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研究述评

2014-04-21谢德新谢长法

职教论坛 2014年34期

□谢德新谢长法

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在以西方为参照物的基础上，于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经由清末的实业补习教育演变而来。它是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职教社办学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三大支柱之一，由于它所需费用少、设施简便、易于推行、周期短、见效快的特点和优势，其地位和价值在抗战时期得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职业教育界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它逐渐被融入到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中，其名称被淡化，历史经验也未得到重视。

庆幸的是，随着学术界对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研究的推进，职业补习教育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研究者坚信，尽管建国后职业补习教育的名称不复存在，但其主旨精神将得到弘扬，先辈们在探索与试行职业补习教育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经验财富也终将会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与继承[1]。因此，对目前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评述，将有利于推动相关研究的继续发展，为我国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提供借鉴。

一、研究回顾

笔者以“超星读秀学术”为著作检索平台，分别以“中国职业教育”和“职业补习教育”为“书名”进行“图书”检索（检索时间为“1950 以后”），通过阅读获得7 本与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相关的著作。同时，以“中国知网(CNKI)”为论文检索平台，以主题包含“职业补习教育”并含“补习教育”为条件在“中国知网”进行高级检索（检索起止时间为“1979年到不限”），然后根据篇名逐一阅读，剔除与主题不相关论文，实际获得20 篇论文。最终以27 本/篇文献为样本，对目前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的研究进行介绍和分析。

（一）关于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研究的著作

关于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方面的研究，就目力所及，汪光华的《引进与调适：中国近代职业补习教育发展研究》是我国学术界第一本，也是目前唯一一本系统而周详地研究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的专著，堪称职业补习教育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该书依据大量文献资料，对晚清至民国时期职业补习教育发展的国际国内背景、特有形式以及发展状况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论述，分析职业补习教育存在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取得的成效和不足，总结出职业补习教育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与此同时，作者还做出了一个颇有创见的判断：“中国近代职业补习教育经历了一个宣传倡导、引进试行、不断调整，进而走向中国本土化的发展历程”[2]。

其他关于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的研究，主要散见于中华职教社以及中国职业教育史的著作中。黄嘉树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是一本研究中华职教社的专著，也是较早涉及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的著作。在职业补习教育部分，该书回顾了中华职教社的职业补习教育办学实践活动，并介绍了职教社对它的定位、目标和作用的认识[3]。吴玉琦的《中国职业教育史》把近代实施职业教育的学校模型分为职业学校教育、以在职业余培训为主的补习学校和兼施职业教育的普通学校三类。“以在职业余培训为主的补习学校”部分，该书对职业补习学校的创办与发展、鼎盛时期的职业补习学校概况及学科设置、教材、行政组织、学生状况和梳理，最后以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作为职业补习学校的典范，从校务组织、教务、训导工作、学生活动等办学情况进行了介绍[4]。米靖的《中国职业教育史研究》谈到国民政府时期的职业教育部分，简单介绍了从1919 年起，到抗战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在职业补习教育方面的办学概况，并指出，举办职业补习教育是职教社在这时期的重要活动[5]。谢长法的《中国职业教育史》在“抗战时期的职业教育”中，介绍了国民政府教育部推行职业补习教育的同时，颁布了相关的法令，使职业补习学校在制度和法律上取得了相应的地位[6]。

此外，还有少量的区域教育史研究著作也涉及到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刘志超的《东北职业教育史：1932-1949》作为区域职业教育史著作，简单地介绍了1932 至1949 年间东北地区私立实业补习学校和公立实业补习学校的办学情况[7]。申国昌的《守本与开新：阎锡山与山西教育》把职业教育视为山西实业人才的摇篮，其中涉及到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山西职业补习教育的发展，透视了山西职业补习教育迅速发展的原因，介绍了山西职业补习教育发展的掠影和女子职业补习教育的兴起[8]。

（二）关于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研究的论文

谢培1996 年发表的《上海解放前的职业补习教育》是较早专门介绍职业补习教育的文章。该文认为，职业补习教育一直是上海成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介绍了自清末至1949 年，上海先后开办职业补习学校、传习所和企事业单位自办职业培训机构的数量、规模以及开设专业课程等相关情况[9]。此后近十年，几乎没有学者发表职业补习教育方面的文章。

