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东山涛 图/黄灵

民国外长顾维钧遭遇“邮弹”案

文/东山涛 图/黄灵

晚清至民国，数十年间，战乱频繁，动荡不安，暗杀成风。从庙堂到江湖，从都市到乡野，人们稍有不满，便付诸武力来解决。当时，针对上层政治人物的暗杀行为可谓层出不穷，各路势力，一碰上难以搞定的对手，都会想到一个终极办法，就是雇一个杀手，将其干掉。至于暗杀的手段，从直接枪杀，到背后下毒，再到借刀杀人等等，可谓五花八门。本文主人公——民国外交总长顾维钧遭遇的，却是现在看起来很流行，在当时却还鲜有人用的“邮弹”袭击。

铁狮子胡同传出巨大爆炸声

北京东四牌楼有一处名满京都的所在——铁狮子胡同。提起这个地方，不少老北京大概都知道它的来历。明末开始，从这里走出来的王公显贵和社会名流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几百年里面，伴随着“城头变幻大王旗”，先后有明朝崇祯皇帝的丈人、乾隆皇帝的弟弟、光绪皇帝的陆海军大臣、“中华民国”的总统和执政入主此间。1924年，这里再度迎来一位重量级的主人——民国外交总长，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巴黎和会上一举成名的外交家顾维钧。

作为一位政坛上崭露头角的年青才俊，当时的顾维钧说得上是踌躇满志。30来岁，对于很多尚在仕途上艰难跋涉的人而言，可能还只是起步阶段，但他却已经是出将入相，成为内阁之中最为瞩目的阁员——外交总长。此时，他选中这样一处所在作为自己的府邸，心中进取企图想来是十分明显的，无非就是要超越曾在这里挥斥方遒的前辈们，攀上权力的最高峰而已。然而，就在这位“海归”精英住进新宅没多久，一件民国史上至今都没有断明真相的“邮弹”袭击案却在这里上演了。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爆炸，此前一直都处在政治顺境中的顾维钧，瞬间便感受到了宦海浮沉之中的阵阵凉意。

事情发生在1924年5月16日。是日下午四时半，刚刚从外面办事回来的顾维钧匆匆忙忙赶到家里的公事房。按照惯例，如果他有事没有去办公室，或是外出公干了，外交部的办事人员都会将一些需要他过目的紧急公文拿到他家里来，交由他的佣人放到其公事房的办公桌上，以便他回家后能在第一时间内处理。前一天，也就是5月15日，顾维钧被内阁总理孙宝琦叫去宴请一位重要的外宾，很晚才回来，次日一大早，他又去了国务院。为此，他必须尽快赶到公事房，处理那些已经积压了一天半的文件。拖着疲惫的身躯，顾维钧跨入公事房的大门，像往常一样，他径直就朝着办公桌走过去，同时，眼光开始在桌面上搜寻。他一眼望过去，在一堆文件和书稿之中，一个长方形的木匣映入眼眶。不知是出于第六感，还是出于好奇心，顾维钧一下子便被这个木匣吸引住了。很快，他走到办公桌旁，仔细地端详起来。只见，这个外观看起来稀疏平常的木匣上端写着一行字——“郑州新出土白金印十颗，呈顾少川总长收启”，下面则写着“地质学会调查报告”的字样，与木匣放在一起的，还有一张名片纸，署名“陈晚香”。由于不认识“陈晚香”这个人，顾维钧看到木匣后并没有立刻打开，而是用手小心翼翼地把它捧了起来，轻轻地掂量了一下，顿时，感觉到特别沉。于是，他把木匣放下来，思考起来。他首先想到的是，这应该不是什么好东西，或许只是某些人在搞恶作剧，里面放的，可能是几块破砖烂石，无非是想耍耍自己而已。想到这里，他马上叫来下人，吩咐他们把这个来路不明的东西撤下去。谁料，下人一走出公事房的大门，就把木匣打开了。木匣打开以后，中间放着的，是一个圆柱形状的黑漆铁罐。下人不敢擅自主张，又把它拿了回来。当顾维钧再次将目光投射到这个“异物”上时，他一下子发现，在眼前所谓的白金古印上面，竟然还有一根小小的玻璃管。玻璃管在室内不太明亮的环境下，一闪一闪的发出幽光，这让有着丰富西方科学知识的顾维钧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虽然没有马上想到这是一个炸弹，但是，直觉告诉他，这个东西有危险，必须把它扔得远远的才行。他唤来下人崔某，命其赶紧把这个东西拿出去处理掉，同时还警告崔某，东西可能有危险，务必小心轻放，切勿轻易开启。看着老崔端着“异物”走出大门，顾维钧刚要把悬着的心放下来，突然间，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响了起来。

