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

1983年秋天，我开始读研究生。那年头考研究生，导师要把弟子带毕业了，才开始招收新生，不像现在，年年可以招。除了公共课，小课去导师家，在书房里听导师随便说。

那时候的清污，又叫清除精神污染。关于这个，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反正大家的感觉就是，又要搞运动了，又要开始批判什么。我的家庭背景，让我对批判这词有特殊敏感，同时也有点麻木。这当然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是个右派，多少年来，始终是被批判，他和别的被剥夺写作权利的右派不一样，劳动改造以后，一直都在继续扮演笔杆子角色，始终都是在写，始终都是奉命写这写那，好不容易写好了，突然又有了问题。明明是一片好心想歌颂，突然变成了毒草。

过去文化人有一个词叫犯错误，这错误大多是不知不觉，知识分子们也习惯了，知道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道自己容易翘尾巴，因此要不断接受批判，不断被改造。“文革”后期，父亲写过一个剧本，中间有一情节，一个失控的木筏将航标灯撞坏了，为了怕出意外，英雄人物便自己举着一盏风灯当航标灯。说这细节荒唐没问题，可是当时的严重性，是有人发现了它的反动之处，木筏是将木头捆在一起，这可以理解为林彪的“林”，而带走了航标灯，则有可能意味着是为摔死在温都尔汉的林副主席招魂。这样的解读实在吓死人，好在类似把戏当年玩得也太多，文化人为此一次次倒霉，见怪不怪，习惯了。

与以前的运动相似，一有风吹草动，不同的人粉墨登场，按照不同的角色演戏，生旦净丑，自然都会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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