从2005 年起，学者汪光华对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进行了集中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十篇论文。其中《民国学者对职业补习教育的理论研究》简要介绍了民国时期职业补习教育研究出版的相关著作概况，并对民国学者研究职业补习教育的内容进行了梳理[10]；而他的《中国近代职业补习教育的发展与启示》一文，则梳理了近代职业补习教育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而分析职业补习教育的特点与功能，总结得出其对现今职业教育及社会发展的启示意义[12]；《职业补习教育概念的历史考辨与现代演变》更是从政府、学者、学校三个层面对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并介绍了建国后职业补习教育的历史演变[13]；《晚晴实业补习教育的引进与试行》介绍了实业补习教育在甲午海战后国人赴日考察教育，和《教育世界》杂志的介绍宣传下得以引进，最终被纳入癸卯学制的历程，并论述才实业补习教育在实际办学过程中未能取得显著成效的原因以及存在的问题[14]；《民国时期中华职教社对职业补习教育的探索与推广》从实验摸索、较大规模推广和以职业补习教育为工作中心这三个阶段来介绍中华职教社探索和推行职业补习教育的历程，以及其创办职业补习教育的历史经验与教训[15]；《中华职教社的补习教育（1917—1945）》一文也有类似介绍和总结[16]；《论职业补习教育的中国化及其启示》介绍了职业补习教育引进中国后的历史变迁进程，并对职业补习教育中国化进行评价与思考，最后得出三点历史启示[17]；《我国近代新式商业补习教育的产生》介绍了鸦片战争后一些经济发达的通商口岸逐渐办起以教授外语与近代工商业知识为主的书馆与夜校的发展概况、特点以及教学内容，并认为它们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商业补习教育[18]；《从附庸到主流——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正规化述评》叙述了近代职业补习教育遭遇的尴尬境况，到抗战时迎来了发展的契机以及取得合法的地位，最后对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的正规化进行评价[19]。

与此同时，还有部分学者对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进行了研究，刘伟的《民国时期职业补习教育对现今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教学的启示》对民国时期职业补习教育兴起的背景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并归纳其对现今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教学的经验启示[20]。杨智、何光全的《民国时期我国职业补习教育研究》从职业补习教育内涵、制度、类型、课程、编制、管理和师资方面对民国时期职业补习教育的理论、制度和实践进行了探讨[21]。李霞的博士学位论文《民国时期知识界的职业教育观》以《教育与职业》杂志为考察中心，从职业补习教育的优势与功效、职业补习教育的组织与实施、农村职业补习教育、战时职业补习教育这四方面来呈现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界知识分子对中国办理职业补习教育的看法和认识[22]。顾琪章的《成人教育的探索与实践——简论中华职业教育社推进的补习教育》论述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推进职业补习教育这项教育事业的过程中，就其办学对象、办学内容、师资配备、教材编制、考核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23]。王延强的《战时职业补习教育的发展及其当代启示》指出了战时职业补习教育重心的转变，介绍了特殊群体职业补习教育的兴起和发展，总结了战时职业补习教育发展为今天的职业教育及培训提供的借鉴与启示[24]。黄昊的《“新县制”体系下失学民众补习教育研究》论述了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以实施“新县制”为契机，将失学民众补习教育上升至国民教育两大支柱之一，并在国统区强制推行，进而客观评价了失学民众补习教育所取得的成效，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25]。苏全有、张江波的《论晚清的补习教育》论述了晚清的学校、实业以及其他类型的补习教育，在实业补习教育方面，叙述了补习目的、补习特点、社会反响与补习效果的内容[26]。

此外，还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家的职业补习教育思想，顾琪章的《沈光烈职业补习教育思想述评》从职业补习教育的意义、需要、内容、教材、师资、学生管理以及具体操作方面论述了沈光烈的职业补习教育思想[27]。谢德新、谢长法的《何清儒的职业补习教育理论探析》从职业补习教育的目的、功能、特征、实施原则、教材来探讨了何清儒的职业补习教育理论[28]。

二、现状特征

（一）研究成果的时间分布

从纵向来看，根据当前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可以大致描绘出其研究的进程（具体年份及对应数量的分布情况如图1 所示）。

图1 研究成果的时间分布情况

从图1 可以看出，关于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研究的时间分布情况，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学术界涉及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研究的大致时间是1987 年，出版了黄嘉树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一书；第二，以2005 年为分界点，2005 年前出版或发表涉及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的成果非常少，并且在十五年内只有五个年份有成果出版或发表，时间间隔长度为4 至7 年不等；第三，除2012 年外，2005 年至2013 年每年都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出版或发表，但数量屈指可数。这些情况反映了两方面的问题：其一，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进入我国研究者的视野并不算晚，但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其二，没有固定的学者对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进行研究，以及研究力度不够导致进程断断续续，且成果非常有限。

（二）研究成果的类型分布

从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的研究来看，其成果的类型有著作和论文两类。其中，论文包括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三种。（具体分布情况如图2 所示）。

