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浩程

熊新潮2013年12月12日遇到的事，可能一辈子就一次。

当天上午，湖北孝感市委组织部到该市公安局考核，工作人员没有通知公安局纪委书记李如胜分管的两个科室，政治部主任熊新潮前去解释时，与李如胜发生肢体冲突，后来到医院接受检查。

一次已经足够了。

12月24日，熊新潮反复告诉记者，不想再提此事了，“被网络伤害太深”。已经回单位上班的他，对外界一丝风吹草动都很警惕，唯希望政府能给出一个公平的处理结果。

但他可能要等很久了。2013年，见诸于媒体的5起官员打架事件，除湖南祁东科技局党组成员肖文命被拘留之外——他用烟灰缸砸伤局长时，局长没还手——其他4起最早发生在5月，记者得到的答复大同小异：还在等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

中国官场是一个文火慢炖的场域，讲究话语谨慎、行事得体，面红耳赤有，挽袖子抡拳少。一旦有这么一两起，处理起来确实颇为棘手，轻也不是、重也不是。

权力越大，拳头就越大？

与普通人打架没有两样，官员打架也有劝架者，扮演这种角色的通常是同事或者上级。劝架，尤其是上级劝架，可视为处理该类事件的第一环节，分寸各不相同。

2011年，江苏滨海县司法局政工科科长吉皓激怒该局副局长陈步良，被踹至股骨粉碎性骨折时，现场他的五六名同事，包括局长与另一名副局长，无人敢上前。直至局长等人离开，才有人将吉皓送到医院。

湖南衡阳司法局正副局长万春生、廖曜中挥拳相向的地方，是局党委会会场。尽管参会者也是始料未及，但下意识的直接反应，却是抱住副局长不让其还手，“只能让他（局长）打”。

难怪有网友称，权力与拳头在此大致显示出了一种正比关系：权力越大，拳头就越大。

不能没有组织观念，握手言和吧

劝架只是官方非正式的处理态度。打架事件曝光后，官方正式介入的第一个处理意见通常是停职。

熊、李二人打架事件经微博曝光后，孝感市公安局立即对二人停职调查。孝感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市纪委已经介入调查此事。这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通常要等到警方做出调查结果之后，打架官员所在单位才会据此做出最后处理意见。

2013年5起官员打架事件中，最严重的一起——湖南衡阳市质监局计量科科长咬掉了副科长的鼻子，副科长咬伤了科长的手指——即便如此，但已经过去半年多后，该局办公室相关人员仍告诉记者，“我们还在等公安局调查结果”。

官员之间的争执其实既可以私下调和，也可以诉诸法律途径解决。遗憾的是，冲突发生后，所在单位或政府多会在处理结果出台前，以“诫免谈话”的形式出面调和，多少带有“以权服人”的色彩。万春生、廖曜中二人事发后，衡阳市委组织部就介入，要求双方签署了一份“握手言和”的声明，同时互相负责对方的医疗费用。

这种调和只会有两种结果：权力不断的施压调和成功，或者权力无计可施。相对而言，前者居多。

但5个月后，廖曜中还是屈服，两人均被调岗：万任衡阳市政协副秘书长，廖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衡阳市支会副会长。廖曜中直言“有些不公平”，并声称“这个社会是很不公平的”，但他服从组织安排，“如果不服从，显得没有组织观念，不大气”。

2012年初，湖北公安县农机局正副局长互殴致双方受伤后，该县虽未立即调整两人岗位，但给出了一长串处理意见：对二人进行诫免谈话、在全县予以通报批评、向县委写出深刻检查。

也有调和不成功的。2012年底，湖北阳新县物价局副局长与办公室主任发生冲突，进而演变成互殴。事发后，阳新县政府和物价局组织专题研究，多次调解，但双方难以达成和解。2013年10月，办公室主任被刑拘。

不用舌头的时候，怎么用拳头

官员打架，对仕途多少会有影响。

2013年7月，南京六合区司法局副局长王雪萍与下属在办公室发生口角，之后上升为肢体冲突，在这个过程中王雪萍用到了握力棒。

就此事的进展，司法局办公室人员拒绝了记者的采访。但在10月，该局进行了领导班子分工调整，王雪萍从此前分管法律援助科、公证处调整为只分管法律援助科。与其发生冲突的下属正是在公证处上班。

对于少数官员爱动粗、爆粗这一现象，的确没必要上纲上线。官员也是人，他们也有自己的“血性”，难免会情绪失控而诉诸武力。

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有一些后果，譬如，官员应注意素质和形象，不能用暴力来营造恶劣的官场习气。但从权力监督的角度来看，打架背后也有一定的权力制衡因素在起作用。

不过，也应该看到另一面，就是需要官员挥出什么样的拳头？

官员打架在欧美等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譬如，前些年，捷克前副总理与卫生部长就搞过拳头斗争；新西兰内阁部长因狂揍国会议员而辞职；乌克兰内务部长和基辅市长在会议上也曾大打出手。但这些拳头的挥出，至少是基于一个集体的利益，而不是出自私利。

从政治文明而言，官员手中的公权与民众权益息息相关，民众可以容忍官员有私德上的些许瑕疵，但绝不能容忍其在公共道德上的瑕疵，因为对后者的仁慈将很可能使得公共利益受损。

（摘自《廉政瞭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