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高

尼尔·麦格雷戈所著《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论者赞其为“空前绝后的巨献”。言其“绝后”，可能为时尚早；言其“空前”，则殊为恰当。时下坊间的世界历史著作，几乎都立足于文献；麦氏之作另辟蹊径，以文物或者物品为对象和基点来撰写历史。不得不说，这是一种伟大的尝试甚至冒险。这是博物馆文物展示卡片说明书的扩容，是博物馆加图书馆的合力书写。

一个国王的离婚案：洛泰尔水晶盘

洛泰尔水晶是9世纪欧洲的一件文物。水晶呈圆盘状，盘中雕绘有8幅精美的图画，如同连环画般叙说着《圣经·但以理书》中一个著名的故事。在古代巴比伦，年轻美丽的商人妻子苏撒拿被两士师诬陷与人通奸，先知但以理以智慧识破恶人的阴谋，诬陷者被处死，苏撒拿的清白得以保全。因此，它通常被称为苏撒拿水晶。以洛泰尔水晶为名，一则因为水晶盘中有文字显示其为洛泰尔二世（855-869年在位）下令制造，二则因为洛泰尔二世的离婚案与盘中故事有惊人的相似。查理曼的后裔，洛泰林基亚国王洛泰尔二世要与王后塞勃格离婚，以便迎娶情妇沃尔德华达。国王以王后乱伦为因由请求科隆和特里尔的两位主教解除婚姻。主教们已经证实了王后的乱伦，但王后上诉到罗马教廷。教皇经过调查后宣布王后是清白的。王后的名誉得以恢复，国王的离婚也未能实现。比较这两个故事，我们发现水晶盘竟然如此巧合地将二者紧扣在一起。于是，看似只是一般性的惩恶扬善的劝诫图画，竟然在洛泰尔国王那里有了特指的意味。如果将苏撒拿对应于王后塞勃格，士师对应于国王洛泰尔，那么对苏撒拿贞洁的肯定与赞美，事实上在叙说着国王的悔过。这是挫败的国王向胜诉的王后忏悔的态度与努力。

然而，洛泰尔离婚中的真正障碍，其实不在王后，而在教会。中世纪基督徒的婚姻受教会的影响甚深。教会强调一夫一妻制，对于婚姻的建立和解除都有严格的规定。在中世纪欧洲，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离婚，只有经过教会同意的婚姻解除。解除婚姻的前提条件有通奸、乱伦、性无能或者在信仰上有过错等。这些规定有时候会与基督徒尤其是贵族的利益相冲突。王朝贵族为家族战略计，往往需要男性子嗣来继承大统。若妻子不能生育，首要的考虑就是停妻再娶，以求子嗣绵延。洛泰尔二世的情形正是如此。妻子塞勃格不能为王室带来后代，而情妇沃尔德华达则为国王育有一子一女。然而，基督教婚姻解除的原则中并无无后即出之条，国王并不能据此解除婚姻。于是人们看到一个非常基督教也非常世俗的理由被国王挖了出来，王后与其兄弟乱伦。这是试图在教会体制内来寻求出路。不过国王失败了，坐镇罗马的“但以理”否决了倾向于国王的地方教会的决议。不甘心的洛泰尔直到去世前还在不断地为此奔走。

洛泰尔二世，一个没有子嗣的国王，一个离婚没能成功的国王，一个匍匐在但以理脚下的国王，这精致美丽的水晶盘真的是为他制作的吗？

圣物崇拜的毁与立：圣像与圣匣

将正信凯旋圣像和圣荆棘之匣这两件14世纪中叶的物品对照阅读，很可玩味。前者是圣母玛丽亚怀抱圣婴的画像，后者是盛放圣荆棘王冠上的一根荆棘的匣子，前者来自东正教的君士坦丁堡，后者来自天主教的巴黎。从宗教角度来看，二者都可以称为圣物，对它们的追捧正是圣物崇拜的表现。

