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荔



中部地区服务业利用FDI的经济效应分析

曹 荔

(湖北大学 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资本不断向服务业集聚，中部地区作为吸引外资的新秀，服务业FDI的大量涌入势必对其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文章运用中部六省2002—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服务业FDI流入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本形成效应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影响最为显著，并且服务业FDI的流入对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本形成效应均有着较强的即时性；在短期内，中部地区服务业FDI对其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影响.

中部地区；服务业FDI；经济效应

随着改革开放和加入WTO，我国服务部门正逐步开放，至今已有100多个，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并且由于支持鼓励服务业不断开放的一系列政策推出和较低成本的劳动力，我国服务业吸收外资呈现出较强的“洼地效应”. 2012年，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538.4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48.2%，已连续两年超过制造业. 同时，自2006年开始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以来，中部地区(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和山西)经济迅猛发展，至2011年底，六省地区生产总值已全部达到一万亿元以上. 而在吸引外资方面，欧洲最大的战略咨询公司罗兰贝格调查指出，“中部地区投资成本仅为跨国公司目前在上海、北京投资成本的30%至40%”，因此中部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有着不错的表现，2012年中部地区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116.51亿美元，占全国服务业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21.64%.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服务业快速发展，资本向服务业集聚，中部地区作为吸引外资的新秀，服务业FDI的大量涌入势必会对其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国外对服务业FDI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较少且大部分是将三次产业进行比较分析. Alfaro分三次产业将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FDI作用并不显著[1]；Doytch和Uctum则对三次产业的FDI与GDP做了动态面板回归分析，发现金融服务业FDI加大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2]. 而国内对服务业FDI的研究则大多数是基于国家层面的，具体到细分区域的不多. 张亚飞运用安徽省13年服务业FDI和GDP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服务业FDI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拉动作用[3]；何骏将我国的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服务业FDI经济效应进行对比分析，认为我国服务业利用FDI出现了重心北移，环渤海城市群位居三大城市群之首[4].

基于以上现状，本文在中部地区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采用中部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中部地区引进服务业FDI对经济增长效应展开分解模型和分类效应模型的研究.

1 中部地区引进服务业FDI现状

1.1 中部地区服务业实际利用FDI逐年增长

我国中部地区2002－2012年服务业FDI持续增长，如图1所示(数据来源：中部六省统计年鉴整理得出). 在2002－2006年之间增长幅度较为缓慢，从12.76亿美元增长到30.47亿美元，净增长接近18亿美元，而在2006－2007年，中部地区服务业实际利用FDI迅速增长，一年内增长超过17亿美元，2007－2009年该值的增长速度放缓，到了2009年又开始大幅度增长，截至2012年，中部地区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已达到116.51亿美元，增幅近136%.

图1 2002—2012年中部地区服务业实际利用FDI

1.2 中部地区实际利用FDI占比呈现一定的波动

虽然中部地区的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值逐年递增，如图2所示(数据来源：中部六省和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得出)，但是，占实际利用FDI总值的比重却有着一定的波动性. 2002－2007年该比重波动范围很小，几乎平稳，而从2007年开始该比重从31.24%持续下降到2010年的22.67%，下降近十个百分点，之后从2010年开始回升到2012年的28.46%，离近十年超过30%的顶峰仍有一些差距.

图2 2002—2012年中部地区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占比与全国对比

与全国相比，2002－2005年中部地区实际利用FDI占总值之比高于全国，但是可以明显看出从2006年开始，全国占比开始平缓上升并超过中部地区，尤其是2007年之后由于中部地区占比出现下降，与全国相比差距逐渐拉大，而近两年中部地区占比增幅又大于全国范围从而出现了缩小的趋势.

1.3 中部六省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分布失衡

中部地区服务业实际利用FDI总体逐年上升，但是从区域内部来看，中部六省服务业吸收FDI的能力大不相同，如图3所示(数据来源：中部六省统计年鉴整理得出，山西省数据来源于山西年鉴). 2012年服务业实际利用FDI总额最多的是河南省，超过30亿美元，其次为安徽省，然后是湖北省和江西省，湖北和江西两省在2012年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相当，在18亿美元左右，接着是湖南省，大约为13亿美元. 从图3中可以看出河南、安徽、湖北、江西和湖南五省在2012年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均已超过10亿美元，而山西省则较为落后，只有8.4亿美元，虽然为历年最高，但是在中部六省中仍然处于较弱的位置.

