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江

——忆伯父吴晓铃先生二三事

吴 江

2014年是伯父吴晓铃先生百年诞辰。伯父离开这个喧闹的世界已经很多年了。令人不解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并没有感到伯父渐行渐远，相反他的印象在我头脑中却愈渐清晰和亲切。

1958年，伯父把我送到北京戏曲学校学习京剧表演。当时我的父母都不太愿意我去学戏，我也不理解伯父为什么偏让我这个书香世家的孩子去做梨园子弟。伯父为了让我能学有所成，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在假期他送我到北方昆曲剧院请白玉珍老人指点我练功，让我到王金璐先生家求艺，请科学院语言所周殿福教授教我科学发声、练气的方法。虽然我辜负了伯父的期望，没能成材，却为我今后从事编剧和理论研究的人生路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因伤退出舞台、去北大读书的时候伯父才告诉我说为什么当时要送我去学戏，伯父说：“我研究了一辈子元明杂剧传奇，可是不会表演，没有舞台实践的经验，不能透视古典作品立体形象。希望你学习表演后，咱们爷儿俩能合作研究关汉卿剧本的舞台表演，而不再是从文字到文字的研究了。”多年后，我才渐渐的品味出伯父这些话的分量和味道。史论研究和艺术实践各吹各的调，老死不相往来的痼疾，使得戏曲理论研究的深入和艺术实践的传承、创新都陷于盲然的境况，不正是伯父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忧虑的吗？

当我辞粉墨，离氍毹在笔墨间讨生活后曾求教伯父写出好文章的绝窍。伯父没有告诉我怎么写好文章，而只是说他自己坚持“四不写”的原则，即：“没有材料不写；有材料没有观点不写；有材料，有观点，没有新材料不写；有新材料，没有新观点不写。”伯父始终坚持的“四不写”，既表现出做学问的严谨态度，又流露出传统的中国文化人不屑于谄媚文字、媚俗文字、抄袭文字、投机文字的耿直风骨。

不了解伯父的人都会说他脾气坏，清高孤傲。其实不然，校场头条47号，虽然多次闭门谢高官，可是往来登堂入室者却终日盈门，群星闪烁，尤其是演员最多。既有京剧界的马连良、王金璐、周和桐、宋德珠，又有昆曲界的侯永奎、白云生、洪雪飞，豫剧界的陈素珍，蒲州梆子的王秀兰，北路梆子的小电灯、狮子黑；既有话剧电影界的王晓棠、于是之、杜澎，又有曲艺界的侯宝林、白凤鸣。他们有的人来请教典故、文辞，有的人来求助修改书稿，有的人来烦他代笔撰文。来者无论名气多高，影响多大，一律尊称“吴老师”。也无论来者何人，伯父一律不加区别的热情接待。时常是送走一拨，又迎进一拨，谈笑声不绝于耳，离开时满意出门。伯父热心助人，尤其是热心帮助那些有丰富实践经验，却文字基础较弱的艺术人士。有人批评伯父“不务正业”，他却认为自己和这些人的密切交往，才是做学问理论联系实际的正途呢。

伯父对问道的外人十分热情，有问必答，不厌其烦。对家里孩子们的求教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态度。在我印象中伯父几乎从来没有回答过我求教的问题，他总是那一句话——“看书去”。往往我为了一个小问题要翻一大堆书才能找到答案。今天回想起来，正是由于伯父让我在获取知识上没有走“享受便捷服务”的路径，我才在无意间积累了相对比较系统的知识。

吴晓铃(右)与侯宝林（中）、侯少奎（左）合影 ／ 马连良(前排左一)吴晓铃(前排右一)与王金璐夫妇合影

伯父只在“文革”中对全体孩子们进行过一次讲座，可能是他看到社会的混乱，怕我们陷入歧途，才破例给我们上了一课。伯父讲的是《古文观止》的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他从孔夫子作《春秋》讲到《春秋》三传；从郑庄公为什么被称为郑伯，“征”“伐”为什么称为“克”，讲到“京城太叔”为什么被直呼其名为“段”。一篇不长的古文被伯父娓娓动听的讲了大约三个小时。从仅有十七八岁的我，到只有十岁的小弟弟，竟没有一个人去厕所。不能不说伯父真是讲课的天才。讲罢课他把书合上对我们说：“行了，都去读《古文观止》吧。要是能把《古文观止》读下来，你们的古文基础也就差不多了。”可能正是由于伯父这种只负责把我们引入兴趣之门的教学方法，才使得我能静下心来抱着《古文观止》和《稼轩词选》在干校和“斗批改”的乱世中读了一些书。

在伯父患病住院的弥留之际，他曾对我说出了一句让我一生都难以忘记的话：“大江啊！我真怕你这一辈子，看假书，做假学问啊。你没读过校勘、目录学，不懂版本，如果看的不是善本、真本，那不是看伪书，做假学问吗？”那时我已经是个有获奖作品的编剧了，并且担任了北京市文化局主管专业文化艺术的副局长。伯父担心我沾染自喜于已经取得的微小成绩，自以为是。他希望我能不断的积累提高，做个有真才实学的文化人。不辜负他送我学表演，请翁偶虹先生教我编剧的一番苦心。

“顷得一九八三年新刷本，回将此本赠犹子江，其善护之。癸亥腊月十五日。”1983年底伯父将一套九集《六十种曲》赠我，翻开第一集见伯父题字“本书所附《出版说明》不是我写的，我写的未用。原稿附存，我对这书用力最多，算起来从搜集旧本到校勘，几乎三十年，然而没有读者知道。这是我的心血所注，怪不得郑西谛师当年大鸣不平，然我固淡然处之也。”寥寥80余字，伯父将压在心底不愿示人的话语留给了我。我猜想伯父并非要向我吐露胸中淡淡的忧伤与怨怼，而是在告诫我做学问的不二法门。为校勘一部书，“用力”“三十年”，不仅要耐得住寂寞，而且要“倾注心血”，对名利“淡然处之”。

今天回忆起来，伯父在心里是有着一个培养塑造我的系统方案。送我去戏校学戏，在我读北大时请魏建功、冯钟芸、吴小如等先生指点我读书；陪我和导演组到承德修改我第一部创作作品《拜相记》；带我到山西全境考察古代戏台和戏曲文物；让我为他记录整理在中国文化书院讲课的文稿；要我代他起草给一些艺术家们的评论文章……虽然伯父几乎没有给过我满意的笑脸，也基本不直接教授我什么，可是他用言传身教的方式，耳濡目染的熏陶了我。不仅教会了我怎样做学问，而且教会了我如何做一个中国的文化人，教会了我走一条什么样的人生之路。伯父对我的爱，是深沉的，是深藏不露的，是有着他的期望和用心的，也是能使我受用一生的。

吴晓铃先生

我是个智商低，悟性差和文化基础浅薄的人，自知没有评价伯父的学术成就的能力。可是我知道他在古典小说、古典戏曲、语言文字、民俗文化、梵文梵剧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是今人难以企及的。我既没能力整理他留下的书稿，也没有资格继承他用一生心血积累的藏书。这不能不说是个无可奈何的遗憾。伯父生前曾对慕名而来欲以高价收购他藏书的人讲：“我是读书的人，不是卖书的人。这书要留给能读的人。”根据伯父要把书“留给能读的人”的遗愿，我们把伯父宝贵的藏书捐给了首都图书馆，让这些伯父用毕生心血收藏的宝贵文献，让全社会那些愿意读书，愿意做真学问的人去使用，去研究，去发挥作用吧。

责任编辑/赵柔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