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学良　李巧霞

摘要：在整体性治理与系统论视阈下分别从价值、方法与制度约束方面对政府协同体制中的三类关键软性动量——信任文化、技能与责任展开分析，重新审视其在新的整体主义理念与时代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并探索增强政府协同能量场域的创新式策略。

关键词：整体性治理；政府协同；信任文化；合作技能；整体责任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4.02.018

政府协同并非新鲜概念，自古就有关于政府协同的思想观念，但不同时期的思考角度与理论体系各不相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体性治理在西方已逐渐成为系统、科学的政府改革理念与实践模式，注重多元主体的参与、机构边界的调整、职能权责的整合、无缝隙服务的优质高效、公民多元需求的充分满足等。政府协同成为整体性治理的关键理论内核，而整合的主要目的在于：立足宽广视角以便各部门机构与地方政府服务中心能够为顾客提供更完善的跨领域综合服务；缓和不同政策之间的冲突，并通过鼓励发展内部联系紧密且相互支持的规划项目来解决棘手的社会问题；提供无缝隙服务，通过一站式服务、呼叫中心和便捷的网站搜寻三大措施，提升服务质量；吸引具有不同背景、专业和经历的人才，鼓励激发创新；削减重复性支出，实现规模经济，合理使用资源以实现低成本高效益的目的。

政府协同的实现需要系列软硬性动量予以支持。在当代科技突飞猛进的背景下，复杂棘手问题的解决越显得难以应对，整体治理模式不失为一种时代的必然。硬性动量的重要性与快速发展已众所周知，而软性动量的不断探索与发展也日益引起世人注意。动力系统软性要素的内中外三维空间中尤以文化、技能与责任为关键点，因此探索整体性治理与系统论意蕴下的三种要素的内容要求、问题情境、对策创新以及关系模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重塑整合式信任文化：发挥系统协同能量的倍增效应

（一）政府协同文化重塑的理论逻辑与现实意义

政府公权力的特殊性、严密僵化的科层体制与功能分割、封闭单向形式化的运作机制内在地产生了官僚主义文化。“似乎官僚主义文化的所有特点都与跨部门合作格格不入。合作精神注重平等、适应性、自由裁量和最终结果；官僚主义敬奉等级、稳定、服从和程序。要想从处理机构事务的现有方式转向新的更具合作性的方式，行动者们必须至少是暂时地放下一些官僚作风”[1]179。本着务实的态度，即以目的论角度审视政府合作的实质与文化建设显得尤为必要。合作文化不管在社会民间还是政府组织间都有存在的内在依据与必要性。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下，公共选择论者认为政府官员是寻求利益的主体，合作的产生往往基于一种共赢的策略，抑或是权宜之计。而在以社会人假设或复杂人假设为前提的诸多行为论者则认为合作的产生不只是基于个人利益的计较，除此之外还包括着社会价值规范的制约、感情的需要、群体压力的逼迫、复杂情境的感性认知，乃至于个人随机无由的举动，等等。这就使得合作充满了变数，合作文化的诸多变量显得难以有效确定。但依据于特定组织环境下对相关命题的逻辑与事实验证，仍然可以确定促进政府整合文化生发的关键变量。

（二）支持政府协同的关键文化要素——信任

维多利亚整体政府改革经验报告中总结指出，从政府实践程式与方法方面来说，塑造支持整合文化的重要内容包括：政治与高级管理层的支持；相互信任；权力共享；不同视角与相互利益的全面了解；部门间周期性的高层级战略会谈。而比格斯则从精神智力层面描述了支持整合途径的关键文化要素，包括：灵活、持久、权变、公开的创造与革新；专注于提升跨机构边界思考与行动能力的团队；允许犯错误，控制风险；建立战略联盟、合作、信任与协商以实现联合目标的能力；鼓励观点与文化的多元化，并吸取其优势；平衡长期与短期目标间的冲突[2]2930。

