合同结束后，只能黯然离开。当然，这并非阿巴多的能力问题，而是这块骨头难啃的缘故。

阿巴多的指挥，具有鲜明的意大利风格，热情、明快、流利、敏锐，双手极富有魅力，眼睛里有音乐。有评论认为：阿巴多善于运用他那变化流畅和富有乐感的手势来适应他在乐队中所寻求的音响，人们似乎只要从他那把音乐具体化的手势中，就能够想象出一首作品听起来应该是怎样的。而他的曲目也十分广泛，种类繁多，包罗万象。对罗西尼、威尔第等意大利作曲家的歌剧作品，他的演绎尤为出色，堪称一绝。他也擅长指挥德、奥、俄的交响乐以及现代作品，是一位全能型的指挥大师，尤其让人尊敬的是，当很多指挥大师如托斯卡尼尼，詹姆斯·莱文等都不太指挥吃力不讨好的现代歌剧的时候，阿巴多却指挥了那么多的现代歌剧，从中也可以说明，阿巴多不是一个投机取巧、明哲保身的指挥家，他有更为广阔的心胸，去接纳更多的音乐作品，传播不同风格、不同时代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