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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纳粹战犯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这样说。

希特勒和纳粹德国早已成为历史，但第三帝国的这一人类历史的罪恶篇章永远都不应该忘记，历史学者经常在解读，一代又一代民众也应更多知晓。

我读过很多记述纳粹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第三帝国的兴亡》最让人震撼，多年来都认为这本书对专制极权罪恶历史的记录和分析是精当的、很难超越的。最近读美国学者克劳斯·费舍尔的《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英文版出版于1995年，中文版出版于2011年），不能不说当代史学家在几十年历史研究和调查的基础上，又基于这些年各国历史档案的解密，写出了超越了《第三帝国兴亡》的优秀著作，代表了当代学者的学术水平。

《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是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作为美国媒体驻柏林的记者，夏伊勒二战前和战争初期在德国多年，亲历了希特勒上台后的暴政和把德国引向战争的过程。《第三帝国的兴亡》从希特勒上台开篇，一直写到德国战败、希特勒自杀、纽伦堡审判。与一般历史书不同，夏伊勒非常重视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活灵活现地写出了希特勒这个人，从他童年生活的不同寻常，到他领导一个国家、指挥一支大军时的独断专行、神出鬼没。书中的战争过程也写得精彩，大大胜过许多呆板的历史教科书。

费舍尔同样是写这一历史阶段，同样是写德国和希特勒，他的著作在许多方面有新鲜独到的见解，尤其对希特勒个人的剖析，对纳粹上台过程中德国全体民众的作用的研究，对纳粹德国体制和社会生活全面的介绍，还有对纳粹罪行的认定等方面更有真知灼见，这些见解对当今世界仍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对希特勒这个人，费舍尔不是像夏伊勒那样写他的音容相貌、行为举止，而是运用当代科学的研究成果，详细分析这个人的人格定型，青春期的幻想，从生理、心理、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在谈到其心理时，费舍尔在综合多种资料的基础上，认为阿道夫受到母亲过度的保护、纵容和庇护，他“后来的一些心理倾向——对自我欣赏着迷一般的需要、过度的需求，甚至对口头满足的需要——都来自不健全的母子关系”早在青年时期，这些倾向就有所流露，他的老师后来回忆这个憔悴的、脸色苍白的年轻人时说：“他颇具天分，但是只显示在狭小的领域当中。他缺少自我约束，特别爱争吵，任性、傲慢，容易发怒。”作为无家可归的局外人，希特勒19到24岁时曾在维也纳游荡了5年，他无业、赤贫、被剥夺自尊，同困苦而绝望的人相处，在这其中他得出了“只有最无情的人才有机会生存”的观念。丘吉尔在说到此时的希特勒时写道：希特勒“在物质上过着极为贫穷的生活，心里却隐藏着极度的愤懣和怨恨，认为世界屈了他的才，使他不能有所成就。”希特勒后来说：“那时我形成了世界观和生活观，它们成为我行动坚硬的基石。”费舍尔认为，这“坚硬的基石”建立在三个相互关联的思想态度上，即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共产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并分析说：“这三个应该受到关注的信念，是希特勒内心冲突的心理表现。”费舍尔写道：“对希特勒的心理学研究是必要的，因为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人。希特勒的恐惧、变态和非理性，是不能从对纳粹时代的历史记录中抹去的，因为它们后来成为了公共政策。”他还继续认为：“如果缺乏心理病理学方面的理解，希特勒运动的许多地方是难以理解的。”

在论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事失败和经济崩溃的心理创伤、纳粹党兴起到掌权这一系列的历史过程时，费舍尔非常关注全体德国民众在这其中的所起的作用。一个人的状态，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过去的行为和遗传特性的总和，一个国家也是这样。费舍尔写道：“阿道夫·希特勒不是从空中落到德国的，战后的犬儒主义、极端主义，以及充满绝望情绪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为他的出现做好了准备。希特勒和他发起的纳粹运动，是一些我们可以追溯的历史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作者也强调要避免历史进程决定论的谬误。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领袖观点各一，有美国人的天真、有法国人的复仇心理，在矛盾中产生了《凡尔赛和约》。从整体上来看，尽管存在着个别的公正之处，但是和约似乎成为了压制、剥削和永远羞辱德国人的庞大工具。希特勒极大地利用了德国人对战后自己国家所处国际地位的不满、各阶层对经济崩溃的失望，还有看不到国家和个人前景的绝望，他在所有演讲中一成不变地不断肯定日尔曼民族的伟大，反复强调这种伟大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将获得新生。费舍尔说：“希特勒直觉地感到他的权力真正来源存在于大众之中，因此他的目标是组织大众的感情、大众的不满、大众的偏见和仇恨。鉴于他歇斯底里的个性及说服人的能力，他比大多数政治家更容易实现这一目标。”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登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费舍尔认为：假如没有施莱歇和巴本等政客的阴谋，没有德国选民和政党的政治短见，没有“木制巨人”兴登堡总统的老迈年高，希特勒的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书中写道：“随着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德国将陷入深渊，一个前所未有的黑暗年代。尽管希特勒大肆宣传的千年帝国只持续了12年，但是，世界从来就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见过如此邪恶的犯罪行为。”