在众多文化要素中，信任是塑造整体合作文化的重要内容。没有信任，整体性治理所依赖的共享的文化、责任、技能知识与共同利益都将失去存在的依据。关于信任的定义，巴达赫指出：“信任，是指即使在脆弱的情况下，仍然相信另一个组织能够证明它具有可靠性”[1]194。这是一种借助于社会心理学的信任定义与内涵拓展，强调了信任的心理本质。由此可以得知：首先，信任有其脆弱性，即信任存在并作用的形式充满脆弱性、不确定性、个人风险以及强势压迫。其次，信任有两种情感的成分，即一种是感到脆弱时的恐惧；一种是消除恐惧所必须具有的信心，而信任的本质便是信心。再次，信任需要充分的证明，证明是一个理性的过程，包含了对恐惧和信心的对比。这种比较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与信心的程度有关。恐惧越大，需要用来抵消它的信心的程度就越高；第二与信心的质量有关。最后，信心依赖于可靠性，即合作者作出承诺，并且能够胜任各种任务[1]194195。从信任的风险特性来说，彼得·什托姆普卡认为信任是一种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独立于信任行动的善行的期望，可以沿着一种尺度排列：从最小的期望值到最大的期望值，从最弱最少风险的信任赌博到最强最大风险的信任赌博。具体可细化为：一是期望他人行动的工具性品质，如规律性、合理性、效率等方面，相应的信任为工具信任；二是期望他人行动的道德品质，如道德责任、友好仁慈、诚实可信、公平公正等方面，相应的信任为价值论信任；三是信用行为，如无私、代理人行为、仁爱和宽大等，相应的信任为信用信任。他同时指出信任具有相对性，主要体现于以下两种形式：一种是三方联系，即A信任B会做X；另一种是客体关联，即包含在信任中的期望可能适合于或不适合于信任所指向的客体的性质，特殊的期望适合于特殊的客体，而不适合于其他的客体。彼得·什托姆普卡研究证实了上述相对性。他指出，当问到给予政府信任所必须的期望是什么时，工具性的考虑是占多数的，其中47.9%的人指向效率，44.2%的人指向能力。诚实和道德正直只得到38.5%的人选择。涉及法律的领域，价值的考虑成为中心，有79.9%的人强调公正。在作为信任对象的社会角色中，政府官员被期望是有能力的（55.1%）、高效的（48.1%）和可靠的（44.7%）。商业伙伴被期望是可靠的（69%）、诚实的（44.4%）和说实话的（25.3%）。较高价值和信用的期望被指向邻居，76.7%的人期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并且74.4%的人期望他们是诚实的。因此，特殊种类的期望一定程度上与特殊的职位角色和机构相联系。似乎存在标准化的规则规定一个职位的任职者或一个机构的雇员应该如何行动。与这些具体职位相联系的期望模式与规则构成了社会角色。控制一个机构运作规则的网络构成了它的“宪章”。如果一种特殊的行动方式是由标准的规则所规定的，期望一个人或机构以这种方式行动就显得合理[3]3，7074。

在组织信任的运作过程与外在目的方面，希克斯认为，一般情况下信任他人或组织建立于执行特定任务的特定原因之上。希克斯就不同功能组织机构的参与者间如何建立信任问题作出了探索。他认为一般情况下，信任他人或组织建立于执行特定任务的特定原因之上。因此可借助于信任的 “先期原因” （一个人会信任其他人的背景原因）与相应的 “关联性任务原因”（相信他人去做什么）两种思维角度对合作过程中组织与人际的信任原因问题展开分析[4]119121。在信任的“先期背景原因”方面具体包括合作经历的惯性思维，声誉的证明效用、社会相似性与特定的人格特质、制度约束等；在“关联性任务原因”方面则包括微弱的内心约束、法律规则与合同强制、基于维护合作信誉的自律、道德或绝对信任等方面。

理想状态下，“原因”与“任务”二维坐标图可以大致表明政府协同过程中的不同信任情境，见图1。具体说来，信任的两个维度可任意组合成一个信任的具体坐标点，代表了政府协同过程中信任的不同情形。理想的发展趋势是由原点向右上方移动，达到理想的经历与良好信誉基础上的信任状态。但现实的情形往往是高维度信任组合附带了一系列不同的低维度组合，呈现出复杂的叠加性。而且一旦上升趋势受到阻碍或挫折，就会出现折返或下滑趋势，转向低维度倾斜。这种分析方法对于实现有效的信任整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 政府提升合作信任度的多维路径与势头效应

