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

生命从八十岁开始

依旧是繁忙的公路。公路上，车马如梭，人流如梭；依旧是笔直的公路。公路旁，耸天的白杨，倔强挺拔。这是京郊一条宽阔的大道，笔直的大道，繁忙的大道，它通向圆明园，通向颐和园，通向美丽如画的香山。

哦，这条路，这布满白杨的林阴道，对于我，多么熟悉，多么亲切。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直到80年代的多少个春夏秋冬，我沿着这条路走向冰心同志的家，看望她、拜访她，向老人请教，向老人组稿，向老人慰问……

如今，我又沿着这条路，在这寒风飘飘、雪花飘飘的冬日里，来到了她的家。

她刚刚度过85岁寿辰，就在10月5日。那天，许多亲朋好友，向她热诚地献上一束束她喜欢的盛开的月季以及鲜花组成的花篮。还有许多贺信与贺电。她衷心欢喜，心潮澎湃。

但是她也刚刚遇到不幸，就在她生日的头十几

9月24日，与她相亲相爱、相濡以沫、相敬如宾、共同生活了56年的吴文藻先生溘然病逝。这使她痛心入骨、悲伤之极。

那么，今天我来，老人的精神和心境会是怎样的呢？

比我想象的要好。

依旧在她的这间典雅宁静的客厅里，她安详地端坐在靠窗户的椅子上。身旁，是近年专事照料她生活的女儿吴青和女婿陈恕。像往日一样，我们亲切地交谈着。老人总是含笑叙说往事，追忆故旧。还不时关心着、询问着当前文坛的新事，报刊上出现的新人新作。虽是年逾八旬高龄的老人，但她依然耳聪目明，思路清晰，谈锋甚健，并且极富幽默感。每每漫漫叙来，缀语成趣，娓娓动听。

常常是，如有亲近的客人——老朋友或小朋友，总之被她称为朋友者来，在她的客厅里，必然是欢声笑语，热气腾腾。在她的身上，充满蓬勃的朝气与活力。

此时，在我的脑海中忽然闪现一个问号：这，难道是一位八旬高龄的老者么？

是的，她确已85岁了。是老者，然而她并不服老。她还在文学的原野上辛勤耕耘。这时，我忽然想起五年前，当她跨进80岁时的情景。那时，她因得了“脑血栓”之后，又摔折右胯骨，住进了医院。有心的《儿童文学》杂志社为了祝贺她80大寿，特地请画家杨永青画了一幅祝寿的画——画面上，一个满面笑容、穿着红肚兜、背上扛着一对大红桃的孩子，喜洋洋地向冰心奶奶拜寿。

她说，在病榻上，每天清晨醒来，在灿烂的阳光下，望着这幅画，使我快乐，使我鼓舞。但是总不能使我相信我竟然已经80岁了！病后有许多老朋友又是安慰又是责难地说：你以后千万不能再不服老了！她呢，却在回复一位朋友的信中风趣地说：“孔子说他常觉得‘不知老之将至，就是无知到了不知老之已至的地步！”她说，这“无知”，要感谢她的千千万万的小读者！因为自从她23岁起写了《寄小读者》以来，断断续续地写了将近60年。正是许多小读者热情的回响，使她永远觉得年轻。当时她表示，身体康复后，将再努力给小朋友写东西。她愿自己的新生命从8C岁开始。这是多么奔放的豪情！

冰心，这位对待生活真诚的老人，确实是这样做的，她虽是老之已至，却始终坚持写作，勤于耕耘，不断有散文、随笔、评论、回忆录等新作问世。

她还十分关注文艺界，关心同辈及一些老作家的创作，关怀新人的发现与培养，青年作家的成长，虽说近年她自生病住院后，已有四五年“足不出户”了。记得，1984年12月，当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她曾在给大会的祝词中，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发展而热情欢呼。她特别为能看到文学界大批新生力量的涌现而自豪。她说：“我感到我们现在的作家与作品，已超过了30年代、40年代。假如这些年轻作家——特别是女作家，出现在20年代，那我就无论如何，不敢提笔作文了！”她强调说：真的，作为一个妇女，我特别兴奋的是，文学新人中，女作家人才辈出。文坛女秀，群星灿烂，群凤朝阳，可喜可贺。她由衷表示，作为一个文坛老兵，虽然老、弱、病、残，步履迟缓，但她愿在自己的晚年贡献微薄的一切，愿追随万象更新的时代，同朋友们一道前进。

