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瑞庆

2010年，应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法学院邀请，我第一次去美国。到了麦迪逊机场，已经是深夜，顺着国内的思维，我想，到时打个车，就可以到酒店，应该问题不大。

在等行李的时候，我看到旁边有中国人，就跟他们请教，我该在哪里打车。没想到，他们说，没有出租车，除非你先预约一个人来接你。我说，那有发票吗？他们说，哪有发票，最多给你一个名片，写上金额、电话。我说，那报销的时候能用吗？他们说，能用啊，如果有怀疑，可以打电话核实啊。这真是让我吃惊不小。

这些收据要假造，真是太容易了。根本不需要专门的工具，也不需要特别的知识。至少，同一份收据，尤其是电子收据，完全可以打印多份。难道美国人就天生比中国人诚实吗？ 显然不是。

实际上，发票制度就是在美国的收据基础上加上一个发票，也就是说，多一种证据来证明交易发生的事实。然而，如果收据会造假，那么，发票也会。无论是发现收据造假还是发票造假，都没有什么捷径，都是通过各种数据的相互核对。因此，如果一种制度能够足以防止发票造假，逻辑上，我们的制度也就可以防止在收据上造假。那么，多加一种程序，多加一种证据，又有什么实质意义？

在中国当前的制度下，所有的发票，都必须从税务局购买。税务局也有权规定何种发票可以用，以及用到何种程度。换言之，如果税务局发现征税额下降，通过调整发票制度，即可达到增加税收的目的。例如，降低餐饮费抵扣的比例，降低交通费抵扣的比例，等等。然而，这种调整，模糊了信息的真实性。在这种制度下，发票所显示的交易状况与真实交易状况之间的差异，遂成为一个谜。

相反，在美国，增减税的调整，是通过调整税目和税率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发票制度来实现的。是否符合特定的税目，当然也需要证明，但不是通过发票来证明，而是通过任何具有可证实性的证据来证明。因此，打车钱可以由的士司机开个证明，给个名片，写个电话来证明。这在中国完全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在美国，人们要争议某个交易在形式上该如何认定，但交易本身的信息则是可知的。或者说，美国鼓励交易信息的披露，而不是隐藏。而中国的税制则相反，鼓励信息的隐藏，而不是披露。事实上，中国对于地方治安的处理，比如对于上访，对于拆迁，其实都包含同样的逻辑。也就是说，鼓励地方政府隐藏信息。其逻辑是：你必须把事情搞定，怎么搞定，那是你的事。

何以会形成这样的差异？鼓励信息披露，需要一定的机制前提，否则会给对方以可乘之机。例如，专利制度即如此。通过专利制度，专利权人作为发明人，才敢披露发明的相关信息，否则，其合理的选择将是隐藏信息。

换言之，披露的前提是，信息获取人必须承诺，不会不当地利用所获取的信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信息的披露还隐含要求信息获取者承担参与解决问题的责任。问题是，这样的承诺如何可信呢？当这样的承诺是不可能时，拥有信息的人的选择，将是隐藏信息。如果政府认可了這种行为的合理性，其将选择不同的治理方式。即，以准确信息不可获取为前提来治理。其机制是，让拥有信息的人承担一切责任。这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逻辑。

在这种条件下，地方政府治理下的居民，其核心的目标，是向中央政府传递信息。上访、自焚，均属其中的信息传递方式之一。然而，在中央政府彻底改变观念之前，所传递的信息无法改变行为。而上访和自焚，则属于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所持信念的冲击。其含义是，中央政府必须改变治理策略，而地方政府不应为所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