为解决跨部门合作中的相互理解与潜在的不信任或低维度信任问题，美国学者尤金·巴达赫教授认为可采用 “聪明实践”的途径，具体如：用异见改进对话；发挥人性感情的作用；逐步增强自我意识与发现普遍认同感；节约成本的集中办公；发展互信文化与实施培训；发掘劳工市场的自然活力；发挥专业人员的辅助功能；谨慎选择参与合作人员；创造早期合作机会与经历以形成互惠承诺；注重领导者作用[1]101111， 203205。社会资本的积累成为合作实现的一种重要途径，而信任则是社会资本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元素。参与和信任相互依赖：信任来自于丰富的共同生活，同时又利于自发产生新的联系并形成合作[3]19。吸收不同主体的民主参与，实现平等协商，增强政府合作的社会资本存量。

社会成员之间角色扮演过程的相互熟悉增加了监督和制裁活动的可能性并减少了行为实施的费用。为提升这种熟悉和可见程度，有必要组建增加个人联系机会的团体、社区、自愿者协会以及朋友圈的紧密网络。公共组织机构、承担公共角色的官员与专家技术系统通过受众广泛的大众媒体、公开出版物、开放信息的政策可以变得更加透明，并表面看来是为公众所熟悉的。正确地给予信任的可能性随着关于被信任者的信息的数量和种类的增加而提高[3]94，109110。因此，必须公开相关信息，增加信任者获得的关于被信任者的一定的知识与信息量。同时，应通过关系运作（即建立、发展、维持和利用关系的活动）与法制等手段建立有效的人际信任机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系运作可能为中国人建立和发展信任的重要途径[5]。

如果规则要求信任被一个社会分享，而且每一个成员都认识到这些规则是给予的和外部的，那么它们就会对实际的给予或收回信任的行动施加强有力的约束。它们可能显著地改变理性的计算和信任的内在倾向。一旦信任文化出现并牢固扎根于社会的标准系统中，它就会变成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在不同情景中，对于各种社会角色，它既会影响人们信任的决心，也影响其实现信任的要求以及诸多行动者间给予或实现信任的决心。信任文化可以为相信他人提供充足的影响，而不信任文化可能唤起不信任的行为。但是文化不是上帝给予的；它们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社区或社会群体的历史积累的集体经验的沉淀物[3]8790，95。

二、提升合作技能与心智模式：增强系统学习的外界能量供应

现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不仅源于关系结的多重性，更是与知识信息的丰富与智能性有关。政府协同能量场的大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组织成员的合作能力。组织成员不断增强合作性心智模式可以辐射出强大的信任文化以及共同承担责任的使命感。但组成人员的能力可能成为合作的障碍，因为可能缺乏必要的技能群或者不知晓整合的时机与方法[2]10。

（一）基于管理技艺向度的政府协同的能力参数关系

关于政府协同的技能体系问题，有学者认为存在开发整体治理技能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且可以确定相关变量。如尤金·巴达赫教授在其《跨部门合作》一书中着重于从人的管理技艺角度阐述机构间合作对于人的主客观能力要求，并主要针对合作过程中的职能要素及其中间产品进行具体分析。他认为跨部门合作过程中的因变量是跨部门合作活动的潜力而非这些活动本身，即“潜在的跨部门合作能力”，由主观与客观两类要素组成。客观类要素包括：管理层的正式合作协议；为合作完成共同任务配置的人力、财力、设备和空间等资源；与这些共同任务相联系的授权和责任关系；以及完成这些共同任务所需要的各种支持服务等。主观类要素主要指个人对他人的期望，如合作履行特定任务时对他人的意愿、能力等的期望。合理期望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基础，包括合作行动本身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的信念，为这一信念而共同行动的意愿，对行动成功必须介入的其他人的信任等。而解释跨部门合作能力建设中成功要素的变量，则包括以下变量：潜在的跨部门合作者可资利用的人力和社会“原材料”的质量；“聪明实践”的实际效力，聪明实践即渴望合作的人利用已有原材料的能力；潜在合作者群体是否具备相应的能力和关键技能；特别重要的是灵活的权变适应能力和领导技能，并且清醒意识到合作能力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跨部门能力结构对环境不利因素的相对脆弱性，以及能力建设者应对环境障碍的技能[1]15，21。