当时，她因为行动不便，未能到会。这个祝词是由青年女作家陈愉庆在大会开幕式上朗读的。胡耀邦同志带头热烈鼓掌，场内掌声不息。当天下午我便在电话里高兴地告诉她这一感人情景，她笑声朗朗，诚挚地说：那是我的心里话。

她多次同我谈起她时刻思考着酝酿着的写作计划。谈起写东西，她总是满怀深情地说：我们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日新月异的沸腾生活，在召唤着作家；大时代变革的浪潮，在推动着作家。现实生活又给了我这个文坛老兵以极大鼓舞力量，我当以有限的光阴，趁大好时光，多多写呢。

我知道，她还有满腹文章要做呢。

当时，她除了会见一些必要的国内、国外的朋友之外，每日里坚持看书，阅报，读刊物，坚持写作。最近一两个月间，我们又欣喜地连续读到了冰心老人的一系列新作：《中国作家》上《关于男人》的续篇；《中国青年报》上《希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尊师》；《文艺报》上的《介绍（今夜月色好）》；《儿童文学》上的《喜悦期待》；《文艺报》上又一篇《我注意等着安忆的作品》，等等。她刚刚写就的评论袁鹰新出散文集《秋水》的文章，也即将发表。还有应约给一些报刊的题词、题字。

令人深为感动的是，这一系列文章的写作正是在吴文藻先生住院乃至病重之时。老人心绪十分不好，然而她还是坚持写作。所以当这些被冰心关注和评论的作家知晓这一情况后，尤为感动和感激。

这当儿，有几件事令我感到意外和惊讶。一个是烈日炎炎的七月间，有天，吴青在电话里告诉我说，她娘发现第五期《人民文学》上有一篇小说写得不错，正好《文艺报》约老人家写文章，她就要写这篇小说的评价。吴青说，老人家要我打电话告诉你，并且顺便问问你，你们“编者的话”里怎么没提这篇小说？

另一件事，是8月初的一天，也正是北京酷暑季节，老人亲自打电话来，对我说：七月号的《人民文学》编得不错，刊物有起色。她说：刘心武的小说和理由的报告文学，写得很好，两篇文章相得益彰，春兰秋菊。话筒里，传来她温和的笑声，她说：“唔，我是刚刚看完的呢，心里高兴，给你打个电话。”我真不敢相信，以她这般年龄，又是在汗流浃背的难熬的盛夏，居然有耐心看完这几万字的文章。一时，难以名状的感情涌上心头。

放下话筒，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没想到，事隔数月之后，就在前天，又是一次令人感动的意外。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一听，是冰心老人！她突如其来地问我：金河这个作家是哪儿的？我回答，是辽宁作协的，一位很有潜力和发展前途的作家，他的几个短篇曾经获奖。她说，噢，难怪呢。我今天刚刚看完《文汇月刊》上他的一个短篇《堵塞》，写得不错。很有现实意义。恰巧的手头新到的一摞刊物中就有《文汇月刊》，接完电话，我翻开一看，是昨天刚收到的第一期。不想，冰心老人竟已看过，并且发现了金河的新作。

另一件事。大约是10月底，我由上海、安徽返回北京后，有天因事跟冰心同志通电话时，她突然说她从报纸上看到巴金跟无锡小学生通信的一则消息，事情很感人，她想找巴金的信看看，问我有没有？偏巧，这信在《解放日报》发表时我正在上海。我也为巴金同志复函并帮助无锡小学生“寻找理想”一事深为感动，且报道这件事的记者是我的朋友吴芝麟，所以顺手留了这张报纸，带回北京。我便立即答应寄给她。她十分高兴。我猜想，她对这样一件事情格外的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她和巴金同志个人的深情厚谊，恐怕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出于她对孩子们的热切关怀。这是作为一个从事儿童文学60多年的前辈作家多么可贵的拳拳之心。

