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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诺言

2014-06-03周绍义

地火 2014年4期
关键词:钻井队不平张大

■ 周绍义

父亲的诺言

■ 周绍义

升 腾 版画/王洪峰 作

多年后,父亲仍然清楚记得,当时队长老洪要回家探亲,走前很不放心,又不得不把钻井队上的工作交给了父亲。老洪千叮咛万嘱咐,语重心长地对父亲说,于得跃,记住了,这段时间你千万别捅啥娄子,平平安安地干到我回来就成。父亲答应着,老洪还是不放心,又问,于得跃,记下了么?

父亲说,记下了,你就放心回家和嫂子团聚去吧,别操心队上的事儿了!

老洪把个包放到值班车上,又折回来,对父亲说,于得跃,别耍你那二杆子脾气,再熬个三年两年,这个队长就是你的!

父亲有点烦了,说你说啥呢,我要是想干队长,还用得着三年两年,现在让干我也不是干不了!

老洪还想说话,张了张嘴没有说出来,转身上了车。值班车是辆大解放,似乎和老洪的心情一样,很不放心地开走了。老洪根本没有想到,就在他走后没几天父亲果然闹出了天大的动静,而且,父亲轻易地就把老洪取而代之。多年以后,在后勤当基层干部并退休了的老洪,总结他的人生经验教训后认为,那次回家探亲是个错误,虽然他和老婆共同制造出一个孩子,但是,他的大好前程却从此到了头,并且再也没有任何发展。老洪一端起酒杯就要感叹,关键时,谁知道哪条道该走哪条不该走?待干了几盅后,老洪竟然像个唱戏的,念开了京白,啊——既生瑜,何生亮,何生啊——亮!

其实,当时父亲已经是钻井队的副队长,并且负责全队的生产工作了。老洪是个不信任别人的人,但他对父亲的技术却十分信任,因为打井这活儿,再也没有比父亲更熟练、更精到的了。老洪虽然熬到了队长的份上,但对打井还是有几分憷头,在几个紧要的环节上,老洪没有父亲那么自信和熟练。

老洪回家探亲没几天,钻井指挥部通知召开基层干部大会,队长必须参加,父亲不知道让不让他去,也没放在心上。钻井大队副大队长呼不平亲自从报话机里下通知,让父亲到钻井指挥部报到。父亲说,我是副队长,老洪回家探亲去了。呼不平说,老洪不在你们就不打井了?于得跃,你小子听着,明天你就到指挥部报到,误了我饶不了你!呼不平几年前就是这个队的队长,他提升后老洪当了队长,所以,呼不平对这个队上的人说话很随便,想说就说,想骂就骂。就这样,父亲顺理成章地代替队长老洪参加了钻井指挥部基层干部会议。

那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会议,会议一开始就宣布了一个让大家吃惊的悲痛消息。领导们先是让大家起立,默哀3分钟,然后才让大家坐下了。人们不知所以,纷纷交头接耳询问原因。父亲首先想到的就是可能有人死了,而且,这个人大概不是个平常人,因为平常人死了用不着全体干部为他默哀的。果然,大家接着就从领导的讲话中得知,原来是汪师傅去世了。

提起汪师傅的大名,几乎全国人民都知道,他是劳动模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其实汪师傅的职业也是打井的,和父亲他们这些人一样,成年累月不知疲倦地在荒原上打井。不同的是,汪师傅在另一个油田,听说那个油田很冷,夏天也得穿棉袄,冬天呢,得穿两件棉袄。听说那个油田很大,大得坐着汽车三天三夜也跑不出去,就是说,进去想出来就难啦。听说那个油田需要打的井很多很多,在哪儿戳个眼都可能冒出油来。所以汪师傅就在那个油田夜以继日地打井,白天打,晚上也打,春天打,冬天也打。冬天在那里打井可真是个遭罪的活儿,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低温让他们吃不消。在寒冷的夜晚,他们穿得再多也没有用,冷气可以轻易地穿透他们自以为可以御寒的衣服,随便攻击他们身体的每个部位,皮肤、肌肉、神经、骨骼,他们不得不一会儿找个背风的地方暖和暖和。即使这样,也常有人会被冻僵,冻僵了的人说不出话来,舌头是硬的,牙梆也是硬的,胳膊腿全是硬的。冻僵的人只要被发现,就会有人把他抬回到宿舍用火烤,或者放在炉板上烘着,有的烤着烤着就软和过来,也有人烤不过来了,怎么烤都是硬的,这样的人只好抬出去埋掉,因为再烤就焦了,弄不好就成了火葬。(若问那么冷的天怎么能土葬?谁有那么大本事在钢硬的冻土上挖出坑来?答案是,一般十月份封冻前就把坑挖好若干,以备寒冬使用,那个地方被人们称为石油坑。)只有汪师傅没有被冻僵过,不是汪师傅穿得棉袄多,也不是他有什么特异功能,他的办法就是干活儿。他深知斧头比皮大衣暖和的道理,因此总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有时候,要是冻僵的人多了,汪师傅就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儿。在一个冬天最严寒的日子里,也就是北方冬季里可怕的那个“三九”,他们打的那口井忽然有了一点井喷的显示,此刻需要加强水泥浆的比重来压制井喷的势头,以防喷出事故。可那天水泥浆搅拌器坏了,汪师傅见事情紧急,顾不上多想,就像个游泳运动员那样一下子蹦进了泥浆池,他在泥水中展开双臂,像只大鸟样地不停扇动翅膀,他是用这种方法来把泥浆搅拌均匀,以防止井喷的发生。汪师傅就这样在泥水里扑腾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他累得实在扑腾不动了,才一下子瘫在泥浆池子边上。大家急忙把汪师傅拖出泥浆池,一身泥浆的汪师傅很快就冻住了,像穿上了一层铠甲,像个古代的将军,可大家很快就发现这个将军僵了,眼皮子、舌头、牙梆全都僵硬得冰凉。人们急忙把他抬到宿舍里用火烤,可烤了半天汪师傅也没有醒过来,放到炉板上烘,还是没烘醒,有人觉得不行了,烘烤都没用也就没招儿了,想把汪师傅抬出去埋掉。打发人出去看,回说还有个闲坑。那人又说,这个坑就是汪师傅几个月前亲手挖的,他记得清清楚楚,汪师傅把坑挖得又深又宽,挖好后还在底下铺了层细土,就像铺上了鸭绒褥子,搞好后汪师傅把铁锹一扔,喝彩道,好坑!不知哪个命好的才能躺进来?现在看,汪师傅是自己给自己挖的,怪不得挖得那么好,修理得那么细,可见人都是有私心的。巧的是那天夜里油田一个医院的医疗队巡诊经过这里,见抬着个人出去,就拦住问得了什么病?有人说病倒没病,就是硬了。又问往哪儿抬?回说还能往哪儿,石油坑呗。来人可能不知道石油坑是干什么用的,再问,抬那儿干什么?还能干什么,埋了呗。钻工们不耐烦了,这些穿白大褂的,真他妈嗦!有个医生伸手摸了摸汪师傅的鼻子,觉得还有一丝丝呼吸,让大家再抬回去救救看。就这样,那个赛扁鹊般的医生神奇地把汪师傅救活了。奇怪的是,那个医生没出名,而汪师傅很快就出了名。汪师傅原来有个外号叫“光腚”,因为他身上生过虱子,不喜欢穿内裤,就穿一条棉裤,睡觉时脱了棉裤便光着腚睡。出了名后,那些耍笔杆子的觉得他的“光腚”外号太不雅,遂改为“钢锭”,并且一下子叫响了,这个外号也的确不凡,当当作响。不久,汪师傅又当上了全国劳动模范,在北京,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接见过他,还夸他是好样的,他的名气就越来越大。这时,人们才知道,汪师傅这么能干不是无缘无故的,汪师傅是从大西北的玉门油矿过来的,很小的时候他就到矿上当了童工,他亲眼看到了旧社会政府的无能,洋人的骄横跋扈,新中国成立后他下决心要为新中国找到大油田,就这样,纯朴的汪师傅,这块坚硬的“钢锭”,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也成了钻井工人的骄傲。

