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蕾++黄昕宇

紧随毛主席的身边人

被招进中央读书班的时候，庄受宠若惊。他很快学习到了重要文件：毛主席致江青的信。毛主席说“我有些什么事情，我都不能跟别人说，只能跟你说”。读书班里除了他之外，都是造反派的风云人物，而他，只知围着墨绿色球台打转的木讷的乒乓球运动员，显得那么“落后”——他的第一张大字报，还是由第一任妻子鲍蕙荞写好，逼他签字的。

庄第一次见江青，感觉对方很随和，拉家常，问到鲍蕙荞身为一位钢琴家下放到干校无琴可弹，江立刻表示：我的样板戏正需要一个弹钢琴的。

鲍蕙荞调回“艺术岗位”之初，也对江青充满感激。但她渐渐发现，这位女领袖表面叱咤风云，私下里大家都对其不满。而自己的丈夫，也从讨厌“没本事瞎胡闹”到“对政治感兴趣了”。其实庄也一度疑虑。身边有“积极”的朋友劝他：你是信主席？还是信自己？

他决定信主席，以及主席最亲近的人。

一次陪江青打球，江问：“小庄，我打得怎么样？”喂球喂得恰到好处的庄答：越打越好。江得意地说：“总理打球只会推挡，我喜欢两面抽杀，进攻！”

自从上了江青的战车，庄则栋不得不一往无前，他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部长级领导——体委主任，进入了中央政治局。据《乒乓启示录——庄则栋在“文革”中》记载，他下放了自己的队友，批斗时任体委主任王猛，在周和邓的劝阻下仍不敢放弃江的指示。鲍蕙荞发现他烟越抽越多，而且是雪茄；出门不管多远的路，都要坐红旗小轿车；她对他的工作提出质疑，他反驳说自己是在真正干马列，是革命；当她表示出对他媚权的不屑时，他高呼：你的一切还不是我给的！

有的时候，他也会怀疑，特别是当江青跟周恩来意见发生矛盾时，他常常不知所措，害怕站错队。

但在巨浪的裹挟下，他不自知地众叛亲离。

“两案”人员的特批人生

隔离审查进行了4年，“除了一支笔供我用来写交代和检查外，还能做的就是早盼太阳、夜数星星。”

1980年，重获自由的庄则栋被分配到山西体委工作，他急切地询问陪同的国家体委工作人员，组织如何对他定性？工作人员答复还未定，但，“你自己也可以想象。”

当庄则栋走上去往山西的火车，窗外是他久违的世界。他睁大眼睛“重新认识生活”，“有些头晕目眩”。

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回首往事，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墨绿色球台旁边度过的，是在掌声、鲜花和赞扬声中度过的，一度达到了荣誉的顶峰，一度又身陷囹圄，与世隔绝……我知道我要走的是一条忏悔和赎回过失的唯一道路。”

火车到达太原，地方体委的对接人员叫了他一声“同志”。庄流了泪。

庄在山西带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同时也等来了他的人生结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属人民内部矛盾。”“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简称“两案”人员）成了他洗不掉的政治标签。

1985年，他回到北京少年宫执教，并与鲍蕙荞离婚。

那时的他，定位于“我是一块炭，只能发点热而没有光，谁碰上我，会沾上黑。在这块土地上，有谁不怕沾上政治的污泥呢！”

人生低落期，他与当年在日本打世乒赛时认识的女球迷佐佐木敦子重逢。后来两人相爱并相约相守一生。

“特事特办”、“写信给中央领导反映情况”几乎成了庄则栋解决重要问题的唯一方式。所以，当他跟佐佐木敦子的婚姻因涉外而得不到批准时，他只能再次运用“写信”的方式。

庄则栋事前咨询涉外婚姻处，知道他和敦子的情况符合法律规定，可以结婚。但单位领导却给他传达指示，由于其曾官至部长，掌握国家机密，不能与外国人结婚。禁令传来的同时，敦子的中国签证到期，未获延续，只能回到日本。

以为自己不可再次拥抱爱情的庄则栋苦闷悲伤，他“哀叹自己再一次以喜剧的形式扮演着悲剧的角色。……我要问问命运之神：‘您怎么总是选我当演员呢？……舞台上演员的荣辱、兴亡、悲喜全是假的，而我的这些却都是真的。”

1987年，庄则栋和佐佐木敦子终得完婚。

家庭生活恢复正常，但庄最在意的组织和社会评价的回归却要经历更久。

新华社记者唐师曾记得，1984年，北大国际政治系拟邀请庄则栋来开讲座，庄自报演讲题目《我的七十二变》，未获北大批准。

“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火红年代，上边儿有严格规定，刚放出来的庄则栋像一只惊了枪的兔子，严禁采访。”因此，一直想一睹庄则栋真容的唐师曾来了个硬闯少年宫，冲进庄的教室，连拍3张，立刻被庄挥舞球拍赶了出来。二人肢体接触之际，唐把名片硬塞进庄手里。

当晚，唐将这张照片发了通稿，次日即被《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等多家媒体引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将图片说明以口播的形式播送。不久，自隔离审查后一直极度抗拒记者的庄则栋给唐师曾打来电话，请他到家中做客。当晚一见面，庄就急切地问这位新华社记者：“是不是党——要重新评价我了？”

“重新评价”或许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有次基辛格访华时问到乒乓外交功臣庄则栋，中方接待人员说“他出差了”。1996年，纪念乒乓外交25周年，中国乒乓球队赴美访问，一些老队员也被邀请参加庆祝活动。庄则栋依然缺席。

他的反思，在公开场合虽然不多，但亦有所表露。他承认自己伤了人。2002年，他对《鲁豫有约》说：“……当然我伤人不会去打人，我更不去关人，我不搞这些。因为即便是文化大革命中，我也反对搞这些。但是你不给人家工作，你把人家调离，这个本身就是伤人。”

他承认自己不懂政治，在自己的书中写道：“我搞政治是历史的误会。”在斗争狂热期，他认定这些工作都是必要的“阶级斗争”：“……举个例子，1974年，假如你跟着‘四人帮干，感觉还可以；但是1975年邓小平同志一上来后，跟‘四人帮（对着）干，我心里就不是滋味了，感觉就是有点受压；到1976年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的日子又好过了。所以我感觉凡是跟着风跑的，就是一种阶级斗争。”

狂风过后，他发现自己“知识上的狭隘、生活上的局限和幼稚，简直是盲人骑瞎马，能不摔得头破血流吗？”

1999年，他在电视上看到王猛，后者谈到庄则栋，说庄尽管犯了错误，但是可以原谅的。庄则栋闻言感慨：共产党培养的一些老同志，我认为真是了不起，对于任何事情都实事求是。”“人啊，都有功有过，作为一个年轻人，他犯这样的错误，应该说是不好的，对党和人民对体育事业都有一个很大的（危害）……确实搞乱体育战线起到一个很坏的作用。……当然他也是一个受害者。”庄则栋的队友、乒坛名宿徐寅生评价说。

庄在跟作家叶永烈的通信中说道：“历史像一幅油画，在近的地方看不清，站远了才能看得清。”经过“文革”，他明白自己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还是愿意回到少年宫，教孩子们打球。

这样的生活，庄则栋也满足了，他在书中写道：“如今，我和敦子一直住在北京，过着普通市民淡泊宁静而又美满幸福的生活。”

2008年，庄则栋查出患有癌症。在将近五年的治疗中，他表现顽强，友人说他的状况就像乒乓球赛，“天天都是20平”（21分制计）。2013年，农历蛇年春节这天，他终因重病不治逝世。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