哦，一位这般高龄的老者，一位成就卓著的老作家，竟对当前文学事业，依旧如此关怀，如此爱护，始终倾注了心血和感情；作为晚辈，作为一名编辑，如蒙春风夏雨，我受到了多么及时多么深刻的教益！

这将是我永生难忘的。

……谈话间，像往日一样，她不时生动地讲述一些她所经历过的有趣的故事或新近的见闻，也不时询问我一些她所熟悉的作家朋友的近况。我们交谈甚欢，虽然她是长辈，我是后辈，她一直亲昵地称我为她的小朋友。对我真好。如若她不是上了年纪，她还有写作计划，我愿在她的身边一直待下去，听下去，谈下去，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事！

但我现在不能这样。

因此，每次来，我不敢逗留太长时间。应该把更多的宝贵的光阴留给她，她便会有机会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给予我们子孙万代。

我必须告辞了。今天，随我而来的还有一位刚刚从事写作的年轻朋友。他是头一次见到他景仰已久的作家冰心，因此临别时，他羞答答地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崭新的日记本，恭敬地递上，恳求冰心老人为他题字留念。

冰心老人询问了他的姓名，用慈祥的目光看了看这忠厚可爱的小伙子，她微微笑了，不假思索地提笔写了两行字：

淡泊以明志

宁静以致远

啊，依然是她所喜欢的这两句话。我亲见她曾多次为一些中青年作家和其他朋友题赠这两句话。为此，我曾求教于她，并问及她为何特别喜欢这两句话。

她说，这是诸葛亮《诫予书》中的话。原文是“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她说，她很喜欢其中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两句。为了易记、易懂，一目了然，她把它做了简化。

这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要成就事业，不摒弃功名利禄的欲望就不能坚定正确的志向，不排除成败得失的干扰就不能实现远大的目标。

这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要有所作为，须把个人的名利、得失看得淡薄些；而要看重事业，以事业为重。

冰心同志诚挚地说，她自己是把这两句话作为座右铭的，因而也愿以此与青年朋友共勉。

辞别冰心同志后，当晚，回到家中，我夜不成寐，哦，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我反复体味着这两句话。这时，冰心老人的一些作为，一些言行举动，却不时浮现在我眼前……

大凡跟冰心同志接触较多、了解较深的人，都会发现，她作为一个作家，是多么关心和热爱生活、热爱群众、热爱她所从事的文学事业。她的心里始终蕴藏着一团火！对祖国对人民对事业充满真挚的爱，深沉的爱。

然而，对于个人的名利得失，却从不计较，从不伸手。不仅不计较，而且看得很淡泊。至今，留在我记忆中的某些感人的事，仍历历在目……

尽管我们实在不愿意回首往事，再去提及那一场“史无前例”的痛苦的岁月，然而，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中，冰心同志的一件小事，却使我时时怀念。

大约是在最为恐怖的1967年的夏天的一日，当时已被打成“黑帮”，受到所谓群众专政的冰心，正在文联大楼四楼扫地，她看见我便迎上来，把我-1到楼梯口拐弯处，环顾四周无人，迅速将几张存款单悄悄交我，要我替她上交国家。并悄声交代我说：最近，我从报纸上看到西南几条铁路在修，这是解放前不能想象的事，很鼓舞人心。这几万元存款，本是人民发给我的薪俸，我没有多少用处，子女们也都各有工资，更不需要。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吧，国家还可以拿这些钱投资搞建设。

