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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浅析社会层面的利益博弈对生态规划目标实现的影响，认为发挥生态城市规划的效益，不能只寻求理论与技术方面的支撑，还需要寻求社会、经济、政治等其他层面的立足点支撑。

关键词：生态城市；规划效益；利益博弈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随着国内环境问题的持续发生与人们对城市生活的理想追求，生态、可持续发展、低碳，等等词语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城市规划作为一门预测与把握城市发展不确定性的理论及其实践，实际已经处于相当尴尬的位置，面对如此之多尚待解决的城市问题，而今又增添解决环境问题迫切性，在未充分认知与讨论的情况下，又需要刻不容缓的找到与现实相契合的解决方法。

面对如此情况，规划理论似乎已早有答案，即生态城市的理念（与之相接近的概念有低碳城市、智慧城市、绿色城市等）。对于生态城市规划，众多学者已有相当充分与精彩的阐述。但在一个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问题难有自我合法化的解决方式。本文试图以此为契机，主要浅析影响生态城市规划效益的问题。

1由生态城市规划技术引发的思考

已有的生态城市规划，存在较为成熟的技术工作路径。首先是以自然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适宜度评价为依据，分析地方环境容量，确定地方发展的生态位，在此基础上制定一套严密的空间规划体系与指标体系。或者在一套目标的指导下，建立地方的生态空间规划体系与指标体系。这种工作方法，确立了关于生态城市的空间框架与效益报表，增加了规划的确定性。

然而，这种依靠前期分析来建立理性模型的方式，看似有坚实的理论支撑，其结果却常常修改变动。这种修改有时看似为模型自我的合理与调整，但更多时候却是由于现有知识不足以构建一种囊括一切情况的模型，使得模型成为可以随意调整的参数游戏，其存在的任意性将伤害规划本身的科学性。

受现有知识与自身能力所限，一个粗糙的理性模型不能单独依靠自身技术理论作为支撑，在实践层面，当一个成熟合理的理论-技术体系建立起来后，还需要来自政治社会经济等其他层面的支撑。而缺乏其他层面的支撑，那么或许生态城市规划的实施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其他层面的影响，最为直接的是来自各层面可能的利益博弈，以及人与自然的发展的内在矛盾，思考这一层面的影响将有益于思考规划在社会层面的效益，以及寻求来自社会层面的支撑可能。

2生态城市规划的范围与利益思考

从规划理论的发展脉络来看，生态城市理念是在城市无序蔓延、自然环境恶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些理念是对之前人、城市相对自然关系的反思，因此更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和谐也是生态城市规划的目标，即平衡生态环境。就这种目标而言，更广的范围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与以往的规划相比，生态城市对更高层次的需求更为明显。而各个层面的利益博弈，使传统全球政治社会结构看起来似乎难以满足如此问题引发的需求。

2.1全球层面的合作僵局与地区发展的矛盾

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范围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合作。今天部分发达国家与地区已在对以往城市发展模式的反思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生态城市框架。但这种现代生态城市实际上并未具有普遍意义，其框架的构建并非在所有地区都具有压倒性需求。

生态城市及其延伸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实践，存在两种矛盾，一个是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矛盾，一个是效益与公平的矛盾，这两个矛盾或许又是一个矛盾，因为不发达地区存在把环境作为资本，降低自身发展的成本，加快城市化趋势的需求；发达地区自身也有对于环境效益的矛盾，但它们更有实力将环境的成本，转化为增加吸引人才资本的集聚的利好，来平衡财政支出。不发达地区哪怕有意愿构建生态型的发展模式，也会因为制度、资金、技术等方面的缺失而难以落实生态城市的理念。这种矛盾实际上削弱了全球层面的各方努力。

生态问题与地区发展问题纠缠在一起，使得问题成为了鸡生蛋蛋生鸡式的悖论。对环境的讨论与全球性的制约，有被认为包含有发达地区限制不发达地区发展的目的。不少学者认为问题的解决需要建立一个合理协调与补偿的框架，也有学者认为依靠经济利益驱动与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可以使全球生态问题迎刃而解。

