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霞

“士人”或者说“士大夫”，这个词一出现在国人的眼前，如京剧人物的亮相——红脸、白脸、花脸、老生、小旦、青衣一类，只要他们一亮相，观众即由他们的语言、服饰、道具等，立即判断其身份（好人、坏人）及命运走向等，这就是由戏曲表演“程式化”给人们带来的对戏曲人物“概念化”判断。

中国的士人阶层，有如戏曲程式化的人物，自其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亮相”开始，经过士人们几千年的“营造”，使“士”这个阶层成为中国历史舞台上不能缺少的戏曲元素之一。

他们是“知识分子”，掌管“意识形态”；另外，他们记录历史、总结经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他们“在帝左右”“为王爪牙”，可以说，他们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春秋时期，天下大乱，谁有本事谁上！这本事从哪里来呢？就是读书，读书长本领，这是千古不变之理。随着私学发展起来以后，贫民也可以成为士。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是士的终级目标。

读书万倍利。书——读书——成为构成士人身份元素之一。为了塑造士人读书的这个形象，大量的关于士子读书的故事不绝于史书，“头悬梁、锥刺股”不用说，还有“凿壁借光”“孙康映雪”等，苦学、勤学、抄书、藏书、护书、写书，构成古代士人程式化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文人和书的关系，如同人与空气、阳光一样，一旦分离，将无法生存。纵览古代士人的读书生活，我们能领略到中华文化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离不开古代士人的辛勤耕耘和不断开拓。”（孙立群《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不读书，无论如何成不了士人的。

衣裳楚楚，士人服之。穿衣，本来平常，一旦成为“行当”的标志，那就得另当别论了，即便当代，衣着也是行业的重要标志，如军人着戎装，医生穿白大褂等。士人，为了与其他平常百姓区别，他们着衣肥大、长至足背、袖子宽舒、长带束腰，头戴高冠，脚着高履，尽管随朝代变化也有些变化，但其基本格调都没有改变。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士”为了区别于其他“行业”，比如与劳动人民的“褐衣短袖”的区别在于“宽袍大袖”的不劳动罢了，所以，才被讥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体力劳动的废物。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吃饭，更是平常。但到了士这里，一定要吃出个格调来，以示士与其他“行当”的区别。对于吃，士人要“不厌精，不厌细”，以示他们有足够的“闲时”来对付“吃”，这是士这个阶层人物的自我塑造手法，他们于吃于喝都有无穷的讲究，比如，饮茶，饮酒，服药，也是士在吃喝中自我塑造的“闲适”生活的标志。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在古代，居住不仅仅是贫富的标志，更是贵贱的标志。士人一般情况下，都不是富人，总体上说，在未发达之前，应该属于社会低层。但是，就是要饭站着吃如孔乙己者，也要穿长衫，以示不失其“士”（读书人）身份。住也一样，虽不能高屋广厦，但一定要有士的特征，如徐渭家，仅有草屋半间，但也墙壁置有青藤数根，院中养花育草，井边有石矗立，与普通农家有所区别，这就是士人刻意追求的“造形”式生活，体现出“斯是陋室，唯吾德馨”的雅致生活来。石、藤、梅、兰、竹、菊、苔、芭蕉为士人居所常有之物，绝无牡丹等富贵之花，那多俗气。

赵叔彥有就闲斋：“庭中杂植众卉，幽兰、丛桂、篱菊、盆莲，秀色清芬，冬夏不绝。性不嗜饮，客至汲泉煮茗，相与笑谈其间，晏如也。”袁宏道《瓶史》：“寒花宜初雪，宜雪霁，宜新月，宜煖房。温花宜晴日，宜轻寒，宜华堂。暑花宜雨后，宜快风，宜空阶，宜佳木荫，宜竹下，宜水阁。凉花宜爽月，宜夕阳，宜空阶，宜苔径，宜古藤巉石边。”这是室外。

