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有幸以一名英文译员的身份近距离接触邓小平这位伟人。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时代，邓小平会见外宾的谈话也往往围绕中国改革开放展开，他本人也经常有意识地通过这些谈话来阐述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

与金日成谈“解放思想”和“北方谈话”

我是1983年夏天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的，持续了近5年。为了做好“国家队”的翻译工作，外交部当时破例允许我们这些新手阅读邓小平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这使我有机会较早地了解到邓小平的一些改革思路。其中邓小平1982年9月多次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坦诚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金日成与邓小平曾谈到朝鲜自然灾害造成了农业歉收，人民口粮不足，并向邓小平介绍了朝鲜克服困难的一些具体方法。我注意到邓小平没有对此发表评论，而是与金日成长谈了中国近年发生的变化，特别是思想路线的变化，并坦言只有先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才可能形成正确的政策。

邓小平向金日成详细介绍了他1978年9月访朝后视察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时所发表的一系列谈话（后来被人们称为“北方谈话”）。从邓小平1978年的“北方谈话”到他1992年的“南巡讲话”，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许多思路的形成轨迹。

邓小平告诉金日成他在东北三省沿途反复讲“思想路线问题”。邓小平说他1977年7月复出后，首先做的就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1978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指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

邓小平在与金日成的谈话中还讲了一些肺腑之言：“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力，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30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

邓小平还特别告诉金日成：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中国正在“打开新路”。其实，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已经对这条“新路”作了阐述，即中国需要进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很有感触，当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小打小闹，力图通过小修小补来摆脱中央计划经济困境的时候，邓小平已经明确主张：解决经济困境的关键在于“解放思想”，在于“实事求是”，在于改革开放，在于探索一条“新路”。换言之，中国考虑的早已不是“治标”，而是要“治本”。

“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

我第一次直接给邓小平做英文口译是1985年8月28日。那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为了准备这次会见，我连着几天去非洲司看文件，包括穆加贝1981年来华访问时，邓小平与他会见的谈话记录。那次谈话中，直率的穆加贝认为中国正在搞“非毛化”，邓小平给他作了耐心的解释，告诉他中国搞的不是“非毛化”，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毛主席，并指出中国还将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但穆加贝还是担心中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所以4年后的这次谈话很有针对性，甚至有点戏剧性。

邓小平还给穆加贝解释：“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邓向他介绍了中国公有制领域内的改革探索，包括农村解散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实行土地公有、包产到户、长期不变，包括利用外资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形成补充。他很耐心地给穆加贝讲解中国的三资企业，掰着手指替穆加贝算了一笔账：“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谈话中，邓小平主动地提到了1981年他和穆加贝那次不算愉快的会见，说：“我们1981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邓小平已经81岁，但讲这四项原则时，他是一气呵成的。邓小平是强势立论，在涉及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他认定的理，寸步不让。

邓小平与穆加贝这次谈话中有一段话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尽管邓小平对穆加贝反复解释了中国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执著的穆加贝还是不放心，他对邓小平又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将会给世界进步力量带来巨大损失。此时，我察觉到邓公的面部表情中有那么一丝不耐烦，这也是我多次给邓小平翻译中看到他的唯一一次不耐烦。

邓把自己的烟蒂在烟缸里掐灭，习惯性地用食指点着前方，用浓浓的四川口音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他说得很响，很清楚。然后又说：“一旦发生偏离这个，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邓接着说：“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这个政策、社会主义的政策、我们的国家机器是有力量的，是能够去克服这些东西的。所以呀，事情并不那么可怕。”邓以这样的口气，这样的措辞，谈这么一个敏感的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乱了十几年都恢复不过来”

我后来替邓小平做翻译，几乎每次他都谈到“中国不能乱”这个主题。不管如何评论这些年中国政治的风风雨雨，不管中国的体制仍存有多少不如人意的地方，不管中国今后变革还会经历多少迂回曲折，邓小平“中国不能乱”的观点似乎已成为今天中国多数人的共识，这是弥足珍贵的。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时曾很有感触地说过，历史给予中国发展的机会不多，国家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乱了十几年都恢复不过来”。这是邓小平的肺腑之言，也是我们今天纪念邓小平同志时特别需要铭记的。

邓小平防右的思想，看似老生常谈，实际上包含了容易被人忽视的弹性空间。就在会见穆加贝之前的一个星期，也就是1985年8月21日上午10点，邓小平会见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邓当时对尼雷尔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实际上，邓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谈过这个问题。邓讲坚持党的领导，但也提出要大力改善党的领导。他讲坚持马列和毛泽东思想，但反复强调马列和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研究和解决问题。至于社会主义，邓小平则赋予这个概念以全新的内容。可以说邓小平用共产党的传统话语，为中国政治今后的发展和变化预留出了巨大的创新空间。我想只要认同中国需要的是体制内的改革而不是革命的人，迟早都会理解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坚持。

塞尔维亚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大使沃克维奇先生曾是我的学生，并为我写过一篇比较铁托和邓小平的论文，他是这样结尾的：“铁托死后，他的南斯拉夫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而邓小平死后，他的国家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这也许是对邓小平及其治国理念最恰如其分的评价。

（摘自《社会观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