在书的下部，费舍尔对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的政治原则、国家体制、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都有详尽和独到的论述。按照希特勒的观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运动，甚至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它是一种创造新人的意志。费舍尔写道：执政后的希特勒“采用了各种手法，只花了18个月就消灭了他最棘手的政治对手。这些手法包括操纵舆论，秘密控制私人生活，获取极权主义控制的工具——警察、政府机构、大众传媒、经济和武装力量”。纳粹的手段越来越多，越来越邪恶，大量不赞成、不追随希特勒的德国民众没有反抗，而是选择了沉默，最后导致了大家都被毁灭的后果。书中引用了尼默勒牧师令人难以忘怀的名言：“首先，纳粹追捕犹太人，但我不是犹太人，因此我没有反对；然后，他们追捕天主教徒，但我不是天主教徒，因此我还是没有反对；然后，他们追捕工会成员，但我不是工会成员，因此我依然没有反对；然后，他们追捕我，但已经没有人来反对了。”

宣传部门是纳粹德国一个罪恶的渊薮。戈培尔领导的宣传部成为一个制造希望和谎言的工厂——一边是宣传，一边是控制，从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起，德国人被禁止收听外国的新闻广播。1940年5月，所有国家的广播电台同步播音，在大日耳曼广播公司的支持下只播放一个节目。收音机叫“人民接受器”。书中在“极权主义的种族国家”这一章对执政的纳粹党、国中之国的党卫队，都有详细的分析。还写了德国的元帅将军们缺乏公民的勇气，“顺从地尾随在他们罪恶的领导人身后，立正敬礼，按照命令行事” 。

欧洲大战爆发后，德军的闪电战迅速击败了敌人，一年多的时间里，希特勒成了欧洲大陆的主人，只有6个国家——爱尔兰、瑞士、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和土耳其——设法保持了中立和独立，大陆上其余欧洲国家都以不同的方式落入了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人运用三种方式统治被征服的土地：公开的吞并、占领和管理、通过纳粹追随者间接控制，在其侵占的土地上实行纳粹种族主义新秩序。

费舍尔说：“纳粹分子对被占领土人民犯下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无法一一细列。总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部分：一是对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有组织剥夺；二是对个人和作为目标的种族团体的侵犯。”费舍尔把纳粹对个人犯下的罪行分为五个大类：奴隶劳动、虐待战俘、拷打和处决人质、残酷和罕见的人体实验、有组织的暴行。

据书中的统计资料介绍：纳粹把700万外国人掳掠到德国为德国战时经济劳动，还有700万男女在自己国家为德国生产军火、商品或修工事。550万苏联战俘中有一半被虐待致死。在东欧，每杀死一个德国人或一次破坏行动将枪杀50到100名人质。纳粹最邪恶的行为之一是将人作为医学研究的实验品，将囚犯作为最便宜的、比老鼠还便宜的实验动物。希特勒的滔天罪行是种族灭绝，有500万以上的犹太人被有组织地屠杀。

费舍尔写道：“大屠杀是不可颠覆的事实，无论它对我们的集体记忆可能有多么大的痛苦，总体而言，它必须被设想为人类历史中的污点；局部而言，它也是德国人良心上的污点。”

书中记述，人们对纳粹德国的罪行提出了四个特别的问题：第一，谁是犯罪者？为什么他们要杀害数百万无辜的民众？第二，大屠杀为何是秘密的？第三，为什么同盟国在很大程度上保持沉默，成为心照不宣的旁观者？第四，为什么犹太人没有造反？

费舍尔认为，第一个问题值得广泛探讨。除了少数杀人狂，大多数纳粹屠杀执行者都是正常人，没有临床意义上的虐待狂倾向，也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在该书的分析中，费舍尔认为有四种形态是至关重要：“1、恶毒的、具有强烈的生物学和宗教成分的反犹太主义；2、在家庭、学校、每日生活当中强有力的制度化极权主义倾向；3、建立在缺乏身份、不安全感和战败创伤基础上的好战的民族主义；4、被一个罪恶的领导层统治。

