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彦峰

继2011年发布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后，2014年2月央行再次发布了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与人民币贷款相比，地区社会融资规模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各地区实体经济从整个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支持，因而，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必然会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产生重要影响。

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分类

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每月、每季或每年）和一定区域内实体经济（即企业和个人）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是全面反映一定时期内金融体系对某一地区进行资金支持的总量指标。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是增量概念，即期末、期初余额的差额，也是当期发行或发生额扣除当期兑付或偿还额的差额。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口径和内涵与全国社会融资规模一致。从机构看，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从市场看，包括信贷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以及中间业务市场等。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从银行角度对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指标进行了分类。具体来说，将人民币贷款和外币贷款合并为“银行表内贷款”，将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银行承兑汇票合并为“银行表外贷款”，将企业债和股票命名为“企业债/股票融资”，将其他占比较小的项目合并为“其他”。还可以按照资金的来源，把依托于银行的两大融资方式——银行表内和银行表外贷款合并成间接融资，而把债券、股票和保险等融资方式合并成直接融资，由此得到一种分类方式如表1所示。

区域融资结构特征

区域融资结构不平衡

我国融资集中度较高，区域融资结构不平衡。东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占比较高，中西部区域大部分省市地区的社会融资规模低于平均水平。从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总量的区域分布来看，截至2013年年末，国内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总额为16.24万亿元。其中，东部地区为8.48万亿元，占比为52.2%；东北地区为1.12万亿元，占比为6.9%；中部地区为2.85万亿元，占比为17.6%；西部地区为3.8万亿元，占比为23.3%。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的区域分布如图1所示。

从融资集中度来看，2013年超过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占比均值水平（均值水平为3.2%）的共有12个地区，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合计占比为63.7%。其中，需要关注的几个特征如下：一是融资集中度较高。广东、北京、江苏、山东、浙江、上海、福建和河北等8个东部地区，其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合计占比为48.4%，几乎占到全社会融资规模的一半。二是区域融资结构不平衡。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占比排名前四位的广东、北京、江苏、山东四个地区的合集占比为30.3%，在上述12个地区中的占比达到62.6%。三是除东部地区以外的其他三个区域，大部分地区的社会融资规模占比低于均值水平。东北三省中，仅有辽宁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占比超过均值水平；中部地区中，仅有河南和湖北两省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占比超过均值水平；西部地区中，仅有四川省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占比超过均值水平（如图2所示）。

区域融资业务不平衡

总体来看，东部地区直接融资占比及表外融资占比最高，中、西部次之，东北地区最低，各地区银行业表外资产占比均超过三成。从均值水平维度看，超过半数以上的西部和中部地区的直接融资情况好于平均水平，东部地区的表外融资情况最为活跃。

无论从直接融资占比还是表外融资占比来看，均呈现了东部地区最高、中西部次之、东北地区最低的区域结构特征。首先，从直接融资情况来看，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相应占比分别为17.4%、13.2%、16.8%和15.4%，表明东部和东北地区的金融脱媒程度相对较高，而西部地区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最高（如图3所示）；其次，从表外融资情况来看，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相应占比分别为36.5%、33.3%、36.2%和33.5%，四个地区的指标非常接近，均超过30%，且最高占比与最低占比之间仅有3.2个百分点的差距，表明在信贷规模控制较严、影子银行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表外业务已成为商业银行资产运用的重要渠道（见图4）。

从均值水平维度看，超过半数以上的西部和中部地区的直接融资情况好于平均水平。2013年，各地区直接融资的均值水平为15.3%，超过这一均值水平的地区共有14个，从高到低依次为北京、山西、河南、内蒙古、新疆、天津、重庆、湖南、浙江、江苏、甘肃、广西、四川和陕西，其中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分别有4个、0个、3个、7个。北京的直接融资水平最高，达到37.1%，远远高于其他13个地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2013年北京企业债发行量高达4246亿元，在所有地区中最高，占全年企业债发行量的比例高达23.5%（如图5所示）。

从均值水平维度看，东部地区的表外融资情况最为活跃。2013年，各地区表外融资的均值水平为33.7%，超过这一均值水平的地区共有15个，从高到低依次为上海、黑龙江、云南、山东、西藏、湖北、贵州、河北、福建、江西、重庆、北京、青海、天津和山西，其中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分别有6个、1个、3个、5个。上海的表外融资占比最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上海作为金融中心，有利于银行业加强金融创新，发展表外业务。另外，2013年上海地区银行业表外融资规模为3693亿元，位居所有地区第3位，而上海的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为7964亿元，位居所有地区第6位。

区域内部融资不平衡

从区域内部看，直接融资和表外融资情况均体现出较强的不平衡性。表外融资的不平衡性高于直接融资；直接融资方面，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不平衡性依次减小；表外融资方面，西部、东部、东北和中部地区的不平衡性依次减小。

从东部地区内部看：一是直接融资方面，地区均值水平为16.4%，北京、天津、浙江和江苏等4个地区直接融资占比超过均值水平。其中，北京最高（37.1%），广东最低（9.8%），落差为27.3个百分点（如图7所示）；二是表外融资方面，地区均值水平为35.7%，上海、山东、河北、福建、北京、天津等6个地区表外融资占比超过均值水平。其中，上海最高（51.7%），浙江最低（14.7%），落差为37个百分点（如图8所示）。