图3 2012年中部六省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

2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研究FDI与经济增长效应的模型有很多，但大多数是将FDI与代表经济增长的指标如GDP、人均GDP或者GDP增速直接做回归分析，这种分析较为宏观和笼统. 还有部分研究是将经济效应简单的分为增长效应、结构效应和就业效应，并对其做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检验，这些分析都较为简洁，并且忽略了一些FDI对劳动和资本等重要变量的影响. 因此，本文借鉴Frankel和Romer[5]在分析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制时的思路和模型分析结构来建立检验服务业FDI对经济增长效应的模型. 具体分为三步：首先，选取服务业FDI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并确定代表这些因素的变量，建立分解模型后测算这些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据此分解经济增长效应；然后，建立各变量和服务业FDI关系的分类效应模型并依此测算服务业FDI对各个变量的影响程度；最后，根据前两步得出的结果计算服务业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1 模型的设定

本文模型的设定借鉴了Frankel和Romer[5]在分析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影响机制的思路. 首先利用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经济增长模型，形式如下：

(2)

将(2)带入(1)后等式两边同时取对数，可得到如下形式：

利用式(3)测量技术水平、产业结构、政策制度、物质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即将经济产出分解为以上五个变量并称之为分解模型；接着再分别测度服务业FDI对上述五个因素的影响，即服务业FDI的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制度效应、资本形成效应和就业效应，可用以下式子表示：

最后将(4)式带入式(3)可得到最终经济增长与服务业FDI的关系，即最终表达式如下：

2.2 模型的样本选取与指标选取

2000年以后，中部地区服务业的数据开始较为完善，因此本文选取中部六省2002—2012年的数据作为样本. 同时我国以三次产业的标准划分产业结构，三次产业中的第三产业包含除第一、第二产业外的所有产业，其主体与服务业基本一致，因此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同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一样以第三产业的数据来代表服务业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

各变量指标具体选择为：经济产出选取各省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表示，并且用2002年为基期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指数进行平减；技术水平采用第三产业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表示，根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的研究结果，可以认为服务业的技术主要表现为由雇员平均报酬表示的软技术积累，因此用第三产业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来表征技术水平，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由各省第三产业在岗职工工资总额除以在岗职工总人数计算得出；产业结构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政策制度由于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来衡量，因此根据2006年中国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把2006年之前的政策制度定为0，2006－2012年的政策制度定为1，这是因为国家实施中部崛起的战略势必会导致中部地区相关的投资环境向发展好的方向变化；劳动力采用第三产业年末从业人员数来表示；服务业FDI即采用第三产业实际利用FDI来表示，将第三产业每年实际利用FDI的平均利率折算成人民币，后再根据各省的CPI指数(2002年=100)进行平减. 资本存量K选取各省的第三产业资本存量来衡量，但是我国并没有该数据的统计数据，因此本文采用Gold-smith1951提出的永续盘存法来测算该值，计算公式如下：

本文所选用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和第三产业年末从业人员均来自各省的统计年鉴. 第三产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根据各省统计年鉴中的第三产业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和在岗职工人数计算得出. 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资额除山西省外其他五省均由各自的统计年鉴整理得出，山西的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资额由山西经济年鉴整理得出.

3 中部地区引进服务业FDI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3.1 分解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Hausman检验可以看出本文模型支持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表1 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在中部地区技术因素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资本因素. 而制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就业效应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3.2 分类效应模型的估计与检验和最终模型结果

针对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本形成效应对服务业FDI及其滞后项进行回归分析，经过Hausman检验，技术进步效应模型和资本效应模型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 两个分类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表2 技术进步效应模型结果

表3 资本形成效应模型结果

3.3 实证结果分析

中部地区样本共包括了六个省份11年的数据. 从分解模型来看，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只有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本形成效应，其它的三个效应不显著，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中部地区的服务业技术水平和资本存量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最为显著. 从系数上来看，两个效应的系数均为正，技术进步效应的系数为0.201859，资本形成效应的系数为0.061392，说明技术进步和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起着正相关的影响，并且技术进步比资本更能够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

从技术进步效应模型来看，技术进步与服务业FDI显著相关，而服务业FDI的滞后项则不显著，说明在中部地区服务业FDI的技术进步效应的时滞性较弱，发挥效应的即时性更强.