据说,从那次汪师傅把自己当搅拌机跳泥浆池被救活后,他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了。医生们给他检查,还查出他有胃出血、关节炎、高血压、肺感染、肾结石、肝硬化等二十多种疾病,哪一种病都能要他的命,但汪师傅对此不屑一顾,他把检验单在手中一揉巴,扔在了医院的门口。汪师傅在扔掉检验单的同时骂了一句,查不查的有鸡巴用,老子就这样了,活着干,死了算!说完这句话又回到了钻井队。也许是长期的高强度工作对他的身体产生了严重损害,他再次被疾病击倒,这一次,这块“钢锭”终于没有发生奇迹。虽然汪师傅被送到了北京,住进了全国最好的医院,但医生们也回天乏术,没有能让他重新站起来再去打井。他去世了,英年早逝,还不到五十岁。

让父亲感动的不是汪师傅的外号,不是汪师傅生前的那些豪言壮语,也不是汪师傅的光荣经历,更不是汪师傅那些职务和头衔,而是汪师傅临终前在病房里说的那些话。

在北京的医院里,汪师傅躺在病床上,眼睛看着窗户,和窗户外面很远的天空。他留恋地说,再也不能去打井了,唉,真想再摸摸刹把子啊。

汪师傅又对陪他住院的工友说,图39井怎么还没打完?太慢了,不提高速度是不行啊。

汪师傅对来看望他的领导们说,我一直有个愿望,搁在心里藏着,没告诉任何人,我想了好多年,咱们打井的,能不能班上千(米),月上万(米),一年打它十几万(米)啊?能不能?我觉得能,要是身体还允许,我想试试,可是,怕是没有机会了……

父亲就是被汪师傅的这些话感动了,父亲觉得这才是汪师傅的心里话,那些大而无当家喻户晓的豪言壮语似乎不是出自这位质朴的西北汉子之口,还有那些流传甚广的所谓的诗,也只是为了表示他的忠诚或者中国工人对资产阶级的态度而已,只有他在临终前的这几句话,才是他真正想说的,才是他真实思想的披露。

父亲的心中早就放着一堆干柴,汪师傅的话就像火种,火种飞进父亲心中,一下子点燃了那堆干柴,父亲心中像有了一团火在燃烧,这团火烧得他不由自主,烧得他想喊叫,想发泄,想跳起来说点什么。但那次会议和所有的会议一样,只能是领导们讲话,开会的人只需要用耳朵接收就行了。然而父亲被汪师傅的话感动得实在受不了了,他坐立不安,在会议的短暂间歇期,父亲向主持开会的领导提出能不能让他说两句。主持人一口拒绝,因为这不符合程序,父亲再次求他,父亲说,我就说几句,最多一分钟。父亲的恳切打动了主持者,他便走过去问了声那些领导,坐在主席台上的领导们大多表示不同意,因为会议没有这样的议程,再说,让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基层干部发言,他要说什么?谁能保证他说的能和领导们的一致呢?就在这时,是一名主要领导果断支持了父亲,那位领导名字叫秦万夫,当时是钻井指挥部的第一指挥。他听到有个人要求发言后说,嗯,是个副队长?那也是我们钻井队的干部是不是?让他讲嘛,听听基层的意见,有什么不好?

父亲的那次讲话从此载入历史。事实上,父亲的讲话并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讲话,父亲的讲话是一种表态,一种请缨,一种宣誓。父亲慷慨激昂的讲话竟然成为油田一项重要工作的源头。

多年以后,油田也像模像样地修起了“史志”,还成立了“史志”办公室。写“史志”的那伙人在采访了我父亲后,只是在里面轻描淡写地提到了我父亲在那次会上的讲话,他们用稀疏模糊的语言简单写道:1972年冬,钻井指挥部召开年终总结大会,时任3232钻井队副队长的于得跃代表基层干部在会上作了发言。

其实,当时父亲的发言十分精彩,他站在主席台上,那是父亲第一次站在主席台上,但父亲没有一点紧张,他就像站在钻井队的钻工们面前讲话那样,随意而又大胆。父亲讲得很简捷,他说,刚才我听了汪师傅去世的消息,我的心里很沉痛,使我最感动的,是汪师傅临终前的话。我想说的是,班上千(米)、月上万(米),一年打上十五万(米),难道没人敢去干?真要没人我们干!苦干巧干拼命干,哪怕二十四个小时连轴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分分秒秒来计算,十五万米虽然多,不信咱们打不完,班上千(米),月上万(米),一年定打十五万!汪师傅的遗愿我们干!只要我们下决心,开弓没有回头箭!光荣传统咱继承,汪师傅的遗愿定实现!

父亲的话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第一指挥秦万夫带头鼓起了掌,他说,这位同志说得好啊,说出了我们钻井工人的心里话,表达了我们钻井工人的志气,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嘛。我相信,如果汪师傅的在天之灵能听到这些话,他一定会含笑九泉的。秦万夫的话也赢来人们的一片掌声,似乎比送给父亲的还要热烈。

那次会议之后父亲的名字在钻井指挥部一下子响了起来,没有人不知道于得跃这个人,这是个有着雄心壮志的人,是个敢于向高水平、新目标奋斗和冲刺的人,这还是个有着深厚无产阶级感情、有着很高思想觉悟的人。只有呼不平对此不以为然,那时候,呼不平还是钻井第一大队的副大队长,还不是指挥。他找到父亲,埋怨父亲没有把在会上讲话的事情先跟他商量商量,这么大的事儿,不是小事儿,他说小于啊,于得跃同志,你这个人,还是有一定能力的,也有点想法,可是你不讲方法,不讲组织原则,我这个当领导的都让你给搞被动了你知不知道?呼不平还说,看来,我不在你身边,常常敲打敲打你还真的不行。父亲嘿嘿地笑了,父亲说,没跟你汇报是真的,可这个想法是开会的时候产生的,要是向你汇报,也来不及啊。其实父亲心里觉得呼不平有些小题大做,自从呼不平当上了副大队长后就开始这样了,好像什么事情都得告诉他,什么事情都得他同意了才能去做,父亲想,这个人越来越婆婆妈妈了,胆子也越来越小了,父亲觉得不管什么人,只要一离开钻井队就不一样了,他们好像鱼儿离开了水,瓜儿离开了秧,都会死的,要不就变成了另外一个物种。

然而,没有几天,呼不平到油田总部开了会议后,他又找到父亲。这一次,他改变了原来的说法,不再提父亲不讲原则了。他首先传达了钻井指挥部党委、钻井指挥部的决定,决定已经形成了文件,一共有三条。第一条就是,任命于得跃同志为3232钻井队队长职务,原队长洪建立同志调往后勤工作;第二条是任命呼不平同志任钻井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兼3232钻井队指导员职务;第三条是决定由3232钻井队在新的一年里开始向班上千(米),月上万(米),一年打上十五万(米)的奋斗目标发起冲击。由钻井指挥部、第一钻井大队成立专门领导小组,组织、协调“年上十五万(米)”任务的完成。呼不平对父亲说,看来你提出的这个建议得到了上级领导们的肯定和支持,过两天我就搬回来,咱们俩要好好商量商量怎么完成这个任务,我只是觉得,这个任务太重了。

多年以后父亲才知道,当时钻井指挥部的领导们对于“年上十五万(米)”这个任务也不是没有分歧的,分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个任务本身,任务本身的意义其实已经超出了实现汪师傅遗愿的范围,也超出了一个钻井队一年的生产能力到底有多大的争议,任务在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挑战和创造一项新的世界钻井纪录。据说,有细心的领导通过查资料发现,当时在全世界只有美国的一支钻井队打过年进尺五万多米的纪录,这个纪录保持了几十年,才被苏联一支钻井队打破了,但苏联那支钻井队的纪录也只为六万米而己,那已经是一个世界纪录了。而十五万米,超出世界纪录一倍还多,遥不可及,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就是这个目标,已经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超过美帝和苏修创造的纪录,创造新的世界纪录,对于这一点没有人敢有什么异议。分歧在于我们有没有创造纪录的条件,比如设备,美国人比我们的先进;比如地层,苏联人比我们的好打;再比如后勤保障,似乎美国人和苏联人都胜出我们一筹。因此有些人就隐隐有些担心。但是,当时恰好刚刚勘探到一个新的油田,那是个地势平坦的原野,十分适合快速钻井。就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有利条件,领导们最后统一了意见,决定动员钻井指挥部的所有力量,不惜任何代价完成这一任务,并把这一决定上报到油田,得到油田领导的支持和批准。在把任务交给哪个钻井队的问题上又起了争议,父亲的那个队当时并不十分突出,就是说,并不是在指挥部中一年打进尺最多的钻井队。但是,最终还是由第一指挥秦万夫拍板,做出了决定,就让那个姓于的队长来干,因为这个目标是他提出来的,让他来干最合适,将来,实现了这个目标,他就是我们钻井战线的英雄!他最有说服力,也最有号召力!