从东北地区内部看：一是直接融资方面，地区均值水平为12.7%，辽宁和吉林直接融资占比超过均值水平。其中，辽宁最高（15.2%），黑龙江最低（9.6%），落差为5.6个百分点（如图9所示）；二是表外融资方面，地区均值水平为33.3%，仅有黑龙江表外融资占比超过均值水平。其中，黑龙江最高（49.6%），吉林最低（18.7%），落差为30.9个百分点（如图10所示）。

从中部地区内部看：一是直接融资方面，地区均值水平为17%，山西、河南和湖南等3个地区直接融资占比超过均值水平。其中，山西最高（23.3%），江西最低（11.9%），落差为11.4个百分点（如图11所示）；二是表外融资方面，地区均值水平为35.7%，湖北、江西、山西等3个地区表外融资占比超过均值水平。其中，湖北最高（45.6%），湖南最低（27.1%），落差为18.5个百分点（如图12所示）。

从西部地区内部看：一是直接融资方面，地区均值水平为14.1%，内蒙古、新疆、重庆、甘肃、广西、四川、陕西和青海等8个地区直接融资占比超过均值水平。其中，内蒙古最高（20.7%），西藏最低（1.7%），落差为19个百分点（如图13所示）；二是表外融资方面，地区均值水平为31.4%，云南、西藏、贵州、重庆、青海、陕西等6个地区表外融资占比超过均值水平。其中，云南最高（47.7%），宁夏最低（5.7%），落差为42个百分点（如图14所示）。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四个区域在直接融资和表外融资方面的横向比较，初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表外融资的不平衡性高于直接融资。表外融资占比方面，最大落差为西部地区内的42%，最小落差为中部地区内的18.5%。而直接融资占比方面，最高落差为东部地区内的27.3%，最小落差为东北地区内的5.6%。二是直接融资方面，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不平衡性依次减小（如图15所示）。三是表外融资方面，西部、东部、东北和中部地区的不平衡性依次减小（如图16所示）。

融资结构差异化下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提升区域差异化经营管理能力

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的提出，要求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实施总分行联动发展，进一步提升区域差异化经营管理能力。从区域融资角度看，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相当于描绘了一个各地区的融资图谱，相对于单纯的贷款数据更加全面，不同地区的融资状况更加清晰。前述分析表明，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一，不同地区的融资结构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因此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的发布为商业银行进一步提升区域差异化经营管理能力提供了新的依据。

在商业银行总行层面，对分行区域差异化经营进行战略布局。依据各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的总量和结构性特征，并结合各地区经济特点、产业结构等因素，在坚持总行统一的发展战略的前提下，积极指导各分行探索建立差异化定位、特色化经营、专业化服务、精细化管理的发展策略。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特色分行建设，通过特色分行建设形成区域专业经营优势，最终形成较为鲜明的区域差异化经营格局。另外，在分行层面，依托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对区域内现有客户及目标客户群的融资来源进行视图分析。充分掌握不同类型的融资来源结构，根据不同类型客户的融资图谱，研究制订差异化的融资服务方案和营销方案，在获得业务发展的同时，逐步实现客户结构和业务结构的差异化发展。

加强表外业务创新

当前，经济和金融体系的降杠杆同时从资产端和负债端对商业银行形成了挤压效应，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持续加快的夹击下，商业银行的传统盈利模式和规模扩张模式均已不可持续，银行业新一轮市场分化正在形成。根据欧美银行的发展经验，在金融自由化改革的进程中，表外业务逐步扩张并成为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实现规模和结构调整、获取利润增长的重要业务。虽然近期以来，对于表外业务的监管逐步加强，但银行业务表外化的趋势不可避免，核心问题是要做监管机构认为是“对的”表外业务创新。为此，一方面，商业银行必须加强对监管政策的研究和预判，通过创新与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合作模式和营销模式，加强表外业务创新，加快创新转型。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也要在严格遵守各项监管规定的前提下，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原则加强表外业务创新，不能为了规避监管而无底线的发展表外业务，尤其是要注意防控表外业务发展过程中较易引发的流动性风险、法律合规风险、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等风险类型。

提升方案式营销能力

当前，在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同时，上海自贸区、深圳前海、天津滨海、温州、义乌等地区的区域金融改革也相继启动和推进，其共同特点是在服从全国金融改革整体性和协调性的前提下，结合各区域经济、金融、贸易和产业等特点，有选择的在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人民币跨境使用、外汇管制等领域选择局部突破和政策的先行先试。商业银行要未雨绸缪，积极应对。首先，密切关注各地区金改动向，积极研究相关政策对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和结构的影响效应。其次，加强研究，积极与地方政府沟通交流，开展融智型营销。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参与金改方案制订，提供研究咨询服务，以融智型营销方案带动融资型金融服务的拓展。最后，积极争取先行先试，提升综合化、方案式营销能力。抓住有利的政策机遇，加强产品和服务创新，全方位、多层次对接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指标，针对区域内融资主体，推出能够涵盖各类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综合化、方案式金融服务，全方位满足其金融服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