那种时候，和“黑帮”讲话，如若被发现，都会认为是反革命串联。我收下了，答应办。但仍有些犹豫，怕出意外。尽管这一举动按理是爱国的行动，可那时哪有什么是非曲直？！

临分手时，她又悄声叮嘱我：“这件事，你帮我办了，只让经手人知道，千万勿语他人。我不是为别的，不希望张扬。”她说这些话时，言辞是恳切的，态度是真诚的。

我点了点头，她才放心地去了。

后来这笔款又退了回来，因为那时无人经管这些事。但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一个在那血雨腥风岁月里处在危险中的老人，心里却还想的是国家和人民。

还是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里，大兴抄家之风时，冰心同志的家，也被洗劫一空，同时很多人的家也被抄了。他们把抄家的物资集中起来在民族学院举办了一个所谓“修正主义展览会”，若干双皮鞋，若干件料子衣服，若干块进口手表和大量“封资修”的书籍，成了说明“典型的修正主义”生活方式的展品。其实这些实物大都是冰心同志代表新中国出国访问时，外国朋友赠送的礼品，而且她大都没有用过，不料成了“修”的罪证。多年后落实政策归还时，除了衣物、书籍、字画外，还给了她六块高级进口手表。这些都是当时作为“谢冰心修正主义生活”的罪证，向革命群众展览过的“赃物”。其实呢，天大的笑话！谁知那些五花八门的展品究竟是从哪家抄来，七拼八凑起来的？！实际上并不都是谢冰心的。瞧，这六块手表，就只两块是她的。于是她又将其余几块归还专案组了。有人愤愤不平地说她傻气，既然作为罪证展览过了，赌气也要把它收下，干吗退回！？她心平气和地解释说：“因为那原本不是我的东西。”

原先去过冰心同志家的人，都会发现她住房的狭小。老少三人，仅居一个并不宽敞的小单元。这还是解放初期她和吴文藻先生由日本回国之后，吴先生担任了中央民族学院的教授，他们定居于此的。这座和平楼系民院教授楼，当时算是条件好的。这儿花木葱茏，景色宜人，她是喜欢这个地方的。长期以来安居乐业，生活得很愉快。她是一个知足者。知足则长乐哇。只是后来人口发展了，房子却未增添，就愈来愈显得狭窄了。加之，近年来她连续生病，住院，身体每况愈下，需要有人照料。她还要撰写回忆录呢。这就更需有人帮助查阅资料，整理文稿。所以组织上批准她的二女儿担当这一任务。女婿陈恕和孙子小钢也就都必须住在家里，生活在她身边。家里还有一位保姆。还时常有外国朋友来访。因此一个小小的单元房就无法容纳这一家老小了。本来，冰心同志和吴文藻先生，多年来各居一室，便利生活和写作。后来就只好又同居一室，以便腾出一个房间给吴青夫妇居住。所以有次我去，冰心同志幽默地说：“瞧，我们老两口分居几年后，又‘破镜重圆喽。”

不久，她的这一困难情况被中央领导同志得悉后，立即批示拟拨专款，给冰心同志建造一座独立的平房。这个做法，也有先例，周恩来总理生前就曾批准为科学家李四光、高士其建造了专门的平房。冰心同志很感动，也很感激，然而更多的则是不安。她诚恳地婉言谢绝了。她说：“好多普通老百姓住房还比咱们挤呢，不能这样麻烦中央，也不能这么做。她只希望如可能在她现在居住的楼房附近，再找一两间普通房子，够住就行。”

冰心，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淡泊而宁静的人。她总愿意自己能够给予、能够对于社会多做贡献，而索取极少，极少。

去年，她的房子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用她开玩笑的话说：鸟枪换炮了。现在有了宽敞的卧室、卫生间，还有了一个明亮的客厅。

她常常喜欢一个人静下来思索、写作。跟她在一起总感到安静、从容。她与世无争。社会和人民给予她很高的评价和荣誉。她珍惜这些，却并不追求这些，她看重事业，而淡泊个人的名利地位，所以她生活得很平静，很愉悦，也很乐观。她只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而作家，应该是以作品赢得读者，取信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别无其他选择。

