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勇 孔祥毅

[摘要]票号衰落是票号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不少著述在分析票号衰落的原因时都把“思想保守”、“故步自封”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来对待[ZW（DY]这方面论述很多，有专门分析票号衰落的，也有在分析晋商衰落中指出守旧是山西票号衰败的一大要因。[ZW）]，以致“票号保守说”已成定论。但笔者认为，学界在论证票号晚期保守僵化时采用的论据并不充分，而且不少史实表明，票号在面对社会经济巨变时并非一味守旧，相反作了不少变革努力和尝试，所以，对票号保守的观点有必要作一重新检视。

[关键词]票号衰落；保守思想；历史启示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8-0095-02

1 票号衰落保守说的由来及其不实之处

学界在论证票号存在保守思想，未能够适应时代变化而及时变革时，主要采用两大论据予以支持，一是清末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与平遥蔚字五联号负责人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的改组银行之争[ZW（DY]当时运营规模很大的介休侯氏家族“蔚”字五联号以“蔚泰厚”票号为首，另有“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和“天成享”四家票号。[ZW）]；二是大清银行成立，票号东家不愿参股，也不愿派人参与筹备。其中李、毛改组银行之争影响最广，几乎所有持票号保守说的学者都会把其作为票号保守的证据来对待。对这一事件的最早记载见于当事人之一李宏龄所作《山西票商成败记》。在面对外部剧变内部如何改革应对的问题上，书中说，李宏龄极力主张票号“非改组银行，无以收权利平等之效”，并有“现在国家庶政维新，我等一意守旧，恐亦非自全之道，不待智者而知之也”之语。然而毛云生（毛鸿翰的字）对此变革之策则不予支持，理由是“各地票号近年欠账亏损甚多，经营状况不佳，眼下只求确保平安，缓两三年待元气恢复，再提合组银行之议”。民国时期研究票号的两本专著——陈其田的《山西票庄考略》和卫聚贤的《山西票号史》对这次争论也作了引述，并都认为票号不改银行乃保守之举。陈氏原文说：“清末民初，大势已去，山西票庄几次提倡改革，而没有一次实现。这种至死不变，彻底守旧的精神，不能不令人惊讶。”卫氏原文：“（毛鸿翰）意存保守，极力反对由票号改成银行。”

日本学界不少有影响的著述在分析票号盛衰时也提出保守说，最早如东亚同文会1907年编纂的《中国经济全书》，该书对票号势力的削弱进行分析时就认为，票号组织具有先天保守性，势必要被先进的经济组织所代替。但与国内举例论证票号思想保守的做法不同，日本学者采用了当时国际流行的进化学说来论证票号的保守与银行的先进。

以上著作与观点问世后，对后人影响极大，今天的学者多数认同票号保守说，并且因此将李宏龄归为票号中的改革派代表，而把毛鸿翰归于守旧派类别。如张国辉认为：“提出这份报告的经理人审时度势，殷切期望票号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尽快适应客现形势的变化，进行重大变革，以便票号能够初显现代银行的组织和经营方法之后，而不为时代所淘汰。应该说这是一项很有见地的倡议，然而它却遭到票号内部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始终不得实现。”

笔者认为，日本学者将票号定义为保守组织，是受当时进化论之影响，将旧事物归为保守、新事物归为进步，这种给事物简单贴标签的方法不符合社会经济变迁规律，首先应予以否定。至于李宏龄与毛鸿翰的改组银行之争，其实也可以看做是一次票号内部关于變革的讨论，虽然讨论的最终结果是没有立即改组银行，但因此把票号衰落与保守作一因果联系，却有些失之偏颇。原因为：

第一，仅凭李宏龄一家之言，并不一定就证明毛鸿翰为保守之人，何况当时争论的重点在改组银行的时机把握上，李主张快速改革，毛则主张慢慢来，快改还是慢改究竟谁对谁错不好判断，因为以当时及后来情形看，新式银行也有关门倒闭的，而传统金融机构票号、钱庄也有改组后继续长期经营的。

第二，暂不论辛亥革命后毛鸿翰的确有改组银行之举，即使其真为保守之人，阻碍了“蔚字五联号”的改革，但也只是“蔚”字五联号的衰落原因，并不能把一人、一家票庄之过推演到所有票号身上。

第三，一些学者对票号衰落的原因有很多分析，根据这些分析，即使当时票号改组为银行，也难摆脱衰落的命运，如卫聚贤曾言：“就是票号改成银行，也无大利可图，不过多延长几年”。