就这样,父亲是由自己,也是由别人把他一步步推到了那条创造世界纪录的起跑线上,父亲并不知道,如果这个任务一旦失败,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父亲还不能知道,他因为感动所提出的这样一个建议,已经由实现遗愿变成了一项世界纪录的创造者,对于这样一个极具政治意义的改变和创造,已经被无数人所关注,因为这个纪录的创造,会对决策人的命运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而父亲就从那时逐渐明白了什么叫做身不由己。

严格地说,在我们这里,每当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才是一年中冬天真正开始的季节。在此之前,天气一般不会太冷,虽然刮风,但不结冰,只是到了年初,气温的度数就会一下子降到低点。这时候,日历上也显示,已经快要进入“三九”了。“三九”是北方冬季的最寒点,冷空气的到来一次比一次频繁,强度也一次比一次大。这时候才是真正的严冬,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父亲头戴狗皮帽子,身穿棉大衣、脚蹬大头鞋,他眯起眼睛看着刺骨的北风源源不断地刮过来,并且越来越大,父亲觉得身上的衣服被寒气不费力气就穿透了。但他不动声色,他不能有什么表示,因为全队的人都在看着他,他的任何一个小小的动作都可能会给人们带来一种暗示。决心与行动、渴望与目标,父亲觉得他的心中一直就是滚烫的,这是从里到外的一种热度,这样的热度足以抵御来自自然界的寒流。父亲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率领他的钻井队开始了惊人的创造。他们要向那个十五万米的目标发起冲击,父亲不知道他能不能实现那个目标,但父亲知道自己已经开始出击了,这是一次不能后退的出击。

也不是所有人都做好了准备,队上更多的人根本没有思想准备,比如张大安,比如老崔,比如老董,他们还以为这一年和过去的每一年都是一样的,顶多搞搞开门红,喊上几声,应付过去就松下来了。在荒原上钻井,这是个又苦又累的差事儿,没有多少人愿意干的,就算是在这里的,也是因为没有门路调到好单位去,并没有多少人打算一辈子都干这样一件事情。

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一年和过去的任何一年都不一样了,首先是离开了钻井队的呼不平又回来了,他是把自己的铺盖什么的都带回来的。队上的人开始还以为呼不平犯了什么错误,当了领导,一般都会有点贪污腐化,也可能忙里偷闲地搞搞女人。他们看到呼不平把铺盖行李搬进了队部,然后就不再出来了,队上的人更加肯定呼不平是犯了错误,而且这个错误还不小,可能比搞女人的事情还要大,他是被打回来了。人们都不禁替他惋惜,多好的一个人,在队上干得好好的,非得去当什么副大队长,这下好了,让人家赶回来了吧,说不定,连个职务也没有了。

当天晚上,全队开会时人们才知道他们的猜测是错的。呼不平没有犯错误,而是派回来工作的,他不光还是副大队长,还兼任着队上的指导员。令大家更加吃惊的事情是,父亲向他们宣布,他们队准备在新的一年里向年进尺十五万米的目标发起冲击,他们要创造一项世界纪录,一项足以载入史册的纪录。据说,会后全队工龄最长的大班工长,这是个在钻井队干了快三十年的济南人,他扳着右手手指算了一遍,又扳着左手手指算了一遍,最后还是不停地摇头咧嘴说,歪门,一年打十五万米,不可能啊!

父亲的目光在大家脸上扫过,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脸上像有一道光照过,他们的思想因此暴露无遗。于是大家不得不挺起胸脯,以此来表现他们并没有什么想法,他们不怕什么,他们还是要和从前那样干活儿的。父亲仿佛看透了他们,父亲说,要是和从前那样是不行的!肯定不行!那样能打十五万米?笑话!打不了!所以我们要超出常规来打井,在今年,你们将会看到,我们会使用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打井方法。你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在最紧张的时刻,大家可能十天半月睡不了一个安稳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大家可能回不了一次家,在一年当中,大家没有一天的假期,就是说,没有节假日,更没有星期天!父亲说,你们可能以为这不可能,我告诉大家,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今年我不回家了!我带这个头,请大家监督我!

呼不平讲了打出十五万米的重要意义,这才让大家对即将到来的任务有了一些认识,原来,十五万米是一项世界纪录,连美国人苏联人都达不到哩,这些个草包们,他们吃的比我们好,喝得比我们好,可他们还是打不出十五万米来。大家还从呼不平的讲话里得知,全国人民都敬佩都学习的汪师傅永远离开了我们,是汪师傅在临终前提出了这个目标。大家觉得汪师傅临终的时候一定是糊涂了,要不然怎么会提出这样离谱的一个目标?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脑子里会有许许多多奇怪的念头,有的想飞上天,有的想到月亮上去,有的想当一当市长,有的想让手指头附上仙气,把一块石头点成黄金,还有的就是想吃口白面馒头。这很正常,可是,活着的这些人怎么会也相信那些奇怪的念头呢?大家仍然不能马上接受这样一个离谱的任务,大家还想,为什么不是别的队来完成十五万米,而偏偏是我们队?呼不平又讲了完成任务的有利条件,指挥部将全力保证人员、设备、资金的到位,后勤也做好了准备,猪肉、鸡蛋、副食品随时都会送到;还有,全队马上搬到一个新的地区,那是一个刚刚发现并且已经控制了含油面积的地方,那个地方十分平坦,而且需要打的井不用太深,大致上在一千米左右,对抢进尺特别有利。大家并不关心什么地方,打井的打完一口搬一个地方,换地方很正常。还有,大家的思想没有想通,大部分人甚至有抵触情绪,谁也没有说不干,但也没有人响应这个神圣的任务。大家心里明白,上边让你干,你不能不干,再说了,不干你干什么?打井的,每天都得打,十五万得打,一万五也得打,只不过是打的多少而已。

现在,父亲就站在那块平坦的土地上,父亲觉得所谓的平坦只是相对而言,细看这里也有沟沟坎坎,也有坑坑洼洼,这就是土地,土地不是白纸,土地是粗线条的,土地是有起伏的。

全队职工大多数思想抵触,畏难情绪让他们闷闷不乐,大发牢骚。最先想通并且提高了思想觉悟的人竟是张大安。他单独找到父亲,他说他想了两天两夜,终于想明白了打十五万米的意义,不在于创造世界纪录,也不在于完成汪师傅的遗愿,关键是证明钻井队是最好的,是全指挥部最出色的队。父亲听了后心有所动,觉得张大安琢磨的和自己想的有点符合,但他并没有表示出来。果然,张大安又说,如果于队长同意,他可以咬破中指写一份血书,以表示完成这次任务的决心。父亲问,你的牙有那么快?有,张大安说,我的牙啃排骨一点不费劲。父亲又问,你下得了口么?张大安想想说,我可以先弄根针,把手指扎破,然后往嘴里一放,牙一合,跟真咬破了一样,没人看得出来。父亲顿时觉得张大安像个小丑,像个演员,父亲想,十五万米是吹牛皮就能吹出来的吗?十五万米是流个十滴八滴血就能流出来的吗?张大安也太笨了,那十五万米是要一米米地钻出来,哪怕钻头少转一圈,都是完不成的。不过,父亲知道统一全队思想的重要性,张大安的做法也许能起到统一思想、打消大家畏难抵触情绪的作用。父亲便点了点头,张大安不失时机地对父亲提出一个交换条件,他说,我的入党问题也该解决了吧?于队长,你看我现在才是个内钳工,进步也太慢了些。

父亲想起老崔老董都写过入党志愿书,父亲觉得他们要求进步是好的,可是,他们够格了吗?父亲不能知道,父亲想必须要考察一下他们三个人。于是,有一次父亲通知他们三个人前来进行集体谈话,父亲向他们三个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让他们当场来回答。

父亲问,你们三个在睡觉的时候跑过马没有?

