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以后的“文人”，俗称“笔杆子”。他们是为皇权或当局服务，帮闲、帮腔甚至帮凶的读书人。歌功颂德，是帮腔；吟风弄月，是帮闲；为文字狱提供“证据”，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则是帮凶。没有文人，单靠皇帝，根本就实现不了“文化专制”。《韩诗外传》说，君子要“避文士之笔端”，并非没有道理。

帮腔和帮闲，也有等级或品级。高级的舞文弄墨，中级的插科打诨，低级的溜须拍马。

士人则可以挑肥拣瘦，朝秦暮楚，爱理不理，爱来不来，端足了架子摆足了谱。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于是，他们不但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工作者”，也是中国最早的“自由职业者”。

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了。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招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了：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或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的，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是“另一副嘴脸”。

士人有真风骨，学人有真学问，诗人有真性情。文人呢？只有花腔，没有学养；只有欲望，没有理想；只有风向，没有信仰。所以，他们也“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尽管那姿态往往会秀得“绚丽多彩”，能够“颠倒众生”，甚至“惊世骇俗”。

这也并不奇怪。前面说过，文人的“本职工作”和“历史使命”，就是帮闲和帮腔，偶尔帮凶。只不过有帮得上和帮不上、受重用和被排挤、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别。但无论当班还是待业、在岗还是编外，甚至不过“闲杂人等”，其实“自作多情”，也都要走台、献艺、开屏，而且是秀给别人看的。不需要什么学养、理想、信仰，也不需要自己独立的立场，“风姿绰约”即可。

故，文人也可能有学问，但那是用来卖弄的；可能有性情，但那是用来表演的；还多半会有聪明才智，但那是用来舔痔疮的。

（选自《读者》2013年第13期）

品读赏析

文化名人易中天谈论文人，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读来令人惊诧不已。作者本就是一文人，为何对自己的行当深恶痛绝，几近全盘否定呢？细细读完全文，我们才明白，原来作者笔下的文人是有范畴有所指的，他所厌恶的是历史上所谓的“帮闲文人”。真正的文人们有气节，有风骨，悲天悯人，高洁傲岸，受世人景仰。但历朝历代总有些所谓的“笔杆子”在功利驱使下丧失文人的底线，与污浊为伍，向黑暗低头，歌功颂德是帮腔，吟风弄月是帮闲，为虎作伥是帮凶。这群斯文败类不但抹黑了文人的品行，而且搅扰了社会的安静，真乃是一群硕鼠和蛀虫。文章观点鲜明，用语辛辣，锋芒毕露，针针见血，令虚伪无处藏身，令小人无处遁形，读来让人大呼過瘾。

【惠军明/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