当事人莫名中止侦破

这一声突如其来的巨大爆炸声，将顾维钧本已放下的心顿时又惊得提了起来。经过短暂一愣后，他很快反应过来，抬腿就跑了出来。来到院内，他看到下人们或愕然呆望，或四处乱窜，或互相打听，显然，大家都被这一平地响起的爆炸声惊得不知所措。此时，管家一把拉住他，说可能是大门那边发生了爆炸，并提醒他要小心，先不要过去。顾维钧并没有听管家的话，凭他自己的判断，响声应该是来自人工湖的方向。于是，他不顾一切地往那边走了过去。

没走几步，他便在路旁东厢厨房里面发现狼藉一片的案发现场。此时，这里已满是灰尘，刺鼻的硝烟味迎面扑来，屋里屋外，或躺或卧或坐，散布着三人，有的正哀嚎呼救，有的则丧失知觉。三人皆受伤，一人似面部受伤，鲜血直流，一人左手伤了二指，另一人更是右手几乎断了五指，血流得满地都是。顾维钧定睛一看，受伤三人，分别是下人老崔、仆役周四和小厨工吉某。不一会儿，跟着顾跑过来的管家和仆人们都围了上来，管家激动地指挥大家收拾现场，并大声嚷嚷着要去打电话报警。顾维钧马上阻止他，要他先打电话去协和医院，请他们派一辆救护车和几个医生过来，然后才打电话去警察厅。

外交总长家发生爆炸，此事非同小可。因此，警方一接到报案，立刻就赶了过来，与此同时，协和医院的医生也接踵而至。不知是通过什么渠道，顾宅爆炸的消息很快便在京城上层社会流传开来，各路人马派系，纷纷在第一时间内赶到这里问候。最先来的，当然是接到报案的警察厅长，紧接着，总统派出的慰问特使来了，卫戍司令也来了，警察总监、步军统领、军警督察长等等，一大批军政要员全部涌了过来，将这本来就略显拥挤的铁狮子胡同塞得个水泄不通。警察把相关人员带回去调查，经过一番盘问，再结合顾维钧在爆炸前后与下人们的谈话，最终整个爆炸事件的经过得以清晰复原。

这个装有炸弹的匣子，是5月15日傍晚时分送到顾府，此时，顾维钧正陪着总理孙宝琦在外面接待贵宾。送这匣子来的人，是两个很不起眼的年轻人。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其中一人约四旬不到，身穿稀脏的蓝布长衫，相貌粗陋，讲着不太标准的官话，口音中夹杂着浓重的河南、山东一带口音。起初，此人慢慢踱到顾府门口，像个游客，一副似确定，又不敢确定的样子，仿佛在寻一个曾经来过，又久未造访的地方。思考良久之后，他终于迎着顾府的门房走了过去，开始说话。只见，他一手托着一个长方形的匣子，一手拿着一张名片，口中说：“此处可是顾总长府上？”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他又说：“我是陈老爷派过来送东西给顾总长的。”说着，便把匣子送上。门房一看是一个陌生人，不敢收，反问道：“你是哪个陈老爷派过来的？我以前怎么没见过？”来人不紧不慢，回答说：“是农商部做司长的陈老爷，刚从南边回来，得了一件古董，特地拿来呈给顾总长。你报上去，顾总长看到以后一定会很高兴的。”见门房还有点犹豫的样子，他接着说：“我们家陈老爷和顾总长是联系过，你不用顾虑，尽管收下就是。”话说到这个份上，门房已经没有什么可问的了，况且，此人说话气定神闲，甚是沉稳，根本没有可疑之处，于是，便将匣子和名片收了下来。就这样，一个装有炸弹的匣子，轻轻松松地进入戒备森严的高墙大宅，经由门房和秘书的手，出现在外交总长的办公桌上。接下来，就出现了上文提到的事情。需要指出的是，在顾维钧第一时间感到蹊跷要下人把“异物”拿出去后，如果下人们严格按他的要求，遵令将其扔到空旷无人之处，那么，伤人事件可能就不会发生。令人遗憾的是，下人们捧着这个东西，觉得非常好奇，有人就提出，把它打开来看看，说不定，这里还真有什么好宝贝呢。于是，几个人就开始在东厢的厨房外面摆弄起来。由于匣内的铁盒封得很严实，用正常手段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打开，有人就拿来一个铁器，对着盒子的细缝撬起来。撬了半天，盒子才松动，盖子貌似可以启动了。然而，就在一干人等满心欢喜地围拢来看“宝贝”时，巨大爆炸声突然响起，三人顿时被炸得面目全非。

顾府“邮弹”案发生后，警方不敢怠慢，迅速组成以警察厅长为首的专案组，展开调查。警方首先从分析炸弹入手，认为，这是一枚定时炸弹，即使不去撬动它，它也会在既定的时间爆炸，也就是说，幸亏顾维钧警觉，如果他稍有不慎，贻误一下时间，炸弹就可能在他的书房爆炸。武器专家指出，这种炸弹，设计精良，制作巧妙，绝非本地一般民间人士所能制造，因此，要么是外地造好以后运过来的，要么则是从外地把材料运过来，再通过某种技术指导，在本地作坊赶造出来的。循着这条线索，以及门房对送木匣的来人进行描述，警方开始在全城进行排查。经过约10天的侦破，警方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警察厅长也兴冲冲地跑到顾府来汇报案情。可是，就在这个令人振奋的当口，当事人顾维钧却突然下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停止侦破，不要再扩大这一事件的影响了。