从资本形成效应模型来看，资本形成同样是只与当期服务业FDI显著相关，而与其一阶滞后项和二阶滞后项均不显著相关，说明服务业FDI对资本形成呈现正影响且服务业FDI的资本形成效应时滞性很弱，更大的程度上是发挥效应的即时性.

从最终模型来看，中部地区服务业FDI对服务业产出的当期影响为正，而与其一阶滞后项和二阶滞后项影响不显著，说明中部地区的服务业FDI对该地区服务业产出主要是即时效应，没有显著的时滞性效应.

4 结语

本文利用中部六省2002—2012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部地区利用服务业FDI的经济效应. 首先将利用服务业FDI的经济效应分解为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制度效应、资本形成效应和就业效应并对各个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然后对在99%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本形成效应作进一步的时滞性分析，发现技术进步效应在当期显著，说明技术进步效应的时滞性较弱，同样资本形成效应也只在当期显著，说明资本形成效应也有着很强的即时性；最后根据前面两步得出的结果进行总分析，发现中部地区服务业FDI对服务业产出的总影响有着很强的即时性，没有显著的时滞性效应.

通过实证检验和研究结果，针对中部地区利用服务业FDI的经济效应的具体情况，关于中部地区该如何更有效、充分利用服务业FDI来发展该地区服务业，本文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促进服务业技术进步是发展服务业的第一要素. 本文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是促进中部地区服务业产出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因此，中部地区需要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市场，通过吸引更多的服务业FDI，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尤其是加大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产品的研发、设计和生产力度，从而促进中部地区服务业的技术进步以增加服务业产出，推动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第二，中部地区服务业大量吸引外资对该地区的经济产出起着重要的作用. 资本形成效应是影响中部地区服务业产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并且短期内对服务业产出的影响效果显著，有着很强的即时性. 中部地区大量的吸引外资使其能够更多更有效地利用资本来发展当地的服务业，从而推动地区的经济发展. 服务业利用FDI所形成的资本效应有着较强的即时性，在一定程度表明大量服务业FDI流入时，能够在短时间内表现出良好的资本效应，从而使中部地区有着更多的资本积聚来发展当地的经济，服务业FDI通过资本形成这一途径，较为显著地拉动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间接地提高了中部地区的经济水平.

综上所述，在中部地区，服务业FDI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很强的作用. 一般来说，FDI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最直接的是对所投资行业的产出推动. 因此，服务业FDI的引入通过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分解效应并最终影响到中部地区的整个经济增长，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地区服务业FDI对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影响，并且即时性较强，即在短期内服务业FDI的波动便能对经济增长出现显著的影响，因此，能够更多地更有效地吸引服务业FDI，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将会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1] ALFARO LAUR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rowth: does the sector matter?[D].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3.

[2] DOYTCH N, UCTUM M. Does the worldwide shift of FDI from manufacturing to services accelerate economic growth?A GMM estimation stud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11(30): 410-427.

[3] 张亚飞. 安徽省服务业FDI绩效研究——基于就业和经济增长[J]. 当代经济, 2012(12): 92-93.

[4] 何 骏. 中国三大城市群引进服务业FDI经济效应比较研究[J]. 现代财经, 2013(2): 82-93.

[5] JEFFREY A FRANKEL, DAVID ROMER. Does trade cause growth?[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89(3): 379-399.

[6] ALWYN YOUNG. Gold into base metals: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 2003, 111(6): 1220-1261.

[7] 徐现祥，周吉梅，舒 元. 中国省区三次产业资本存量估计[J]. 统计研究，2007, 24(5): 6-13.

Economic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ervice of Central China

CAO Li

(Business School,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In recent years, service industry in China has developed fast, and the capital has been flowing into the service industry, thus a large number of SFDI flowing into the central region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from 2002-2012,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 of SFDI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six provinces of Central China. In the result, we find that the technology effect and capital formation effect of the central region are most significant, and the inflow of SFDI has an instant impact on both technology effect and capital formation effect. In the short time, the inflow of SFDI in central region will influence the economic growth significantly.

Central China; SFDI; Economic effect

F127

A

2095-4476(2014)05-0060-06

2014-03-06；

2014-04-10

曹 荔(1989— ), 女, 湖北襄阳人, 湖北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陈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