她说要像周恩来总理那样，活到老，学到老。对于她来说，还要写到老呢。

心中的玫瑰

每每提起周总理，冰心总是表露出一种异样的崇敬和感激之情。对于颖超大姐她自然也是十分敬重。她常说：在我心头始终爱戴不渝的，只有周恩来总理和邓大姐这一对模范夫妻。自一九七六年周总理逝世后，冰心便在自己的客厅里悬挂起总理的一幅神情肃穆的油画像，并且常用盛开的玫瑰花献在遗像面前，表达她深深的敬爱。

总理除了日理万机、操劳国家大事外，他还关心和帮助了多少普通人。冰心为此特别感动。她不能忘记的是，一九五八年四月，老伴吴文藻被错划为右派，意外的灾难从天而降后，冰心痛苦之极，一肚子的冤情说不出。正在这个时候，周总理知悉吴先生被划为右派，便派了一辆小车把冰心接到中南海西花厅自己的家里，同冰心亲切谈心，末了说：“冰心同志，现在吴先生最需要你，需要你的关心和帮助，而不是别的。”当时，邓大姐在座，冰心见到大姐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把一腔怨愤倾吐了出来。邓大姐充满了同情和理解。自那以后她们相识了，常来常往。而见面最多的是在每年鲜花盛开的季节，她们总是相约在京郊的北方玫瑰花公司的玫瑰园里。

恰巧，两位老人都爱花，尤其喜欢玫瑰花。一九八六年五月赏花时，邓大姐还特意带了一束自己院子里的白芍药送给了冰心。冰心将花小心地捧回家献在了周总理遗像前，还默默地祝祷：“总理，这是你家院子里的花，是邓大姐捎来的……我又供养到您面前来了。”

一九八七年春天，又是玫瑰花开时，冰心因赶写一篇文章，没有去成。邓大姐在玫瑰园没看见冰心，又听说冰心家距离花园不远，便临时决定去看冰心。这真是一次“突然袭击”，冰心又惊又喜。她担心邓大姐住惯了四合院，又是这般高龄了，恐难以上她家的楼梯，虽说是二楼。冰心也因手脚不灵，不能下楼去迎接，她扶着助步器走到房门外的楼梯口，见邓大姐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缓步上了楼，她真是过意不去。迎接邓大姐在她小小的客厅里坐定后，大姐关切地嘘寒问暖，问她的身体状况如何？问她的家庭生活及儿孙们工作、学习怎样？问她正在写什么文章……两位老人无拘无束，亲切交谈。不觉时间已近正午。末了，冰心老人拉着邓大姐的手，她们在客厅总理像前合影留念。

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会见。

冰心觉得在五洲四海凡是和周总理、邓大姐接触过的人谁人不深深感受到他们伟大、崇高的人格。她一九八八年在给我和刘茵主编的怀念周总理的散文集《天上人间》所作的序中即说：“周恩来总理是我国二十世纪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她认为邓大姐是位心胸最广阔、思想最缜密、感情最细腻的伟大的女性，而且她的思想和感情都完全用在她的工作和事业上，用在她周围人们的身上。邓大姐是最理解、最关怀、最爱护、最同情一切人，是把爱和同情洒遍了人间的一代伟大女性！

冰心，对邓大姐怀着深深的爱戴和敬意。因而当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一日晚电视“新闻联播”中突然呈现出一幅加黑边的邓颖超的相片、播出邓大姐不幸逝世的消息时，冰心失声痛哭，泣不成声。这是她如此年龄、这般经历的老人少有的现象。她实在太难过了。第二天一早，老人家便让他的外孙钢钢从花圃取来一篮白玫瑰，系上一条白绸带，亲笔写上她的悼词，又让钢钢送到中南海西花厅邓大姐的遗像前，并拍了一张相片回来。那天我也去了，当我在西花厅邓大姐的遗像前恭敬地行礼后，我看见了冰心那白色的花篮，既纯净又肃穆，宛若朵朵飘逸的白云环绕着大姐，请大姐安息。