对于后三个问题，费舍尔说，大屠杀是公开的秘密，丘吉尔和罗斯福1942年后就知道真相，为什么要么迟疑不决、要么回避正在发生的一切？为什么世界懒散地站在一边？书中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整个故事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二是悲剧的事实是“不论英国人还是美国人都对犹太人的命运没有兴趣”。犹太人不是没有反抗，而是抵抗是稀少的、无助的，在一个无动于衷的世界上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全书结论部分探讨德国罪行问题，从战后初期，到冷战时代，再到冷战结束，费舍尔引述和分析了半个世纪中世界和德国人对这一论题的不同认识和回答。

战后初年，人民普遍要求惩罚纳粹的滔天大罪，“世界范围内的痛恨不仅指向纳粹的顶层，而且针对全体德国人民。在世界的眼里，德国人犹如历史上最残忍的杀戮者受到谴责”。对所有罪行负有决策责任的三个罪魁祸首希特勒、希姆莱、戈培尔都自杀了，在纽伦堡法庭的21名被告除少数人承认自己犯下了重罪，大多都辩解自己是无辜的执行者。费舍尔说：“对于纳粹顶层人物来说，把一切归于希特勒是容易的；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德国人来说也是如此。”“普通民众也会躲藏在恰当的辩解之后，声称他们的是极权主义制度中无关紧要的齿轮，在那里，对抗是无法组织的，而肯定不是被囚禁就是被枪决。”

德国分裂后，东西两边都忙于意识形态之争和经济建设，纳粹的罪行被放在了一边。20世纪50年代西德的经济繁荣抑制了批评，强化了对纳粹历史的集体健忘症。到60年代，德国的学校仍然忽视当代史，而偏爱久远的历史，因此面对最近的纳粹历史自然是不可能的。由于少数坚忍不拔的德国知识分子的坚持，在他们揭示和研究的基础上，60年代末期小学和初中修正了过时的课程，并开始更为诚实地教导学生了解德国最近的历史。同时报刊的大量文章，还有纪录片、电影开始再现纳粹德国。但是“大多数德国人确实希望他们的生活在复活的经济中得到发展，不愿背负历史罪行的沉重包袱”。

虽然时间磨去了记忆，愈合了伤口，但纳粹像鬼魂一样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希特勒的幽灵依然在世界各地出现，尤其是德国人依然生活在他的阴影下。许多研究者认识到，“对于罪行来说，我们只能惩罚个人；整个国家不能被控有罪。罪犯一直是一个个人。”但是，半个世纪后，大多数诚实的德国人看到了接受对纳粹以德国的名义的所作所为负有共同责任的需要，这不牵涉到集体罪行，而是涉及道德义务，它可以阻止以德国的名义的犯罪再次发生。

在纪念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时，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说：“没有人希望我们为一个罪大恶极的政权犯下的罪行感到内疚，但是，我们有责任承认历史并肩负历史的责任。”在希特勒上台那个冬日过去80年后，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对于纳粹的罪行，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受害者，特别是大屠杀的受害者，德国应该承担起永恒的责任。这种反思必须一代一代保留下去。”

那么受害者呢？德国战败50年的时候，一位历史学家问道：“世界不再因为纳粹的罪行来谴责德国人的日子到来了吗？”费舍尔写道：“作为人类，我们对每一种错误和不公正都负有共同的责任。由于消极地在一旁旁观，我们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也是犯罪的。”对于今天的世界，不忘记纳粹的罪行，不是为了谴责德国人、尤其是今天的德国人，而是要防止纳粹罪行和类似罪行的再次发生，在危害人类的每一种错误和不公正（不论大小）发生的时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不能消极地当旁观者。默克尔说：“只要有勇气、有道德，人人都可以做出贡献，确保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无法卷土重来。”这话是对德国人说的，也是对世界说的。

明年是第三帝国灭亡70周年，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已有多国领导人表示，国际社会要利用好这个重要契机，捍卫反法西斯战争为世界赢得的民主、自由、和平。在这个时候读《第三帝国的兴亡》和《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更能了解专制、独裁的罪恶，理解以几千万条生命换来的民主、自由是多么可贵。对于这些优秀的史著，可以新读，可以重温。

“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哲学家桑塔亚那多年前的名言仍然是今天的警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