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元

《日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

月出版）是关仁山继《天高地厚》《麦河》之后“农村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在作品中，作者更加注意探寻人的心灵和时代的真相，追求宏大叙事和史诗意识，以求写出反映一个时期或一个时代农业发展、农村变化、农民生活的具有史记意义乡土文学。作者一改前两部对农村改革的歌颂，而是专注于对中国农村几千年来的封建流毒、延续至今的中国农民劣根性进行了揭露，尤其是对在改革开放以来，乡间势力与资本实力、官场势力的合谋联手对农村生活境遇的恶性破坏，对乡村文明的深度摧残都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经济和外来资本侵袭，乡村文化发生了质的变化：宁静和谐的乡村文明和传统的伦理道德受到了巨大的破坏，乡村传统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文化结构等都发生了动摇。随着工业对乡土资源疯狂的侵占、掠夺，人们所歌颂和向往的田园风光一去不复返了。农民的家园被破坏，利益被损害，尊严被损伤，作为从农村成长起来的关仁山，感到无限的伤感和伤痛。强烈的忧患意识促使他对当下农村道德失衡、精神异化、文明衰落的境况和原因进行了真实的叙写和深度的揭示，对乡村政权的腐败和乡村文明的衰落进行了深刻揭露，这对我们深刻认知农村现状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所面临的困境，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乡村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乡村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深重基石。保护乡村文化亦是保护中华文化和文明。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现实环境对乡村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极度破坏。作品中的日头村是一个文化村，有源远流长的文脉，“传说村里出过文武2个状元，31个进士，68个举人，出过上书、侍郎、翰林和御医”。“天启大钟、状元槐和魁星阁”是日头村的文脉，也是日头村的文化符号。尽管几百年来，作为文状元的金家和作为武状元的权家作为日头村的两种势力进行过无数次争斗，权家人聚众砸天启大钟，拆魁星阁，金家人最终保住了文脉。但在“文革”中魁星阁毁了，大钟埋了，小学校长金世鑫也因为为了保护天启大钟吐血而死，最后就剩下一棵孤零零的老槐树也险些被锯掉。但在半个世纪后，开发商与村官勾结在日头村盖楼时，却为了既得利益，还想把状元槐挪移挖掉。后来，人们搬出了日头村，住进了楼房，这时“状元槐突然不绿了，枝枝杈杈，枯了”。这表征了乡村文化彻底衰落和乡村文明的最后消亡。但作品中也表现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捍卫和守候，金沐灶和他的母亲以及乡亲们誓死保护状元槐，金沐灶为了建魁星阁九死而不悔，最后重新铸就的天启大钟被重新挂在了状元槐上，钟声响彻日头村。“状元槐又活了。它的枝条又绿了，它又突出了新绿叶，嫩嫩的，彰显青春活力。状元槐死而复活，预示着啥呢？”这预示着中华文化一定会复兴，乡村文化一定会复活。