邓颖超的逝世，同样也牵动了远在上海的文学巨匠巴金，而巴金和冰心是以姐弟相称、过往甚密的挚友。他们常常互通电话，互致信函，邓大姐去世后不几天，冰心便收到了巴金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巴金主要是悼念邓大姐，他说：“邓大姐走，你难过，我也很难过，她是一个好人，一个高尚的人。没有遗产，没有亲人，她不拿走什么，真正是个大公无私的人。她是我最后追求的一个榜样，一个多么不容易做到的榜样。”

冰心觉得巴金说出了她不知从何说起的话。他们痛惜的心情是一样的。事隔一月之后的八月，我恰巧去上海拜望巴金先生，同巴老谈起冰心老人对于邓大姐的逝世深为悲痛。巴金老人点头说他也是一样的心情。他说邓大姐确是一位了不起的时代女性。正像冰心所说，我们要以邓大姐为榜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跟在她的后面努力奔走……

邓颖超，被冰心视为平生第一知己。如今，她家客厅里献给周恩来总理遗像的玫瑰花又多了一束……

生日贺卡

一九九三年的十月五日，冰心老人生日时，她因病住在北京医院，可前往拜寿的人依然络绎不绝，一拨拨的亲友、文友，还有各部门领导人居然在病室外排起了队。许多人手举鲜花，走到冰心老人床前，向她深深地祝福。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丁关根、赵朴初、费孝通及王兆国等同志，先后到达医院，向冰心热烈祝贺生日，并嘱老人安心静养，祝福她早日康复。我和一些朋友是下午去的。冰心的老朋友雷洁琼副委员长正在同冰心亲切地耳语，嘱咐她好好治病，生日快乐！

走进病房，我一眼便看见远在杭州的巴金托人送来的玫瑰花篮。巴金最近正在杭州度假，他到达杭州不久，就来了好几次电话，问候并关心冰心的病情。每逢节日和冰心的生辰日子，巴金都要郑重托人送上冰心最喜爱的红玫瑰。

世纪同龄人，仅比冰心晚出生二十六天的夏衍——冰心“强迫”他一定要称自己为“大姐”，以姐弟相称的两位同是九十三岁的老人，也是相互十分关心。他们之间的信息交流礼物送往，靠的是一位共同的按摩师。这位医师上午给冰心治疗，下午到夏衍家按摩。冰心风趣地说：我们之间的信息传递速度非常快、非常便利。

现在文学界，冰心最年长。叶圣陶老人在世时，她曾开玩笑说“我是一人之下”。如今叶圣陶老人已经去了，冰心幽默地说“现在我是万人之上了”。提起叶圣陶，冰心动情地说：叶圣陶和周恩来夫妇都是我的好朋友，如果他们在世，我一定会送他们贺卡。怎么提起贺卡？那是前年冰心九十二岁生日时，一位出版界的热心朋友特地为冰心的生日制作了一份别有情致的礼物——镌刻着“寿”字的粉红色贺卡。贺卡右下角印着“谢冰心”三字，下面写着生辰日子：十月五日。贺卡共印九十二张，打印着顺序编号。冰心非常喜欢！称赞贺卡设计构思独特、别致、高雅。她十分珍惜这份礼物，将它锁在抽屉里，生日那天，凡是知己或亲朋都送上一张，并亲笔签上名字。她说，我不是谁来都送，不是随便送人。因而她才说：如若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和叶圣陶老人在，她一定要送他们一张贺卡。

那天，我也有幸得到了冰心老人赠送的一张贺卡，编号是五十七。老人家赠送我时，在上面郑重地签了名。

贺卡还送给了她几十年的老朋友，如雷洁琼、赵朴初、费孝通、巴金、夏衍、萧乾等，以及许多文学界的作家、诗人、评论家、翻译家的朋友们。大家都十分珍惜地珍藏着它。

我还注意到贺卡背面有一句她自己的题词：有了爱便有了一切。

这是她的箴言，也是赠言。人类需要爱，有了爱，的确便会有了一切。

境界

她病了，突然病了，先是心颤，后是肺炎，而后又高烧不退，住进了北京医院。九十三岁高龄的她如此病状，令众多亲人友人牵肠挂肚，心急如焚。一时间，她的大大小小、男女老幼的朋友们络绎不绝，赶往医院去探视。尽管医生下了令，要求悉心护卫她。然而病人自己却依旧“坚强不屈”，依旧达观。