（二）基于权变应用向度的政府协同的策略技巧与方法工具

也有学者指出整体性治理并非立见效果的科学，它只是针对特殊问题应用合理的管理策略，而非有着自身法则的神秘的实践领域。政府协同的技能体系也仅是以往管理经验的总结与提升，抑或是新时代新理念下的重新改造。如希克斯认为，对于整体性治理工作而言，鲜有专门适用于这一实践的管理技巧。大部分都是那些适用于特定问题或者解决方法的普通管理技巧。因此，通常并不存在协同治理的特殊的管理技能[4]129，130，140。他针对整体治理的具体实施过程概括出了关键的协同能力与技巧组合：发展新的信息库、信息分类与信息系统；为跨边界工作寻求“空间”：“空间”意味着时间、人员、政治空间、绩效奖惩系统、合法性、信息与合法性的风险；对话沟通：拓展交流与影响的新渠道；相互理解与信任；特洛伊木马（诱导性策略）：由对话或主导的一方慢慢诱导另一方的合作，最终发展成为战略联盟；创造新的领导者与英雄；随时势及时解决分歧；没有控制的管理；创造承诺；专业人员与基层官员的管理；专业、地位与报酬；注重培训：部门组织间的职员调换，是一种促进共同定义问题、形成复杂的认知结构的有效方法[4]130139。可以发现，希克斯的技能本质上来说仅仅是以解决复杂的“棘手问题”以及满足公民不同需求为根本目的，依据不同的具体问题而综合权变运用多种有效的管理策略与经验。这些管理策略与经验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有着明确的目的与指导理念，具备很强的时代与应用性。

为增强合作技能的有效性，希克斯还进一步提出了实现政府协同的工具箱。表1是胡德提出的标准分类学的综合体现，并经过其他诸多学者的补充与重新组织整理。从表1可以看出，这些工具在每一分类中是按照力量的递减性而排列的，包括效应器（即试图改变他人行为的工具），探测器（即试图搜集情报的工具），收集器（即收集物质资源的工具），筛选器（即组织、管理和分析信息从而设计、理解、建模以及形成政策制定者的心智图的工具）[4]85。

利用上述不同工具类型可以获取整合所需的资源体系，以为协同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见表2[4]125。

目前阶段的政府协同治理并不一定非要创造新的管理工具，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这显得不可能或者代价过于高昂。而更为可行的路径是利用已有的管理工具（政府专有或新公共管理所倡导的企业或市场工具的运用）在新的整体主义理念与新的时代背景要求下加以组合或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综合式创新来权变性地应用于不同的客观情境，以期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

（三）基于中观联接向度的政府协同的线性角色定位

维多利亚整体政府的实践报告则主要从领导层与一线基层实践者角度对整体政策发展与项目管理过程中的整体技能作出说明与区分。学者阿伦指出，为了建设整体政府，管理者与职员需要更加广泛的政策发展与项目管理的技能群，而非传统技能群。杰克逊与斯坦斯比指出，合理的领导类型与技能对于支持整合文化的发展以及成功结果的实现都具有最重要的作用。管理者要勇于承担风险，容忍不确定性，发挥调解者作用以及建立信任。利用高层行政领导能力框架，寻求的特别品质包括以下能力类型：唤起目的与方向感以调整不同的观念，促使人们致力于共同目标，阐述整体政府的外在形式以及加强对于实例与奖赏符合目标的行为的反思；战略上关注于宏观图景，能够把愿景转换成行为与责任；利用跨越边界的思维模式进行整体性思考；使广义的结果概念化以及了解共同点；推进合作与建立伙伴关系，对共同任务目标作出承诺，管理与共享信息，控制变革，约束利益共享者以及解决冲突[6] 。职员所应具备的一系列关键技术与实施技能包括：了解政府相互依赖的宽广背景；运用合作而非竞争的方法途径；关注于问题的解决策略；领导而不依赖于控制；善于管理复杂的关系；注重影响、调解与谈判技巧的训练；培养耐心与创造性；与更广大受众进行更快、更早的交流[2]36。