对神圣物品的崇拜，看似天经地义。然而，如果依据严格的原教旨的主张，此类崇拜带有明显的偶像崇拜特点。《旧约·出埃及记》中的摩西十诫就有“严禁雕刻偶像”的戒条。因此，尽管圣像等对于吸引信徒、传播教义有积极的作用，仍然遭到许多教会人士的反对。公元726年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颁布禁止崇拜偶像的法令，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毁坏圣像，禁止教徒敬拜任何圣像。违反禁令者，往往被抄家、游街示众、开除出教会，甚至处死。这一带有毁灭性质的运动，虽有反复却一直延续了百余年，直到摄政皇后西奥多拉于公元843年废除禁令、恢复圣像。此后直到拜占庭帝国灭亡，制作圣像及对圣像的崇拜在拜占庭都是合理合法的。因此，颂扬公元843年伟大复兴的正信凯旋圣像中，居功至伟的西奥多拉及其儿子米海尔三世站立在圣母怀抱圣婴的圣像旁，同时出现在圣像中的还有诸多有功人士。

西方天主教的世界从未贬斥神圣物品的功能，也不禁止信徒对它们的崇拜。相反，教会及世俗高层对于圣物的推崇，导致了无处不在的圣物崇拜。除了圣像，其他几乎任何跟上帝、耶稣、圣母、圣徒或者圣女等有关的物什，都成为信徒崇拜的对象。一滴圣母的乳汁，耶稣骑乘过的驴子的腿，施洗者约翰的头等，都是无上的圣品。当然，还有耶稣戴过的圣荆棘冠。法国卡佩王朝国王路易九世（1226-1270年在位）斥巨资获得了圣荆棘冠。为了珍藏此圣物，国王专门修建了一座圣礼拜堂。当圣荆棘冠送达巴黎之日，民众的狂热情绪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圣荆棘匣中，只有取自荆棘冠的小小的一根刺。难怪英国人要嫉妒：我们应该拥有更珍贵的圣物，因为我们的国家更伟大。

一根刺虽小，却关乎灵魂的得救。圣人的遗物，具有拯救灵魂的功效。以至于，买卖圣物、伪造圣物等现象在中世纪屡见不鲜。借助外物以寻求灵魂的拯救，在严肃的基督徒看来无异于是缘木求鱼。但善功与信仰、世俗与神圣一直就这样纠缠。基督教主张“教会之外无拯救”，不过在教会之内，拯救的方式有些狂热。

大门口的敌人：树皮盾牌和羽毛头盔

一件是澳大利亚的树皮盾牌，一件是夏威夷的羽毛头盔。关于物品所属的土著的历史，它们几乎不能告诉读者多少有用的信息。盾牌的颜色和制作的材料，羽毛的珍贵和象征等等内容，只能留给读者关于土著文化的想象空间。

它们真正所能叙说的是两个世界碰撞的历史。树皮盾牌和羽毛头盔，都是防御性的装备。巧合的是，澳洲大陆和夏威夷的土著要抵御的，竟然是来自未知世界的同一拨敌人。1770年，这块盾牌被澳洲土著举起来抵挡詹姆斯·库克船长的火枪射击。1778年，这件头盔被夏威夷土著作为礼物送给库克船长；但显然它作为礼物的和平和善意的功能没有实现，第二年库克被当地人杀死在夏威夷。库克死了，原因成谜。无论双方是否存在人类学意义上的误解，这些外来者已经来到了土著的大门口。对土著文明震惊也好、鄙视也好，外来者的态度和行为最终都归一于绝对的占领。库克闯入之后的历史证明，土著们其实并没有误解这些殖民者。澳大利亚整个东海岸被库克宣布“以乔治三世之名”而享有所有权，此后这里作为囚犯的流放地，开始了漫长而惨烈的灭绝土著的历史；夏威夷自库克之后维持百余年的独立，最终还是于1898年为美国所吞并。

树皮盾牌和羽毛头盔，并没有抵挡住掠夺和种族灭绝历史的开始。

历史的书写者就是他人记忆的窥视者。文物自然也附着诸多复杂多样的记忆信息。通过文物的记忆来讲述历史，从来没有被历史学家排斥在外。不仅如此，文物还能带给历史书写以别样的感觉。前文所引述的几件物品及其背后的历史正是如此。然而，较之于成文的资料，文物的记忆信息往往并不充分和系统。要讲述和书写文物背后的历史，不仅需要与之相关的文字信息，更要求诸于想象。或者说，通过物品所讲述的历史，大都是想象的产物。尼尔·麦格雷戈甚至认为：“在充足的想象力的帮助下，通过物品讲述的历史比仅靠文字还原的历史更为公正。” 对此，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没有这位大英博物馆馆长那么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