这就是冰心。

这就是六月间的事。

我去看望她时，天已近黄昏，客人们都已离去，正好清静。我说：老人家您是太累了，难得住院作为休息，治治病，调养一下，您会身体更好！不料她却风趣地说：“我本来就没有病，是他们硬将我‘揪进来。”她一再说大家都那么忙，还来看她，她心里觉着温暖。我去时，王蒙刚来过。听说老人家住院了，丁关根同志那么忙，却及时到医院去看望她。十分关心她的病情，交代医护人员好好照料老人家。她的老朋友赵朴初、雷洁琼、葛志成，统战部长王兆国，还有曹禺、荒煤、冯牧等等都去医院看她。巴金更是牵挂于心，托付女儿李小林多次打电话询问病情，慰问老人。

病房里鲜花芬芳，香气袭人。友情、花色，使人感到温馨、温暖。

那天，曹禺来，坐着轮椅。冰心伸出手，兴奋地说：“听说你住在楼上好久了？你胖了，曹禺。”曹禺回答说，他在这里已经住院整整五年了，他问起冰心老人的病。家人吴青和陈恕告诉他，烧在减退，医院给老人输了血，病情有所缓和。提起输血，冰心接过话茬幽默地说：我输的可能是艺术家的血，输了血总做梦，做的梦五彩缤纷，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八十三岁的曹禺和夫人李玉茹听了捧腹大笑，直说：冰心大姐您病了，依然是那么幽默、达观，您会早日康复的。

有这么多友人祝福，又有北京医院医术高明的医生、护士精心治疗，加上冰心老人自己的坚强毅力，住院一个月后，她果真出院了，奇迹般地又回到了她日思夜梦的书桌旁。

毕竟，对于这般高龄的老人来说，病一次就是一次消耗，一次衰老。然而令我意外的是，在她出院的一星期后我去家里看望她时，她居然说她想提笔写文章。我说您现在需要的是休养和恢复，先别急考虑写文章。她“反驳”我说不写文章怎么行？！当然，我知道她还有许多的题目要写，她是一个辛勤的劳作者，一个笔耕不辍的老人。

果然，当我八月十一日再去看望老人时，她说她已经写了病后的第一篇文章，写的是她家的大白猫咪咪的事儿，题目叫《咪咪不是波斯猫》，是什么呢？它是北京籍的长毛猫。稿子已经寄给南方一家报纸副刊去了。我想这一定是一篇有趣的文章。

但是这次令我深为感动的是，她又和我亲切谈起她的祖籍福建长乐乡下横岭村小学教学经费困难的事。她说：去年你和吴青、陈恕、舒乙不是到过我那家乡吗，我看了你们拍回的照片、录像，那个学校的桌椅板凳都破了，黑板也不黑了，孩子们怎么上课哪？她始终系念着这些山村的孩子们。她说她昨天把一笔两万元的稿费托人捎去了。

横岭是个小小的山村。村小，小学也小，只有三间房，一间房里装一个年级，一个年级有20个学生，每间教室里有一块黑板，十张破桌椅。这种状况由于当地教学经费短缺，一时难以改变。于是两年前冰心老人听说之后就曾将自己的一笔稿费——1200元捐给了这所学校，意思是集点钱把学校修修。去年冬天我们去回来给她看了录像、照片，她见无多大改善又挂念在了心上。所以当最近她刚刚收到一笔较多的书稿稿费，加上平日积攒的一点钱，合在一起，她又给横岭小学捐赠两万元。