具体说来，提升人员技巧与能力的方法具有多维性，可以大致分为内在的文化与素质方面（注重精神特质作用），外在的物质资源保障、内外压力与动力以及权力机制方面（注重外界的支持保障功能）。延展开来可以细分为：相关概念内容的理解；培训机构与实验场域的训练与反思：直接技能的获得与传授；指导手册的利用；合作共享文化的推动；激励晋升的诱因效用：注重付出与回报的关系处理；合理确定权力运行的时空与资源保障：确保权力运行下的充足的实施时间与宽大的包容空间以及相应必要资源的保障。

三、构建整体责任系统：控制系统协同能量域的约束力

（一）政府协同传统责任机制的失灵

信任文化影响力的发挥与合作技能体系的有效实施最终落脚于整体责任机制的完善。责任的内容类型的划分、关系边界的确定、主体对象的定位、实施范围的把握、运行问题的发现等对于构建政府协同过程中的整体责任体系、健全整体责任运行机制有着决定性意义。学者勒格莱德认为，政府协同治理责任实现的关键问题在于：一方面如何能够促成整合行动、共同标准以及共享的体系；另一方面，如何才能把纵向的责任机制融合于个体机构的绩效体系。

从行政效果方面可把责任划分为正义责任、效率责任与效益责任。整体性责任主要关注效益或程序性责任提升到最高优先性地位，也努力探讨使正义性责任和效率性责任不与这一目标相冲突、并通过高效率的结果方面的工作使其为之服务的策略。从政府行为内容角度来说，责任包括与能力相对应的责任、履行职责的记录责任、评估责任与奖惩实施责任。不同组织层面的责任可以划分为政治层面责任、管理层面责任、法律层面责任与机构层面责任。

对于政治官员、管理者与基层职员的责任实施在四个层面上都会出现一些问题：第一，责任的难以确定：在理论与实践上或许不可能确定责任人，或者形式上的责任人可能指出其不具备影响绩效结果的相应的控制与行为幅度。全面精确的记录与检验过程显得不太可能，且总体的责任可能与事实不符；第二，政府稀缺资源投入与问题关注点的优先次序方面的相互冲突问题：这将导致评估难以进行，或仅以粗糙的方式进行，并使其对于跨部门责任的确定来说成为空架子而非实质上的思量；第三，即使实施了评估，也仍会存在奖惩不能真正落实的问题；第四，实践中的高成本问题：低优先性、高政治风险，或者按评估结果进行奖惩的技术上的高度困难性[4]169170。

（二）设计与实施整体责任体系的困难与挑战

整体责任体系的设计与实施也充满了挑战与困难：棘手社会问题处理结果的责任确定相当困难；选择合适的“领导”机构在政治上相当困难；棘手社会问题处理结果的整体措施的收集相当困难：必须确定真实的结果性措施，这有时需要有高技能以及开销水平的研究者，以及贵重的专用设备，同时还会导致服务使用者隐私的侵犯问题；另外还会出现低估结果措施的真实范围问题；使结果与公共服务的投入或产出数据相联系相当困难；责任的整体评估系统的发展中包含着政治优先性冲突的问题：在投入与行为方面提供服务的宣誓承诺与整体性合作的一般化承诺；政治家偏好于决策制定而非监督；党派职位晋升系统问题；政治监督主体的单一化；政策目的间的冲突问题；整体责任评估中的认识冲突问题：政治家认为，公众与媒体需要他们用明确的方式分配（而非接受）奖惩，而实现整体性治理必须要认识到政治家们应该让人们更多地为整体工作中的付出负责，而不是对其实际影响结果程度负责[4]173175；整体责任的奖惩系统的设计与实施问题；类似地体现于财政部门在实施支出控制与制定关于实现结果的合理配给额决策所面临的困难；另外，维多利亚整体政府改革实践中所反映的诸如奖惩激励适合提供垂直分割的结果与产出（部门内部供给）而不是水平结果与产出、共享成果的责任机制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对跨部门行为和复杂交叉性问题管理的责任并不总是存在于绩效管理系统之中等问题从另一层面显示了绩效责任的复杂性[2]9；一项整体责任改革任务所涉及的变革（特别是准机构的变革）规模可能令许多政治家相当气馁。