2.2区域层面的博弈与公平困局

相比全球层面的生态问题，区域的环境问题看起来较为积极，因为区域拥有相近的政治社会文化与经济利益。现有的已实施案例也增强了人们对区域层面解决生态问题的信心。

在近来的多方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区域，以及更高级别的地域形式正在取得发展的支配性地位。看起来这些新的城市格局将逐渐成为全球和地区发展的新引擎，也使得区域的命运休戚与共。

但实际的情况不容乐观，理想构想与趋势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地方指导的先导原则。区域虽然被假设有着较为一致的利益，但博弈的情况因历史与社会不同而异。区域兴衰与生态的关系，从理论角度来看更多是长期复杂变化的结果。如果单靠理论框架的支撑，区域间的差异，以及来自效益公平的矛盾与压力，区域与城市，城市与城市之间很难建立起稳固的长期合作关系，而这种自由的多向选择，将有可能使区域的环境博弈演变成一场零和游戏。

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能不能界定地方发展的合理范围，以及将地方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特定化。问题在于如果我们需要在问题得到完全的证明并已经积重难返之前采取行动的话，如果我们还自信规划所坚持的预测未来不确定的话，我们就应该在区域间的生态合作问题上需求新的支撑。

成功的区域合作案例，揭示了在生态合作关系并非区域唯一的选择的情况下，需要更多区域间的社会机制来协调，生态城市的理论生产于社会内部需求，而不是由理论来形成至上而下的外部动力。因此为实现区域生态规划目标的实现，规划更需要依靠社会动员的能力以及区域企业的参与。

2.3社区的合作与邻避效应

邻避效应现象，折射社区层面的合作问题。邻避效应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城市设施布局规划不合理问题；一方面是由于人趋利避害的天性，对城市设施本身存在消极与积极影响的矛盾，人们既希望有便捷的服务，同时又不想忍受服务带来的负面影响。

对于前者，生态规划需要更好的帮助企业绿色转型，帮助政府提供合理布局、绿色便捷的公共产品。它考验一个地区的转型与应对环境变化能力。

后者需要通过社区间的沟通与妥协，如果规划师帮助社区建立一个友好的合作框架，就可能从这个框架的需求中，提供可选择的新型生活方式，以及此种生活方式相适应的空间布局，也有可能帮助社区建立一个正确对待设施消极影响的态度。这方面更多是考验地区社会组织的健全程度。

生态城市规划在社区层面，需要反思各种社会现象，规划不能落后于社会趋势，而是需要在社会变化中寻求坚实的立足点，作为自身创造美好愿景的支撑。

2.4 时间的矛盾

生态城市规划面对社会层面的利益博弈问题，解决思路大体是需要至下而上寻求社会支持，构建健全的沟通渠道，提供讨论方案。同时为了规划目标的更好实现，则需要更高层面的社会支撑，并在理论并未完善的情况下，得到广泛的支持，避免生态问题积重难返。这两者解决时间上的矛盾，是生态城市规划的现今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3 结语

生态城市规划的理论与技术已逐步完善，并接受现实的考验。但规划不是一种只能自我证明与重复论证的独白，不是一种技术的自我合理化游戏。现今的规划不只需要知识技术层面的合理性论证，还需要通过政治社会经济要素，来提供一个可以不断被回溯，被援引的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只有在一个妥协、合作、共生的社会支撑下，生态城市规划的目标才不至于被城市竞争的诉求所淹没。规划需要关注公平跟效益，它的合法性是来自于政府调节市场失灵的工具，是我们对公平的思考，由此引申出的路径应该是注重规划过程中的社会层面与难以代表自己的自然层面，在对利益的思考上不能而非单独是技术层面的解释。

同时，规划需要至下而上的社会需求来支持，但规划最激动人心的一面是在预测未来与把握不确定性的美好追求，这种美好追求不能沦为令人生厌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见。环境与社会问题的集中出现，说明时间的紧迫性，所以我们应该在尊重社会需求的基础上，积极引导与参与到这场生态城市的合作框架构建中，而不能任由社会自然缓慢的产生生态合作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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