她说这个钱数很少，但愿能用到学校急需之处，修理修理校舍，添置一些课室设备，把黑板刷黑点，写上粉笔字让孩子能看得清楚，能学到知识……

我真不知该说什么，我的心极为震动。想想看，这是一位年逾九十高龄的老人哪！一位刚刚度过生死关出院的病人哪！她想的是什么，帮的是什么呢？！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冰心老人的子女真好！他们在冰心先生辞世后，除了深深的思念，便是加倍地努力工作，并且利用一切业余时间整理冰心的遗物、书籍和文稿，认真执行老人的遗嘱。

去年十月五日，冰心生日那天，我和舒乙照旧去给先生拜寿——只是这次不是给她本人，而是在她慈祥而又安详的遗像前，我们眼含泪水，向冰心老人三鞠躬，表达我们深深的思念和感念！按照先生的遗嘱，她的藏书、遗物，都捐赠给她生前所始终关心和支持的挚友巴金先生倡议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当然还有后来兴建在她的故乡福建长乐市的冰心纪念馆。而且她还要求：“以上一切要在最短最快的时间完成！”所以子女们忠实执行她的遗言，已经正在将整理出的文稿、遗物、书刊分别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和远在福建的冰心纪念馆。

关于稿费，数目有限，但它是冰心老人辛勤劳动的报酬，是她多年来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笔积蓄。她遗言除了给三个子女每人分配极为有限的一份外，大部分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资助她一生所热爱而从事的文学事业。这是令人感动的。尤其是作为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的我和舒乙，更是深为感动和感激。

然而这天，冰心女儿吴青和女婿陈恕教授却还谈到另一件事，即说冰心老人生前还嘱咐过，这笔稿费存款，还要给中国散文学会一些资助。因为冰心作为散文大师，她一向关注散文创作的繁荣与发展。

这使我想起，多年前的一天，冰心老人亲自打电话叫我去她家，说有事找我。我立即赶到北京西郊冰心寓所，拜望老人家。到了后，我便急不可耐地询问老人家是什么事，是不是给我们刊物（当时我在《人民文学》工作）写了篇好文章？她笑了，直截了当地问我：

“你是不是担任着散文学会的工作？”

“是呀。”我说，“您还是学会的顾问呢！”

她说：“我知道。所以我才找你来，我想问问散文学会怎么没有搞散文评奖？我从报刊上常看到许多新人写的散文，写得很好，很有新意，很有生气，要是评评奖，鼓励文学新人该多好。”我说：“评奖应该搞，可以鼓励新人新作，鼓励好作品，但是没有一笔经费，是办不起来的。”

她扑哧一声笑了，说：“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问明情况，想告诉你，我准备拿点钱，给散文学会，你们好搞评奖，怎么样？不过，钱不多，只几万元，是我最近收到的一笔稿费加上一点存款。”

我不知说什么好，当然首先是感激老人家对文学事业的关怀，但又考虑到她的钱也来之不易，不忍心接受。当我表达了我的这些心情后，我还说，你应该留给吴平、吴冰、吴青他们用。冰心却说：“他们都有自个儿的工资嘛！再说，我这些书柜、家具将来可以留给他们呀！”说着，她指指书房、客厅那些桌、柜，让我看。那可都是几十年来的陈旧家具呀！我说：老人家，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到外边去看看，各种新式样的家具琳琅满目，花样翻新。你这些家具怎么继续用呀？

我们说着，她大声对着客厅唤女儿吴青和陈恕进来，把刚才我们谈到的事讲了一遍，表明她要向中国散文学会捐款，吴青和陈恕诚恳表示：由我娘定。我们服从她的决定。我说，此事再计议，不必着急。但冰心在我临走时却幽默地说：“是不是你们还要‘研究研究呢？我可就等着啦。”

这就是本文前面所述吴青和陈恕同志提及的事。

冰心，中国现代散文的开拓者之一，生前对散文创作的关心和支持，当是对文学界、散文界的莫大激励！

她说过，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她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爱她毕生付出心血所从事的文学事业。

冰心的名字，将永远代表着爱与光明。

责任编辑/兰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