（三）完善整体责任体系与运行机制的关键举措

为解决上述责任挑战问题，希克斯提出了八种关键项目上的整体性努力：努力理解自身现有的或过去的因果性贡献，发展关于积极或消极影响结果的能力的评估；努力搜集关于结果的情报信息；努力运用合适的定量方法去测量优先性结果的趋势，测量行为以及与其他机构合作努力对于那些优先性结果的影响；在自由处理权范围内以及能够尽力影响人类幸福的所有领域间确定优先性，而且这种自由处理权由一系列起决定作用的政策所内在规定；积极影响目标的努力的程度，这种努力应达到控制范围所容许的程度；这种努力的缺乏或积极行为在极端不利条件下消极影响结果的程度；努力与其他人合作及谈判缔约，以发挥更大效用及克服合作的障碍；组织间关系特定的选择设计，这种关系是通过谈判协商而确立，反映了理解力与优先性问题，目的是影响优先目标；努力使组织内部与组织间协议、理解力、信息情报项目、优先问题集拢、付出、合作承诺等实现制度化；提升内部周期性评估（包括优先性目标结果的合理性与实现目标结果的协议的有效性评估）的质量[4]176178。

政府整合尤其是在任务或产出难以区分、两者高度相互依赖的情况下通常意味着众多行为者间多重、共享的责任关系。对于日益多元化的治理体系来说，多重责任制或许是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法。而一个多维度的责任途径最终需要一种多元化的政治——行政体系来提供支持[7]。

四、整体性治理意蕴下三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因果反馈环的动态变迁

文化从价值理念、时代背景、制度规范、内在依据等宏微观角度体现着整合的精神动力，对其他两个软性动量起辅助引导的基础作用。尤其在现代多元治理文化与协同哲学的感召下，新的治理范式促生新的文化，新的文化在不断破除旧文化制约的同时进一步促进新治理范式的发展。协同文化的关键要素，即信任文化在减少交易成本、简化复杂机制、促进协调沟通、催化序参量支配效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值得提出的是，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喻义虽然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但仍处于一种辅助性地位[8]。

技能体系的建设是整体治理过程中的比较接近于实践层面的软性动量，有时可能成为介于软硬之间的中间变量。协同文化与信任对于技能的整合式创新与权变式应用起着根本的规约作用，有时协同文化直接蕴含了协同技能的关键点。同时，持续的学习与技能提升过程为整合文化的重塑与推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与能量供应，为关系环的良好运转提供了不竭动力。因此，信任文化与技能的创新及应用间往往呈现正向关系，其关系环路是一种自增强过程。

整体性公共管理中的信任要求、相关特殊技能与系列风险表明了公共官员发展这些关系与技能以及实施限制风险的措施所应负责的程度范围[4]168。协同与信任文化、技能体系为整体责任的内容规定、实施机制、风险的控制、意识形态、价值规范、管理方式、社会参与、绩效奖惩、自我修正机制与评估修订提出了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本质要求。同时，责任性可消除信任他人的障碍并鼓励一种更开放的信任态度，因为它为信任者提供一种防止可能损失的保险，一种防止潜在的信任背叛的备用选择[9]。整体责任系统的构建也为协同技能的权变式应用提供了体制保障，促使方法手段具有了本体论意义，也可从内外两方面促进行政人员的心智模式与能力存量的提升。责任的落实与效能的正确发挥是实现整体性治理的关键所在，其与信任文化和技能体系间存在不稳定的对流关系，难以简单地确定正负向反馈关系。这也就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软性系统关系环的不平衡性以及系统的相变过程。

政府协同三维场域能量最大化的实现取决于三种动量要素的齐头并进，最大程度上提升系统内部各种反馈环路的水平与流速。在系统动力学中三要素可形成一个因果反馈环，彼此间可能存在正负力量的对峙，影响最大效力的发挥。这就需要借助于整体性治理的理论要义与深层的哲学理论基础的融会贯通，实现关系的优化重组乃至于协同体系的重建，进而利于系统的不断自我提升与协调运转。

总之，这三种软性动量实质上形成的是一种关系结构系统，共生的关键在于不断促进关系能量的存量与增量的动态增长，发展的路径体现为系统反馈环的持续上升与关系的创新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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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婷婷）

Abstract：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olistic Governance and Systematic Philosophy，the paper analyzes three key soft momentums including trust culture，skill and responsibility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value，method and institutional restriction.It reexamine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under the new holism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explores creative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synergetic ability of government.

Key words：holistic governance；governmental synergy；trust culture；cooperative skill；holistic responsi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