室内呢，号称“书斋或者书房、书室”，这里的布置称为“清供雅供”，一般都有以下事物：“道服、书、砚、墨、琴、香、香奁、隔火、炉灰、炭、宿火、榻、禅椅、隐几、蒲墩、滚凳。”（《清寤斋心赏编》）华淑列出的有：“名花、怪石、古琴、古帖、竹榻、小几、佛灯、窑炉、如意、焦团。”（《书斋清事》）。从外而内，士人追求的是环境自然幽雅，得山林之趣。

张大复《闻雁斋笔谈》说自己一生：“一卷书，一壶茶，一盆果，一重裘，一单绮，一奚奴，一骏马，一溪云，一潭水，一庭花，一林雪，一曲房，一竹榻，一枕梦，一爱妾，一片石，一轮月，逍遥三十年。”

这就是士人的“风、花、雪、夜”的自塑生活。

说到底，其实这都是士人的“万倍利”生活的自塑造，士阶层视此变为“万倍利”，用儒家的话说就是“素王”，如果没有为帝王师的可能，那就退而当“素王”，何尝不是一种富贵气象呢！何尝不是牡丹之富之贵之利之事呢？这也是士之阶层有时被斥为虚伪的根源吧，其祖师爷孔子经常被打来骂去，亦有此原因。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士的自我群体塑造，就是往来与雅集，士人如木，孤木不成林。士自滥觞起，便是知识分子的大聚会，形成的是独自的小圈子，小集团，体现的是“物以类聚”，他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饮酒赋诗，弹琴鼓瑟，共赏美景，评论政治，臧否人物，品评文章，他们创造风气，领风气之先，他们以才学、才气、胆识等其他阶层人物不能达到的技能，令其他阶层人物只能望而叹之、羡之，认同“士”这个阶层，并把其它阶层的人摒之门外，形成一个封闭的小圈子，使士这个阶层独立于舞台之上，至此，从其“亮相”到“造型”已大体完成。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如果士这个阶层每日里风花雪夜是闲适生活，那只能是一堆衣著鲜丽的行尸走肉，徒然消耗社会资源，历史的舞台上是不会有这一个阶层的位置的。那些都是士的“行头”，其内心横亘着“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一颗赤子之心，只有有了这颗心的读书人，才能称得上是“士”，不管他“居于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不论他是在放荡狎妓，还是正襟危坐于独室，都可以称作为“士”。

历史的使命感，使他们关心现实，富有一腔正气，富有极强的同情之心，他们把“治国平天下”当作崇高的理想追求，“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他们有浩然之气，这些气，一为自养，一为同气相求，同气相激，同气相助，他们借助这些浩然之气，直指政治之弊，孟子所养之气，直至骂皇帝为独夫！这些是士的代表，“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士气的集体结晶！

历史的舞台上，这些士，凝结中华民族的精华，那就士的“气与节”。“气与节”是士的灵，士的灵在舞台上行走，士的阶层集体塑造至此从外而内地完成。士成为中国历史舞台上抹不去，掩不住的一道风景。

式微。救国救民固然是士的理想，是士的千载之梦，但是，梦并不是都能实现的。积极救世的孔子也无可奈何地说：“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不是所有救不了民的士都有条件乘槎的，于是，士转入“宽衣大袖”“煮酒烹茶”的闲适生活，但仍不失为士。

古代的统治者也看出了士们刻意制造出来的闲适生活是与其争锋的一种挑战，于是，自元以降，统治者无不以摧毁士的“气和节”为本职工作，对士这个阶层进行无情打击，肉体消灭。特别是清庭，几乎置士这个阶层于死地。

清亡后，士在民国时期有过一次回光返照，如火烧云，来得快，去得快。

当下中国的舞台上，已经没士的形象了，这个阶层，脱下自制的各种行头，换上西装革履，从历史的舞台上鸟兽散，直奔下舞台，跳进市场经济的大海，捞金去了。

士如一丝游魂，漂荡在书本里，让人徒曾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