老崔和老董互相看了一眼,然后都神情很不自然地异口同声地否认了,他们不能相信父亲会用这样的问题来考察他们,他们觉得这个问题连问也不要问,要是承认了,那岂不是会让人看不起吗?

父亲的目光投向了张大安,让老崔和老董都没有想到的是,张大安的脸红了一阵又白了一阵,他低声对父亲说,我没有出息,我跑过马。父亲问,什么时候?张大安更不好意思地说,昨天晚上就跑过。跑了几回?父亲似乎成心要问个清楚。就跑了一回,多了受不了。张大安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一样,低着头老实交待。父亲向张大安点了点头。父亲想你小子到底说了句实话,不过,能说出这句实话也不容易哩。

张大安很快就入了党。别人都以为他是因为写了血书,火线入的党,只有老崔和老董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他们俩还常常懊悔,要是当时也承认自己跑马了,说不定就和张大安一起入了党。是男人,哪有没跑过马的,老崔还喜欢手淫,晚上躺在被窝里,睡不着,想着那回指挥部来放过的电影《海霞》,里面的女演员太漂亮,想得受不了,就来一次。

其实,当年父亲和全队职工一样,对完成年进尺十五万米的任务并无一点心理准备。父亲当时只是因为感动才站出来说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话罢了,没有想到的是,上级把他的话当了真,还要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完成。父亲还记得当时开过会后,他很快就把说过的话忘了,父亲想,人一辈子要说多少话啊,谁能把每一句都记得那么清楚?谁又能把说过的每一句都做到?然而,这一次,父亲想不记清也不行了,想不做到也不行了,父亲觉得自己被人赶上了架子,上了架子再想下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呼不平来到队上后父亲才知道自己因为说话挣回来一个大任务。父亲对呼不平说,呼大队长,咱们实话实说,我不想完成这个任务,也完不成,你让别人来干行不行?呼不平盯了父亲两三秒钟没有说话,他用手指着父亲的鼻子说,你不要叫我大队长,我是队上的指导员,和你一样,是这个队的干部。父亲说,好吧,呼指导员,我告诉你,这个十五万米的鸡巴任务我完不成,谁能完成你让谁来干吧!呼不平终于火了,他发起火来还是很吓人,他说,于得跃,你别和我说完不成的话,以后我也不想再听你说,我只能告诉你,话是你自己说出来的,没人逼你,说出来的话,泼出去的水,谁也别想再收回来!你得明白,你已经没有退路了,你好好掂量掂量吧。

父亲似乎是自己把自己逼得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父亲觉得绝望,因为没有一个人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才能一年打上十五万米进尺,也没有一个钻井队可以作为参照。父亲觉得汪师傅提出的这个十五万米的目标有点太大了,大得让他不敢想象;父亲觉得十五万米太高了,就像一架看不到顶的天梯,突然就悬挂在自己的面前,他越往上走,就越高越冷。父亲想,自己会不会上不到顶就要死掉?或者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成一摊肉泥?那时候,父亲在心里对汪师傅也不尊敬也不佩服,甚至也不感动了,父亲自言自语地说,汪师傅啊汪师傅,你说点什么不好,非得说一年要打十五万(米)?打井不是吹牛逼,是真干的,是用钻头一点点啃出来的,哪怕你说个十万八万(米)的,咱们咬咬牙也就拿下了,可十五万米,那不是咬咬牙就能干成的!你当时是不是糊涂了,要不,就是让来带你的那两个小鬼逼着说的那番话?父亲又觉得自己多嘴了,该打,他朝自己的嘴巴狠狠地打了一下,父亲就从那时才意识到好多话是不能随便说的,你说了就得为此付出代价。

父亲没有别的选择,他现在只能为他说过的话兑现承诺。父亲就是从一个日历牌翻过后不再用了,又一个日历牌挂在墙上并翻开了新的一页开始了他的行动。在此之前,他巧妙地使用了张大安。张大安在全队的大会上先是要求发言,说着说着激动起来,他一口咬破自己的中指写下了血书,“誓死拿下十五万”,以表示支持于队长和完成这项任务的信心。人们没有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人发现他是事先扎破手指的,张大安的表演十分成功,那些反对、怀疑、犹豫的人们被血书震惊了,连老崔和老董也没有看出张大安是在演戏,张大安用一根血淋淋的中指让全队人统一了思想,他们觉得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他们要为完成一项重要而神圣的使命而战斗,再也没有犹豫、没有彷徨,再也没有埋怨、没有牢骚,人人都开始为神圣的任务而努力,开动脑筋,想办法出主意。然而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能想出什么好办法,他们只得一次次反复表示着他们的决心,老崔和老董在会上滔滔不绝地讲着,他们的决心和张大安的血书一样,只要一过时间,就变得苍白无力,甚至有些肮脏。最后,还是由父亲做出了完成十五万米任务的初步安排,他把进尺按照时间进行了分配,然后,首先试图完成班上千这个目标。父亲做的试验很快就证明是行不通的。一个班八个小时,要想打得快就只有在一口井的开始阶段,那时候地层是疏松的,大多是砂岩和泥岩。然而,就是松软的地层,父亲指挥一个班用了最快的速度也只是打了四百多米,就是说,要实现汪师傅班上千的目标,那还差着一大半。父亲很是沮丧,呼不平也摇着头说,这已经是我见过的最快速度了,我那时候连二百米也打不上。呼不平还想说什么,但他终还是没有说出来。

父亲那些日子反复思考的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才能把速度提高上去。父亲觉得,只有向机械、设备和地层要进尺,别无他路。此时父亲才为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而悔恨万分,他觉得只有在关键的时候,文化和知识才能体现出它们的优势来。不过,父亲还是凭经验找准了问题的所在,父亲认为打得慢是因为钻头的原因,在此之前,每一口井使用的钻头都是一种。父亲大胆设想,改用两种钻头,在松软的地层使用效率更高的钻头,在坚硬的地层时使用耐磨的钻头,为此父亲专门到油田的钻井研究院找到一名工程师请教,工程师支持了父亲的想法,并由两人合作画出了一个奇形怪状的草图,然后由研究院试验室制作出了一种新型的钻头,那是一种名为“刮刀”的钻头。这样的钻头在松软的地层中游刃有余,速度飞快。父亲只试了一次就知道他已经解决了重要的问题。那一个班,父亲他们把速度一下子提高到了八百多米,父亲似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要知道,在机械动力使用达到极限的情况下,进尺每提高一米都是困难的。

直到那一年的四月,父亲和他的钻井队才达到了班进尺一千米的目标。在这当中,父亲一次次地对钻头提出改进意见,最后才算定了型。还有,父亲对八个小时中每个岗位、每个人员、每个操作环节,甚至每个动作,都进行了最优的规范,当四月份结束的时候,他们终于实现了汪师傅提出的第一个目标,那个班打出了一千一百米的好成绩。恰逢五一国际劳动节,油田和钻井指挥部就在父亲的井队上召开了庆祝大会,油田的领导还有钻井指挥部的领导们都参加了会议。领导们再次对实现汪师傅遗愿的行动做出了肯定,并号召油田各行各业都向父亲他们这个钻井队学习,都来支持他们完成这个艰巨而又神圣的任务。

只有父亲对开不开会无所谓,他甚至没有参加那次著名的会议。他在钻台上站着,对每个钻工的操作都进行观察和研究,他想从中找到再提高速度的改进方法,哪怕只能多一米,或者零点几米。父亲清楚,仅仅完成了一个班的上千米,还是难以达到十五万(米)的目标,那个目标才是终极目标。

