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平

改革棋至中盘。在与整个社会期望值“赛跑”的紧迫中，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再出发”大幕。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元年，亦随着时钟撞响2014而启动。习近平总书记说：“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

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套开城镇化会议，再证深化改革的主路径——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将主导新一轮改革的物理变迁、动力机制和崛起主张。

城镇化“时间表”已经明晰：到2020年，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3个“1 亿”的提出，突出了人的城镇化。

城市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之间的“剪刀差”，所指中国目前2亿多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做候鸟式迁徙的农村转移人口。

他们是“伪市民”。这个冷漠的词语背后，是他们在城乡之间飘忽不定的命运和区别于市民的社会待遇，以及每个农民工日日夜夜要面对的生活本身。新型城镇化，就是要构筑一条城乡间自由流动之路，解决庞大“伪市民”的身份落地，让漂泊的“候鸟”有一个看得见的梦想。

长久以来，户口是在城市落脚的唯一证明和通道。在分享改革红利的路上，让户口不再是最终的那张“入场券”，前提就是政府剪除户口背后的种种不平等。打破以户籍为藩篱的严格界限，废除身份等级，使中国社会从一个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这是城镇化的关键和核心所在。

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新型城镇化的第一项目标，就是解决2亿多农村转移人口的医疗保险、公共教育和养老保险等问题。简单推算，即使维持现有水平，国家财政需要增加的支出也超过2万亿元。这一笔巨额的支出从哪里出？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是动力，市场资本的介入是方向。还有，落户的农民工不再需要把收入的四分之一汇回而用于消费，可使消费增加3.9万亿元。以此推导，户籍制度改革将洞开一个城镇化新时代。

一部城市的扩张史，就是欲望的膨胀史。近10年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已接近8万平方公里，很多城市已经把2020年规划中的指标用之殆尽。城市中，有大广场、宽马路；城市边，工业园区纵横无度。有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城镇建设用地的四分之一、约2万平方公里处于低效利用状态。新型城镇化，地从何来？

形成更公平的土地收益分配方式，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无论是深圳的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和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政策，还是北京的集体建设用地改革，成都的建设用地指标交易，都是在存量土地再利用上做文章。

通过建设区的空间位移，不再迷恋物理造城，而是通过制度创新让存量土地有效利用，让闲置土地流动起来。这要靠政府土地财政的逐步退出，以及形成新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

“不是每个城镇都必须变成巨人”、“不能再无节制扩大建设用地”，这一系列约束性条件一亮相，即带有纠偏味道和风险意识。中央决策层把城镇化放在影响中国百年变革的维度谋略，亦充分预判到过去城镇化节奏过快，及至埋葬了乡愁，可能令好的政策预期变坏。

长久以来，正因我们对速度和规模的钟爱，城市已成真实幻灭的乌托邦，而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乡愁里的城镇化之所以撩拨心弦，正是一直以来我们把造城而不是历史文化传承、社会成长，作为了城镇化的主要内容。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乡关何处？费孝通念念不忘的那个“乡土中国”已渐行渐远，而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已然被赋予自然保护、历史传承、公共治理的全新使命。“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这是故乡逻辑下的城镇化，就是让落叶归根不再是苍白的地理归属，而是精神、信仰、思想和文化记忆的皈依。

无论进城还是回归，城镇化最终将成为自然人不断“用脚投票”的过程。中国的新型城镇化的走向和前景，最终将由几亿自然人用他们每一个个体的选择，叠加在一起来决定。

而这一切，无疑将始于2014年。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