异化的社会环境对乡村政权进行了恶性的腐蚀和侵蚀，造成了乡村政权的腐败。一些村官成为村霸，他们专横跋扈，恣意横行，成为新型的恶霸土豪，《日头》中的权桑麻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解放前他要饭当乞丐，是苦日子里滚出来的，解放后他凭着对富人的仇恨与凶狠当了村官。他强奸了地主女儿，还把地主推进河里淹死了。他敢想敢干，带着一个由29户贫雇农和四条牛腿组成的农业合作社，在青石板上创高产，当上了全国劳模，在“文革”中成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型。改革开放以后，他办钢厂，建立起了一个钢铁王国，村办集体企业成了他权家的企业。他招商引资开发披霞山铁矿，与外资袁三定相互勾结，又相互倾轧。他为了既得利益组织挑拨村民械斗，制造铁矿流血惨案，借机牟利聚财。多年来，尽管很多人状告他，他都毫发未伤，从解放后一直到死，都是日头村支书。虽然金沐灶大学毕业后当了披霞山乡乡长，与他有了抗衡的能力，最后还是败在他的手下，被他玩于股掌之中；外商袁三定虽财大气粗，投资几个亿，但也斗不过他，只好把给他的股份由百分之二十提高到了百分之四十。于是他笃定：只要他不死，这日头村的权永远是他权桑麻的。他下台后，安排自己的儿子权国金当书记，死后依然阴魂不散，笼罩在日头村村民的心头，使得人们闻声色变。由此可见，权桑麻是现代农村一个村霸土豪式的典型人物。他手黑心狠，想整倒谁就整倒谁。起初他也有功于日头村，后来有权有势有钱以后，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宗法势力和巨额资财为所欲为。凡与他作对的人，他都要置于死地而后快，尤其是对文化人的摧残，如对两个省高考文科状元金沐灶和汪树的迫害。权桑麻这一典型形象既是中国现在农村基层腐败村官的真实写照，也是乡间黑恶势力的形象表现。这正如作者所说：“这个人物形象本身就涵盖了中国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史。权桑麻建立的农民帝国，集专制、严密、混乱、愚昧、迷信、短视、功利、破坏于一体，他所构建的资本、权力、‘土豪三位一体的利益格局，成为中国社会利益链条的象征。权桑麻死了，但他的阴魂不散，他的脊骨保留在儿子权国金身上，也象征着权桑麻专制体制的实质性延续。”

日头村是当下境遇中农村的一个缩影，暴露了现今一些农村假繁荣真凋敝的真实境况。日头村因为钢铁厂的建立和铁矿的开发，使得生态文明遭到极大破坏，美丽的披霞山“成了光秃秃的和尚头了”，铁矿的粉尘使得日头村乌烟瘴气，“植被被污染得百年之内都不会再生长了”，“燕子河污染成黑泥汤子河了，血燕喝了燕子河水毒死一片一片的”。由于污染，村里癌症病人也越来越多。权国金掌权以后，借搞城镇化之机，与开发商强占耕地，强拆房屋，强令拆迁，以牟取暴利，逼使汪老七以自焚抗暴，使失地的农民变成实业的农民，只好靠打工或其他手段谋生；搬进楼房的农民因为没有牛棚，只好把牛赶进楼房的客厅来饲养。村里贫富悬殊在一天天拉大，权家和袁三定疯狂敛财，把资金转移国外，土地补偿款被权国金和开发商挪用和贪污，而村级集体资产却基本为零，村民上访告状无济于事。这些也都是目前农村所存在的严重问题。

乡间腐败势力横行无忌，固然是多种原因所致，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民间腐败集体无意识纵容。在中国民间历来有“不以腐败为耻，反以腐败为荣”的民族心理，它成为了左右群众的一种政治文化气场。成为了产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如《日头》中村民对权桑麻敬畏和羡慕，因为他是权力和金钱的象征，死后仍旧魂附权国金的身上，靠骨头给儿子传达指令，控制百姓，使得要补偿款的村民一听到他的声音，闻声色变，恐慌不已，“纷纷逃了”。人们对权家父子的唯命是从、忌惮恐惧，这不仅说明了权家父子的强势，也说明了村民素质的低差。正是这种民间腐败的集体无意识，不仅使日头村的村民失去话语权，失去与腐败势力抗衡的能力，也对日头村以金沐灶为代表的先进力量有着强大的制约和阻碍力。这样，小说就从文化的深层探究了如何产生腐败以及如何根绝腐败这一重大社会问题。可见，必须要从民间文化基础和民间集体无意识来着手，提高农民的反腐败意识，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铲除腐败。

《日头》的出版，标志着关仁山这个“农民之子”，脚踏坚实的大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由当代农村的歌者变成了一个批判者。这标志着作家批判精神、忧患意识和人文情怀的增强，创作的力度和生活的厚度的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