当时光渐行渐远,父亲和一个平常人一样,记忆开始退化,对他当年创造的那项惊人纪录也日渐淡忘。在他的感觉中,那一年的时间有时极为短暂,仿佛只是惊鸿一瞥,你想抓却总是抓不住;有时又特别漫长,似乎已然停滞不动,用鞭子也赶不走。那一年,父亲对季节一点也不敏感,在那个严寒的冬天里,父亲有时会觉得很热,汗水从他的每一个毛孔中流出来,湿透他的衣服。而春天与冬天的区别变得模糊,仿佛草们在一夜之间就绿了,长出了叶片。而那些光秃秃的树们,上午还是片叶没有,下午已然是枝繁叶茂,一片葱茏了。父亲的眼中只有旋转的钻杆,耳边只有轰鸣的机声,父亲的心中只有数字,米、几米、几十米、几百米,或者几千米几万米。那个夏天让父亲吃尽了苦头,蚊子的叮咬,暴风雨的袭击,还有台风和雷电。父亲觉得平时高大的井架子变得弱小了,不光弱小,在雷电耀眼的光芒中它摇摇欲坠,令人担忧。父亲只好盯在钻台上,他的在场能让人们安心,否则,人们会因为恐惧而操作失误。要知道,一旦造成事故,那就不光完不成任务,还会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那天的会议父亲没有参加,代表队上发言的是呼不平。呼不平又慷慨激昂了一番,在过去的四个月中,呼不平其实并没有做些什么。他对父亲说他是指导员,生产上的事情就要少管些,他可以管一管后勤、生活什么的,当然还有政治学习、思想工作。父亲觉得呼不平从离开钻井队当了领导后不再对钻井活计那么热情了,他甚至都不愿意上钻台了,这一次回来后他没上过几次钻台,父亲感到呼不平已经离这个队越来越远。但是,呼不平人现在还在这里,职务也在这里,他是队上的指导员。会上,他滔滔不绝地向人们讲说这个队是怎么打出了班上千(米)的,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就是在他的领导之下,队上试制了新型刮刀钻头,重新进行了岗位分工、人员调整、优化操作等等,这才达到了班上千的好成绩,实现了汪师傅生前的第一个遗愿。接下来,就要实现汪师傅的第二个遗愿,即月上万(米),全队职工都要为月上万而努力奋斗,人人都要为月上万(米)而做出贡献。

呼不平的发言很有杀伤力,人们的情绪都被他调动起来了,那些来开会的领导,那些来参加会议的人员,他们的情绪像一堆堆柴火,很快就被呼不平点燃了,发言者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讲得好,一个比一个精彩,支持、帮助、学习、热潮。只有队上的职工们没有说话,他们知道打的进尺越多,他们的劳动强度就越大,所以,他们沉默着,他们忍耐着,他们盼着这个破会快点开完,他们好回去睡觉。他们有的是刚下夜班的,有的是马上就要接班的,他们觉得这些人来开这个会纯粹是向他们施加压力,逼他们继续没白天没黑夜地干下去,他们在心里已经把这些讲话的人咒骂了一遍又一遍。

只有呼不平还保持着积极的态度。但也只是表面现象,父亲那天下班回来后,呼不平把会议精神向父亲进行了传达,父亲对会议精神不感兴趣。父亲说,要是能说出十五万(米)来就好了。呼不平并不在乎父亲的态度,却对父亲说,于得跃,还有八个月,只剩下八个月了,我算了算,怎么也打不到十五万(米)了,你看怎么办吧?父亲说,我能怎么办?我刚才不是说了么,要是用嘴说能说出进尺来,那不就省事了?呼不平说,你严肃点,我是在和你谈工作。父亲说,我不想听,刚下班,我累了,我想睡觉。

那一年是父亲睡觉最少的一年,他说是睡觉,但躺下来却又睡不着了,呼不平不能知道父亲在想什么,父亲满脑子想的就是怎样才能完成任务。采用新的钻头已经看到了效果,但这还远远没有具备能在年底完成十五万米的能力。父亲总觉得心里很沉。一个又一个想法就像鸟儿一样飞来,停在父亲眼前,又像鸟儿一样飞走,不知所踪。父亲叹了一口气,他想,要是一口气就能吹出来一口井该有多好啊,或者,用手就能把一口上千米深的井挖出来也行。有时候父亲甚至会天真地想到火箭,用火箭打井一定会比用机器快,用机器实在是太慢了,要是用火箭就好了,点上火,看着火箭飞快地往地下扎,一会儿就是几百米,再一会就是几千米,真快啊。可是,父亲一睁开眼,就知道他想的这些都是假的,只有井上的机器响声才是真的,机器的响声也是不一样的,有时沉闷,有时轻松,轻松的时候那就是软地层,沉闷起来就是硬地层,父亲最怕的就是机器沉闷,那就是说,又碰上难啃的骨头了。

父亲终于想到了可以提高速度的最后一招,这也是万不得已逼出来的一招,父亲觉得如果这一招要是不管用,那他就干脆自己把队长辞了去当工人算了,或者,认输了,他完不成任务了,他对不起汪师傅了,他不该说大话,吹牛逼,他是自找的,自讨苦吃,怨不着任何人。父亲想到的高招儿是在搬迁上做文章,就是说,提高搬迁的速度。在这里打井,按照过去的做法,每打一口井都要进行一次搬迁,机器和设备都要进行一次拆卸、搬运和安装,实际上,父亲早就看出问题来了,因为打井打得快,搬迁的时间早已超过了打井的时间。往往是这样,打井只用了三天时间,而搬迁却不得不用掉四天时间。只是,父亲迟迟未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父亲很快就形成了整体搬迁的想法,就是说,每当打完一口井后,不再拆卸设备,而是把井架子和所有设备一起,向前移动,移动到下一口井的位置上。因为这里地势平坦,每口井确定的井位也不远,一般都是几百米的距离,整拖设备在理论上是完全可以行得通的。只是,动力问题需要解决,整拖的动力决不是一般的动力,井架和设备数千吨,没有成千上万匹马力是拖不动的。

拖拉机就这样进入了父亲的视野,在此之前,拖拉机也是钻井队拆装设备的主要工具。开始时父亲设想,使用四十辆一百二十马力的拖拉机进行整拖搬迁,从动力上来说,应该是可行的,只是,这当中有些技术和细节问题,父亲拿不准行不行。为此,父亲又一次找到钻井研究院,这一次,是一位精通动力学的高级工程师与父亲配合,他们一起设计出了整拖井架设备的方案。

据父亲讲,第一次整拖实验的时候既提心吊胆又气势磅礴,油田全力支持,集中了近六十辆拖拉机来完成这次实验,油田所有的大马力拖拉机几乎都到了现场,场面极为壮观。这在油田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那位高级工程师是总指挥,父亲是副总指挥。父亲虽然是副总指挥,但他脖子上挂着哨子,出现在现场,父亲站在拖拉机前面,面对着一辆接一辆足有五十多辆用钢丝绳连在一起的拖拉机,父亲镇定自若,当一切都准备就绪的时候,父亲用力吹响了哨子,那是一只声音尖利的哨子,在哨声中,所有的拖拉机都怒吼起来,发动着集蓄着力量。父亲又吹响了第二遍哨子,拖拉机开始向前缓慢启动了,人们像看神话一样看到,巨大的钻井架,还有钻台以及钻台上的所有设备,都在拖拉机的拉动下向前移动了。父亲一点点地向后退着,父亲要求每辆拖拉机都要平稳启动,使用同一档位,同一速度,就这样,一米、两米、十米、二十米,高大的井架像一个巨人一样在人们面前行走了。在行走了一百多米的时候,父亲看到井架子晃动得有些厉害,父亲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停止的手势。所有的拖拉机同时停了下来,父亲上前去查找原因。父亲看到,在井架经过的地方,是一条刚被填平的小河沟,那里的土质松软,所以井架在经过这里时有些不稳,四十多米高的井架一旦倒下,就会是一场灾难,拖拉机、设备、人员,都可能会有伤亡,后果严重,不堪设想。此刻,那名高级工程师有些犹豫了,他脸上淌着汗水和父亲商量,于队长,要不,咱们先停下来,明天再试验怎么样?父亲摇摇头说,不行,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再说,不是没有出现问题么,今天怎么也得把这次试验进行到底!父亲检查了一下道路,确认没有问题,便又一次吹响了哨子,拖拉机再次怒吼,再次向前开动,井架子又像一个巨人一样向前走了起来。虽然走得很慢,但走得很稳,在经过了漫长的四个多小时之后,高大的井架终于移动到了一口新的井位上。父亲如释重负,他全身软得一下子坐在了地上,他知道,这次成功意味着什么,从前四天的时间,现在已经被缩短到了四个小时,而且,在熟练之后还有再快的余地,通过计算,父亲的心里终于有了底,从那时起,完成年上十五万米的任务,才算真正有了保证。