“邮弹”案背后的外交疑云

大好形势下，顾维钧为何不乘胜追击，一举破解谜团，反而要下令中止侦破，令真相永远沉底呢？直到近60年以后，当事人才主动打破沉默，在回忆录中隐晦地提到了这一爆炸案背后的惊天秘密。

据顾维钧回忆：警察厅长亲自来向我报告说，线索已经查明。他们对两名被怀疑与炸弹有关的学生进行了审讯，从他们那里得知，炸弹是在哈德门外一家玻璃匠店铺中用土法制作的。他们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供认以上情况，但不直接承认自己与事情有关，只是供认他们是在一些高级人员的唆使下订购、监制这颗炸弹的。他们不愿披露这些人的姓名。警察厅长还提出，这起爆炸案可能是顾的一些政敌策划的，并且，和当时正在进行的一场重要的外交谈判密切相关。

这场爆炸案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场重要的外交谈判呢？通过梳理顾的回忆录和相关史料之后，我们发现，这一时段，中国面临的最重要外交谈判，是中国和苏联之间就苏联提出的解决中俄历史悬案而展开的谈判。期间，正面涉及的人物，主要是苏联代表加拉罕，中国代表王正廷，以及时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而在这三个直接在前面冲锋陷阵的外交家后面，交织着的，则是中苏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和中国国内政治派系你争我夺的现实利益格局。众所周知，苏联建立之后，为获取国际支持，曾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号称要废除沙俄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然而，由于一战的持续，加之西方势力对苏联的围攻和中国国内接连不断的军阀混战，当时的北洋政府一直没有认真地腾出手来对苏联提出的倡议进行回应。直到1923年年底，混战稍停的北洋政府才开始在民间和知识界的强烈呼吁之下着手进行与苏联的会谈。

可是，此时的苏联，已非刚建国时期的苏联所能比拟，它的国家立场自然也就发生了改变。当初所谓的“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无形中也就打了折扣。在外蒙独立、中东铁路的管理、沙俄在华财产的处理等重要问题上，苏联依然提出了自己的诉求，表示不愿彻底放弃。经过一番艰苦的谈判，王正廷与加拉罕草签了协议。由于这一协议苏方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照顾，中方利益明显受损，加上王正廷在草签协议之前没有很好地与他的上级顾维钧进行沟通，所以，最终被北洋政府一口否决。见草案被否定，苏联代表加拉罕很恼怒，当即致函中国外交部，要求中国政府在48小时内宣布接受这一协议，否则，将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面对苏联的咄咄逼人之势，北洋政府同样不甘示弱，中苏谈判顿时陷入僵局。谈判陷入僵局，按理说，中国的民众和知识界应该以国事为重，支持政府维护国家利益才对，可令人不解的是，当时国内的舆论却出现了大量声援草案签订，希望政府尽快重新开启谈判的呼吁。这些呼吁虽与维护国家利益相悖，但与当时国内知识界和某些政治派别热衷于“联苏”的主张相应和。作为欧美意识形态的坚定拥护者，同时，也出于一个外交官对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担当，顾维钧是坚决反对这个草案的。一时间，在“联苏派”的煽动下，社会舆论纷纷将矛盾对准了他。义愤填膺的北京学生联合会竟致函警告他：“倘先生执迷不悟，则敝会一息尚存，势必力争。赵家楼故事可谓殷鉴！”直接威胁他不要步五四运动期间曹汝霖的后尘。此时，“邮弹”案不期而至，打破一切喧嚣。铁狮子胡同的巨响，无形中促成了这场外交纠纷的尽快解决。5月下旬，北洋政府重启谈判。这次，顾维钧亲自出马，经过20次会谈，最终，在取得苏联的部分让步之后，双方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回到案件本身，我们发现，警方已经初步掌握证据，并抓到了具体的犯罪嫌疑人，同时还对主谋者做出推测，即顾维钧的某政敌和苏联的代表。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顾维钧却拒绝了警方要求继续查下去的请求。他后来回忆：警方过来征询意见，看能否对怀疑对象进行起诉，以便彻底把案情搞清楚。我表示不同意。我认为，扩大这一事件对解决僵局与事无补，况且，现在还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我相信，某某本人应该是不会参与此事的，最多只是一些在政治上支持他的人，或加拉罕使团中的一些成员插手干的。至于那两个学生，应该也只是受人之命订购炸弹，绝非出于自己的意图，最好，把他们也释放了。在顾维钧的指示下，警方中止对案件的调查，这一轰动一时的民初“邮弹”案最终被人为地压了下来，成为民国史上又一个或许永远都解不开的谜案……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