2 票号晚期主动变革的事实

众所周知，山西票号主动变革是有历史传统的，在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100年中，曾有过两次大的变革，一次是商业汇兑业务由兼营向专营的转变，导致了票号的兴起，一次是政府汇兑业务由禁止到允许的转变，使票号获得代理国库的资格。事实上，这一传统也保持到了票号晚期。辛亥革命之前，票号主动变革的事例有合盛元票号日本设支店，参与东亚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南帮票号也有1883年（光绪九年）浙江宁波商人严信厚建立源丰润票号，该票号有资本白银100万两，其分号遍布北京、上海、天津及东南诸省，从业务类型看，已有近代新型银行网络的雏形。辛亥革命之后，更有多家票号改组银行、银号或钱庄。如蔚丰厚北京分庄于1915年改组为蔚丰商业银行，日升昌于1925年改组为钱庄。下以合盛元票号日本设支店为例作一具体分析。

1906年秋，合盛元票号派贺洪如、申培植等人赴日本考察开店事宜，并按照当时日本法律规定，将票号改组为银行，公开其资本金和公积金，获得了进入日本金融市场的资格。半年后，也就是1907年的2月6日，合盛元银行神户支店正式设立，4月17日，东京出张所（出张所即办事处，与支店法律地位同）成立。当年合盛元经理贺洪如给清政府的禀报对日本设店原因作了说明：一是“各国之在我国设立银行者遂相踵起”，担心“我国之利权浸为所夺”；二是“我国人之在东西洋以及南洋群岛从事于工商业实繁有徒，且近岁留学欧日之学生不下万人”，但“其存放汇兑无不仰外人之鼻息”，增设外国支店可以“用便华侨之取求”。合盛元在日本设立支店创造了两个第一：第一家进入日本的中国银行，第一家进驻东京的外国银行。当时清政府也称赞这一行为“开中国资本家竞争实业之先声，亟应优予提倡”。受到中外认可的合盛元银行日本支店，凭借票号长期积累起来的良好信用在日本迅速打开市场，受到了中国侨商与旅日公民的支持与欢迎，对此，贺洪如自豪地说：“侨商亦加优待开业，开业未久信用甚坚”，并宣称“将来察看情形，尚拟推广于西洋及南洋诸岛”。从营业数据看，合盛元在日本的初期发展也相当顺利，以东京支店为例，1907—1909年三年间现金出入额增加了6倍，1908年和1909年两年甚至超过了香港汇丰银行长崎支店的数额。另外，合盛元东京支店1908年的存款总额达到4106047日元，超过了香港汇丰银行长崎支店的存款。虽然合盛元票号四年之后终因实力不足而退出日本市场，但在日本改组银行、开设分店这一事实本身足以说明票号晚期有主动变革之举。

在辛亥革命后山西票号的变革事例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改组银行的票号大多数经营不善，存续时间不长，反而是改组银号和钱庄的票号有几家存续时间很长，如大德通、大德恒。另外，山西省之外的其他省票号中，值得一提的是四川聚兴诚票号的改革。辛亥革命后，时任聚兴诚票号经理的杨粲三听从了其留学日美多年的兄长杨希仲的建议，将聚兴诚票号改组为聚兴诚银行，采取植根西南和重视储蓄的策略，主动吸收存款，主动为商业汇兑服务，保持了自己的竞争优势，成为“西南第一金融机构”，一直经营到新中国成立。

综上所述，票号的衰落与思想保守并无因果联系，其晚期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主观愿不愿变革，而是客观变革能不能成功，至于这些变革为什么大都失败了，原因较为复杂，涉及政治格局变动对市场的人为干预和票号晚期市场定位等问题，但归根结底是票号的竞争力出了问题，而被市场淘汰出局。所以，对于企业变革问题，我们首先要从认识上避免陷入将变革失败原因归结到某一个人或某一集团不想变革的误区，这种认识会影响我们对企业变革成败真正原因的讨论，事实上，企业变革的关键在于其具体变革措施的效率。

参考文献：

[1]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37.

[2]卫聚贤.山西票号史[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44.

[3]根岸佶.东亚同文会支那经济全书（第三辑）[Z].1907.

[4]张国辉.晚清钱庄与票号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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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志勇.合盛元票号日本设庄、撤庄原因探析[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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