几天后,全国各地的报纸上都出现了父亲他们钻井队整拖井架的新闻。有的还配上了照片,在照片上,父亲头戴安全帽,口中衔着哨子,一只手高高地举过头顶,另一只手和肩膀取平,面容冷峻,镇定自若地指挥整拖,井架在父亲的身后成了一个绝妙的背景,父亲的形象威严、高大,宛如神人。

自从父亲试验并成功地整拖井架之后,钻井的速度就像插上了翅膀,打得飞快。有一个月,他们竟打出了一万三千米的进尺,真正实现了汪师傅生前的第二个遗愿。本来油田和钻井指挥部准备再开一次庆祝会,可是,由于年底已经临近,他们决定等年底完成年上十五万米的任务后,一起召开隆重的庆功大会。因为,父亲想出的整拖井架搬迁方法,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就是说,按照当时的进度来计算,只要不发生意外,年底拿下十五万米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只有父亲不敢掉以轻心,他对全队的要求反而越来越严格,父亲知道,此刻如果发生事故,或者出现问题,那就会前功尽弃,功亏一篑。父亲只能瞪大眼睛看着钻台上工人们的操作,只能竖起耳朵认真分辨机器的鸣响,只能飞快地转动脑子思考着井下的情况,任何异常父亲都不放过。呼不平觉得父亲有些过分,有些小题大做。父亲觉得呼不平这回回来后变了,变得和工人们不交心了,说话的腔调也变了,西北话变成了普通话。但他说不好,听起来怪别扭的,原来他说话像个感冒病人,话声都是从嗓子深处来的,那种话让人听起来很带劲,现在,一改普通话,就是从嗓子里挤出来的,这让父亲想起从前的太监。父亲还觉得呼不平好像上面派来监视他的,是来看着他完成这次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呼不平在具体的钻井生产和提高速度方面什么办法也没有,但每天都要去问进尺,向调度室汇报,打少了他就忧心忡忡。父亲想,就算你想不出什么办法,那也不要紧,你应该到钻台上去,让工人们知道他们的指导员就在他们身边,那也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可呼不平很少上钻台,除非他要找父亲,那就是有什么事情了,比如上面来人了,要见父亲,比如来了记者,要采访父亲,呼不平才不得不上钻台去通知父亲。父亲因此觉得呼不平的变化全都是因为当副大队长当的。父亲想,一个副大队长,有什么了不起的,虽然按级别是个副科级,可副科级就不能上钻台了?钻台上没有老虎,没有野猪,更没有狮子,只是有些危险,这一点,在钻井队干过多年的呼不平心里很清楚。可是,钻工们不是一天天都得在这里上班吗?难道钻工们就不怕危险了?难道钻工们的命就不是命了?父亲因此觉得呼不平变质了,他就像一个苹果,外表上看还是好好的,但心里已经开始腐烂发霉。更让父亲受不了的是在关键时刻,呼不平不是和父亲一起想办法渡过难关,而是威胁父亲,让父亲做一些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父亲对他深深失望了。父亲有时想,呼不平还不如张大安哩,张大安还会扎破中指出出血,呼不平啥也不出,汗都不想出一滴。

张大安自从入了党以后表现得十分积极,只要是父亲说了的事情他都第一个去干,这让父亲觉得他这个入党介绍人没有看错人。只是,父亲隐隐感到张大安积极得有些过头,比如说父亲指挥整拖井架,几乎每次都是父亲亲自出马,站在拖拉机队的前面,吹哨指挥。那些拖拉机手们也都认识了父亲,只要父亲一出现在前面,他们就不怕了,他们就能把拖拉机开得稳稳当当。父亲指挥整拖井架的照片在全国很多大报上登过,虽然在全国还算不上家喻户晓,但油田上已经没有人不知道父亲名字的了。有一天张大安找到父亲,父亲问他干什么,有什么事情?张大安支支吾吾,欲言又止,欲说还休。父亲说,有什么话快讲,用不着这样。张大安说,于队长,能不能让我来指挥一次整拖井架?父亲眯起眼来看了看张大安,张大安还是那个样子,面皮白皙,身材微胖,脸上总是堆着笑,那笑虚假得一点也不值钱,随时都会送给任何人。父亲问,你有把握吗?张大安说,我一个人偷着练过,不知道行不行?父亲又问,你怎么想起来要指挥整拖?张大安说,好玩儿。看到父亲的脸色变了,张大安忙说,俺觉得你威风、神气,能出名,好多人都知道你,俺也想让别人知道知道俺。父亲终于放声大笑了,张大安的身体在父亲的笑声中不停摇晃,张大安不知道面前这个疯子一样工作的人会不会把指挥整拖的工作交给他,要知道,这可是张大安苦心想了很久才想出的一着。他知道,要想自己有个出头之日,仅仅写了血书还不行,血书不能经常写,写多了大家会对他的动机怀疑,而且他也不敢再扎破中指了。那次为了准确地表演成功,在没人的时候他偷偷练过,每扎一次中指,他都痛得流下眼泪,不光痛,流血,还得包扎,让伤口自己长好。入了党只是一个台阶,离出头之日还有很远距离,怎样才能登上基层干部的位置?继而一步步跟上呼不平前进的步伐?那时候,张大安对呼不平十分向往,没事就找呼不平聊天,他想从呼不平身上得到一些经验。他觉得,呼不平的今天,就是他的明天。

父亲经过深思熟虑后还是决定让张大安试试,这是因为父亲不能每口整拖井都亲自指挥,他还有很多事情,另外,父亲觉得整拖井架的技术已经十分成熟了,经过几十口井的实验和操作,可以确定是成功的操作,不会发生事故。让父亲和张大安都没有想到的是,张大安第一次指挥不是失误,也不是吹错了哨子,而是拖拉机手不买他的账。当他胖胖的身体出现在拖拉机队前面时,所有的拖拉机都停下来,熄了火,任凭张大安怎么吹哨子人们也不动弹。原来,拖拉机手们已经认准了父亲,再换一个人他们心里没数,他们不敢开,他们一致要求父亲重新回来指挥,他们不相信张大安。最后,张大安只好放弃指挥权,回来请了父亲上去,才把井架拖到了新的井上。张大安的信心因此很受打击,他对父亲酸溜溜地说,人家认准你了,你不就比我皮肤黑点吗?个子高点吗?父亲说,你弄错了,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张大安说,不就吹个破哨吗,有什么复杂的?父亲瞪起了眼喝道,怎么,你不服是不是?就你这个样子,还想进步?你还是玩儿去吧!张大安这才闭上嘴不再做声了,但他的心里的确很是不服,他想,总有一天他要做呼不平那样的领导,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做到,到那时,你于得跃算老几啊,你给我提鞋我也不用你!父亲的眼睛虽然好使,但不是X光,看不透张大安心怀鬼胎,也看不出张大安在心里对父亲的嫉妒和轻蔑。父亲说过后觉得自己的话有点重了,怕张大安接受不了,父亲安慰失落的张大安,对他说,这样吧,我提你当一班的副司钻,不过,你可得好好给我干。张大安一听马上笑逐颜开,他说于队长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给你干,我就是你的马前张保,只要你发话,我就往前冲!

距离那年年底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钻井队已经突破了十五万米大关,不光实现了汪师傅生前的遗愿,还创造了全国石油历史上一个钻井队年进尺的最高纪录。第二天一大早,父亲的钻井队就像过节一样热闹,到处都插着红旗,在井场上,还搭起了一个更加红火的会场,那是由三十辆重型卡车车厢搭成的会场,巨幅会标则由两辆进口的30吨大吊车吊在半空,气势宏大,规模空前。油田在钻井队召开了隆重的庆功大会,全国近百名新闻记者前来采访报道。

那可能是父亲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父亲身披红绸绶带,胸前戴着一朵硕大的红花。父亲还有呼不平被安排坐在了会场的第一排,他们在今天这个会议的地位举足轻重。那天开会几乎没有人知道父亲患了严重的感冒,父亲正发着四十多摄氏度的高烧。在通向十五万米漫长的道路上,父亲一次也没有病过,但是,当他成功地打到了十五万米的时候,父亲却一下子病倒了。父亲在打完十五万米的进尺之后,开始感到全身乏力。最初他以为自己是缺觉的原因,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父亲不记得自己睡过一个囫囵觉,在他的记忆中,他总是在困得睁不开眼睛的时候,才不得不合眼眯一会儿。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不能睡得扎实,他常常会没有来由地醒过来,那是他又想起了井上的一件要紧的事情,那件事情可能关乎安全,也可能关乎速度,也可能关乎设备的使用寿命,总之,父亲想起来后就马上来到井上,然后安排人一起把问题解决掉,这样一来,睡觉的事情就被他忘掉了。还有的时候父亲困得不行,可他一躺下来却根本就不能睡着,瞌睡这个父亲从前喜欢的东西现在开始和父亲捣乱,它就在父亲的眼前,它像一只虫子,一只奇怪的虫子,它在移动,一会儿远,一会近,使父亲总是不能进入到平静安稳的睡眠之中。父亲原来打算,等打完十五万米进尺后一定要好好睡一觉,他对张大安说,我要睡他个七天七夜,把一年的觉都补回来。张大安拍父亲的马屁,他说,那是那是,你好好睡,到时候我给你站岗,谁也别想到你的床前闹醒你。可是,当父亲真的想躺下睡觉的时候,他发现他还是睡不着,人们一拨接一拨地来找他,有钻井大队的政工干事、钻井指挥部的宣传干部,还有油田报社玩笔杆子的那些人,后来,省里的、北京的记者们也闻风而来了。他们都要找父亲,让父亲给他们讲述是怎样一年打出了十五万米的最高纪录,还有,父亲和汪师傅是什么关系,他们在哪里认识的,是不是同乡。如果不是,父亲和汪师傅是不是师徒,父亲见没见过汪师傅。如果见过,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汪师傅对父亲都说过什么话,是教育,是鼓励,还是启发。分别后父亲给没给汪师傅写过信,父亲曾经得到过汪师傅的什么帮助。对此,父亲觉得十分可笑,他一边打着哈欠,忍住不断向他袭来的瞌睡,一边对这些来人讲他是怎样打出十五万米的过程。父亲讲得很简单,这让那些前来的记者们兴趣更浓,他们都是新闻内行,知道创造出这样一个奇迹决不会那样简单,他们一遍遍地追问父亲,刨根问底,谁都想比别人知道得多一些。

父亲就是在接受那么多人采访的时候突然发起了高烧,父亲烧得嗓子喑哑不能再讲话了,那些人才不得不停止了对父亲的采访。父亲在医院打了点滴,打过点滴后父亲觉得好了些,父亲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可是,第二天油田就在队上召开了隆重的庆功大会。父亲只好抱病前去参加会议。父亲看到那天石油部来了一名领导,有人说那是一位资历颇深的副部长,父亲看到,那是一位年龄已经不小的领导了,副部长的双鬓已经斑白,但面色红润,声音洪亮。他在会上先是宣布了国务院对父亲这个钻井队的表彰决定,然后又把父亲和他们的钻井队狠狠表扬了一番。那不是一般的表扬,他说你们油田有这样一个钻井队,是你们的福气和骄傲,因为他现在成为全国石油工人的代表,是全国石油系统的榜样。这个钻井队是有功勋的,是要大力表彰的,这样的钻井队是要授予荣誉称号的。果然,他把一面镶着“钢铁钻井队”字样的锦旗郑重地举了起来,那面锦旗上还醒目地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予”的字样。本来,看到锦旗呼不平就做好了准备,想上前接那面锦旗,他觉得这样的领奖非他莫属,他已经站了起来,可是,那位副部长却大声发问,哪位是于得跃队长,你上来接受锦旗!副部长让父亲到他跟前去,父亲大步走上主席台,站在副部长的面前,副部长伸手与父亲握手并致问候,此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呼不平无奈地在掌声中尴尬地坐下了。那位副部长把锦旗交给父亲后又小声对父亲说了几句话,没有人知道这个副部长和父亲说过什么,据父亲后来对我们说,那位副部长只说了三句话,一句是,你是好样的;第二句是,你们队是好样的;第三句才像一句有些用处的话,他说,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写信、打电话,直接到北京去都可以。父亲当时只是茫然地点着头,父亲觉得自己不可能因为个人的事情去惊动这样一位高级领导,部长有多少重要的工作啊。不过,父亲的心里还是暖和和的,还是感到了这位领导的亲切与关心。然而,此后呼不平对没有让他去领锦旗,而是让父亲去领了的事情耿耿于怀,他觉得自己很没面子,他是副大队长,是指导员,但还是没有能让副部长把锦旗授予他。在后来的大会小会上,他讲话时总要含沙射影地说,成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在我们油田,尤其在我们钻井战线,不允许搞个人英雄主义。

父亲创造的纪录很快被全国各报纸进行了报道,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报道称:济阳油田3232钻井队,用一年的时间打井105口,创造了年进尺150230米进尺的世界纪录,超过了美国的“王牌”钻井队和苏联的“功勋”钻井队。3232钻井队成立于新疆,后转战来到华北平原,在会战中,全队90名职工发扬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日夜奋战,革新钻头,大胆使用整体搬迁等科学钻井方法,终于创造出了震惊世界的纪录,并以此实现了汪师傅生前提出的三个钻井奋斗目标。就从那时候开始,父亲对那些耍笔杆子的十分佩服,另眼相看了。因为父亲从来没有想到这是一项世界纪录,他也不知道世界纪录到底是多少,更没有想去创造什么奇迹,父亲只是觉得打十五万米与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没有太大区别,都是看你敢不敢做,想不想做,能不能做到。父亲想,这些耍笔杆子的比耍钻杆子的要厉害得多,他们能把没有的说成有的,把有的说得更大,并且弄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父亲从此对那些人敬而远之。

庆功大会过后不久,父亲又被授予当年的省级劳动模范称号。再接下来,就是热度继续高涨的宣传。父亲、呼不平,还有队上另外一名职工,三个人组成了事迹报告团,他们到油田的各个单位演讲,讲这个十五万米世界纪录的来龙去脉,讲完成十五万米的艰难过程,讲那些过去的日日夜夜,不光要报告创造世界纪录的艰苦,还要体现出钻井工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等等,总之要把人们的激情煽动起来,成为油田建设新的动力。可是,父亲却再次到医院打上了点滴,父亲觉得自己的身体似乎一下子垮了,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健壮了。他不光瘦了三十多斤,还常常咳嗽,父亲从一个精壮的汉子,变成了一个弱不禁风的书生。父亲只是跟着事迹报告团出去讲了两场,就不再去了。就是在讲那两场的时候,父亲一眼也不看那些给他写好了的稿子,父亲觉得那些稿子简直就是一派胡言,与他们干的活儿南辕并辙,毫无关系。打出十五万米是什么思想指导的结果?没有,父亲不知道,父亲只知道打出十五万米是依靠他想出来的几种提高速度的方法,一是改进钻头,二是整拖井架,三是规范操作。说简单很简单,说复杂那也复杂得很,因为这三种方法不管哪一种,要想发现和使用它都不容易,没有对钻井这行刻骨的理解、热爱,没有对机械设备、钻头甚至地层的深刻认识,那也是不可能的。要不,为什么钻井队的人千千万,只有父亲一个人发现了呢?还有,你就是想出了其中的办法,也不一定能成功,你还要实验,几十次上百次的实验,在实验中一点点改进,最后,才能正式应用到生产上。讲到这些时父亲才有些兴奋,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完全忘记了他的面前还有一沓让他照着念的稿子。父亲讲得兴起时会即兴发挥,比如指挥拖井架,父亲干脆把哨子从兜里摸出来吹了起来,人们听到父亲吹出的各种哨子声,有的尖厉,有的粗壮,有的宛转,有的直接,还有的长短不一,声调高低不同,人们不禁为他大声鼓掌,喝彩起来。上面带领父亲来给各单位作报告的人却不满意了,他们认为父亲这样的讲法有问题,是在突出他个人,有一定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他们为此不得不找父亲谈话,想让父亲还是照着那份稿子读,他们对父亲施加压力说,在路线的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他们没有想到,父亲也没有调和余地,父亲干脆把那份稿子一把抓起来,哗啦一声撕成了两半,父亲往地下一掷说,我病了,我还发着烧,我要去打针!

张大安就是在父亲退出事迹报告团后得到了机会,他没有和父亲请示就毛遂自荐要求参加,他说他的口才好,能演讲。报告团的领导就对他进行了简单测验,他们发现,张大安其实并不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人,但他能认真地按照稿子读,虽然有的字读错了,那也不能算他的责任,那是他不认识这些字,只要给他纠正过来,他还是能记住的。就这样,张大安成为一名报告团成员。他们先是在油田的各个单位报告,后来又到另外一些油田报告,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人们像迎接英雄一样迎接报告团的到来,再后来他们甚至走得更远,他们在全国各大厂矿企业进行报告,他们甚至到过首都,受到一位中央领导的接见。

父亲默默地在医院里打点滴。他不再提起十五万米的事情,那个纪录在他看来,仿佛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父亲只是怀念他的钻井队。当他的病好了后他很快又回到钻井队,队上的钻工们像迎接亲人一样迎接了父亲,这让父亲感动得几乎要落泪。父亲说,弟兄们,你们跟着我干了一年,这一年,你们辛苦了,付出的要顶别的人两年、三年,甚至十年!现在,我没有什么能给你们的,你们要是想休假的、想探亲的、想结婚的,想要孩子的,你们找我,我都同意!我给你们开假条!钻工们欢呼起来,父亲的心里又是一阵翻腾。他想,钻工们真是太好了,他们没有什么要求,他们的要求太少了,他们怎么就这么听他的话呢?他其实并没有为这些汉子们做过什么,没有。可打出十五万米,就是这些汉子们一米米干出来的啊,父亲终于想明白了,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弥补的,他们也不需要,他们只需要一个好队长,一个公平、正义,敢为他们说话的队长!

那天深夜,父亲一个人悄悄来到荒原上,他在黑暗中坐下来,不远处就是他的钻井队,有灯光依稀可辨,更远处是一天的星斗,有疏有密,有明有暗。父亲点燃了一刀纸,火光映照着父亲刚毅的面颊。父亲说,汪师傅,您能听到吗?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您临终前的那个遗愿,我们为您完成了!为了您这个遗愿,我们队上的人没少流汗,也没少流血,小丁的胳膊被锚头钢丝绳抽骨折了,小王的头皮被泥浆泵的泥浆刺透了,小卜的脚趾头被钻杆轧掉了两个……还好,没人阵亡……汪师傅,您高兴吗?说心里话,不知怎么,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对不住我的那些好兄弟,汪师傅,我们是不是干了件傻事儿?说到这儿,父亲这条硬汉,忽然流泪了。那刀纸变成了灰烬,黑夜又变得没有一丝缝隙。父亲再次点燃了一刀纸,火光升起,黑夜再次被洞穿。父亲用力擦干泪水,他说,汪师傅,虽然如此,我不后悔,我们不认识,也没见过面,但您是我们这行里最厉害的,我佩服您,我知道一个打井人心里想的是什么。好了,您安息吧,我们还得去做我们的事儿,要是您觉得我们这些人还够朋友,那您就保佑我们这个队,保佑我们全队的人吧……

报告团回来了,他们这一圈转得不短,走了有两个多月,张大安回来了,呼不平却没有回来,呼不平到钻井大队继续当他的副大队长去了。父亲对张大安没有好气,父亲不是生这个顶替了自己的人的气,父亲是看不惯张大安的做派,他回来后逢人就讲他见到了谁谁谁,他到过哪哪哪,他吃过啥啥啥……父亲对张大安说,你给老子换上工作服,上班去!张大安这才像突然回到了现实之中,他看到父亲对他黑着的脸,这才闭上了嘴,一声不吭地上班去了。没有几天,组织上来人找到父亲,跟他谈了话。他们说,经过研究,今年队上就不再打纪录了,因此,组织上决定,给父亲的工作做出新的安排。由于父亲是省级劳动模范,组织上想得很周到,给父亲安排了两个地方:一个是钻井指挥部生产办主任;另一个是钻井指挥部工会副主席。都是副科级干部,他们让父亲在这两个职务中选择一个。父亲看着那些人,他们把赞扬和施舍的词语混合到一起,以为父亲会感恩戴德,父亲觉得他们很可笑,父亲想起了古代的论功行赏,父亲又想起现在说的利益分配。是的,这就是了。可是,那些默默无闻的钻工们呢?他们能得到什么?他们什么也得不到。父亲沉默了良久,才抬起头来对组织上的人说,谢谢你们,我的水平有限,我干不了那么重要的工作,我还是在钻井队干队长吧。

父亲就是这样放弃了组织上对他的安排,多年以后,父亲想起来觉得自己当时真傻,傻得那样天真。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又有什么用?如果当时按照组织的安排去做,去当科级干部,说不定早就成了哪个单位的领导,如果赶得机会合适,当上油田领导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父亲觉得那也不是他想要的,因为他要是成了哪个单位的领导,也得违着良心说话,他也得干那些他不想干的事情。父亲不想,也不愿意那样做……

多年后一个夏天的午后,天气有些燥热,知了在树上一声接一声地鸣叫,小区的人都躲在家里用空调降温。在楼房后面一块空地上,有一棵粗大的槐树,这是十几年前父亲栽下的树,如今已然长得很有规模了。在这棵槐树的树阴下,父亲和老崔在下象棋,还有三四个人是看客,他们七嘴八舌,有的给父亲支招,有的给老崔支招。父亲眼看要被“将”死,又奇迹般地坚持下来。现在轮到老崔犯愁了,他的老帅已经被父亲逼出了帅位,上了“三层楼”,危在旦夕。但老崔还是坚持着和父亲下成了和棋。父亲觉得世事就像一盘棋,楚河汉界,车马炮卒,走了那么远的路,受了那么多的伤,却只是为了一次没有收获的胜利,所有的兴奋和快感都因激烈的厮杀和搏斗才让人陶醉。至于结果,父亲坚信,没有棋手能常胜,就像人生,你只要坚守你的信念,你就不是输家。

父亲已经“内退”。那年单位推行“内部退养”政策,没人响应,已经当了钻井系统领导的张大安只得找到父亲,让父亲带个头。就这样,父亲带头退了。退下来后他们才发现,他们的收入既不如在岗职工,也不如正式退休的职工,他们愤怒地准备找油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父亲以曾经是职工代表的身份表示,不要去闹事,问题由他负责向上反映。然而,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五年过去了,父亲反映的“内退职工”收入降低,而物价上涨飞快,这部分职工生活无法保证,要求上涨“内退”职工工资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父亲他们只好聚堆下象棋,以此排解心中的郁闷。

就在这时,老董匆匆忙忙地踅了过来,老董带来一个最新消息:张经理被双规了。所有的人都不看棋而是看老董了,好像老董就是纪委的人。老董说,看我干嘛?我又不是张经理。

父亲问,张经理是谁啊?

老崔说,张大安啊,你怎么连他都忘了。

父亲伸手拍拍自己的脑门说,这记性,哦,想起来了,我还是张大安的入党介绍人呢。

有人质疑问,于队长,当年你怎么介绍张大安入党呢?

没等父亲回答,老董抢着说,张大安跑马,这才入了党。

往事仿佛突然重回他们身边,那是钻井队简陋的苇草房,父亲在那里与三个人谈话。远处,是连绵不断的机声,十五万米,那是个天文数字,几乎没有人相信父亲会带领他的钻井队一年内完成这样的任务。张大安不相信,老董老崔也不相信。父亲被沉重的压力折磨,父亲想放松下来,于是,他开玩笑般地说出了那番话。

老董老崔笑了,他们张开的嘴巴里已经掉落了许多颗牙齿。

父亲看到真的有匹马从眼前一闪而过,那是匹白马,体格矫健,身手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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