图2 研究成果类型分布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在图2 中的学位论文方面，为避免成果的重复，汪光华的博士学位论文经修改后出版了《引进与调适：中国近代职业补习教育发展研究》这本专著，所以没列入其中。同时，在占研究成果总数66%的18 篇期刊论文中，有10 篇是汪光华的研究成果，而且这些论文都与他这本专著的内容密切相关。另外，六部著作和一篇学位论文均是涉及到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的内容，但仅用了一定的篇幅来进行介绍。由此得知，一方面，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的研究有重复的成果；另一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虽有一部专著，但数量非常有限，份量也明显单薄。

（三）论文发表的期刊分布

对相关期刊发表关于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的论文进行归类和统计，（具体情况如图3 所示）。

图3 论文发表的期刊分布情况

从图3 可以看出，关于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研究的论文，除历史学专业的学者黄昊的《“新县制”体系下失学民众补习教育研究》和苏全有、张江波的《论晚清的补习教育》分别发表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和《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外，绝大部分都是刊发在与职业补习教育密切相关的专业性期刊上。其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研究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的学者，他们主要是从事教育史或职业教育史的学习和研究，还有个别是供职于职业院校的人员；二是职业教育的专业性期刊都开设有相应的栏目，诸如《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史海纵横”、《职业技术教育》的“职业教育史”、《教育与职业》的“教育史研究”、《职教论坛》的“职教史话”、《职业教育研究》的“职业教育史料”等，为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发表园地。值得一提的是，在通常情况下，《职业技术教育》每月刊发2 篇“职教史”方面的文章，较同类期刊而言，该刊更注重职业教育史的研究成果。

三、趋势预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与升级，越来越多的企业对员工的知识文化和操作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的特点与优势、经验与启示对当前我国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有所启迪，因此，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的研究将会得到进一步的重视。笔者认为，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学者们对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的研究，未来至少可能出现三个趋势。

（一）重视职业补习教育思想的研究

从已有成果来看，大多数侧重于职业补习教育实践和制度层面的梳理，而缺乏理论上的探讨。随着研究的推进，学者们在研究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办学实践的同时，开始关注职业补习教育思想的研究。从数量上看，国内公开发表的职业补习教育思想的文章有2 篇，分别是顾琪章的《沈光烈职业补习教育思想述评》和谢德新、谢长法的《何清儒的职业补习教育理论探析》。此外，顾树森、江恒源、杨卫玉、陈选善、王志莘、钟道赞等人物，都是民国时期从事职业教育理论研究或办学实践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职业补习教育都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也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和探讨，他们的职业补习教育思想构成了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的理论体系。因而，这些人物思想的研究应该很快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将成为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思想研究的主流。

（二）加强区域职业补习教育的研究

不难发现，虽有少量成果对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进行整体研究，但仍有待于进一步具体、细致和深入。同时，不少研究成果描述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办理的职业补习学校，对职教社之外的职业补习教育很少提及。从已有研究来看，有少量公开出版或发表的成果涉及区域职业补习教育的研究，其中，刘志超的《东北职业教育史：1932-1949》、申国昌的《守本与开新：阎锡山与山西教育》和谢培的《上海解放前的职业补习教育》就分别涉及到东北、山西和上海的职业补习教育。除此之外，全国其他地方的职业补习教育也将会陆续得到加强，因为区域职业补习教育的研究既能够较好地弥补和规避已有研究不够具体和深入的问题，又能很好地彰显地方职业补习教育的特色，进而充实和丰富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的研究。

（三）研究视角的多元化

诚如有学者所说，衡量一篇学术论文的价值，要看它是否具备新材料、新视角、新观点这“三新”，并着重强调“视角就是观察问题的角度，视角的变化也就意味着视域的拓展”[29]。可见，研究视角的选择对于论文学术价值和学科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的研究要突破已有研究的瓶颈，取得新的进展，应该采取多元的视角来进行研究。

有学者谈到，在引入新的视角对近代中国职业指导思想进行研究时，内涵外延、方式方法等内容有可能成为新的研究对象，而且应该对单个历史人物的职业指导思想的某一项内容进行综合性的专门研究[30]。无疑，这对研究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思想也具有借鉴价值。因此，在研究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思想理论时，可以从基础概念来进行专门研究，这些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也需要采用新的视角。同时，还可以采取成人学习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视角对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进行跨学科研究。

最后，除单独对某个人物的职业补习教育思想或某一地区的职业补习教育进行研究外，对不同人物的职业补习教育思想或不同区域的职业补习教育进行比较研究，有可能会成为今后研究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的学术增长点，这也需要研究者采取新的研究视角。

[1][2]汪光华.引进与调适：中国近代职业补习教育发展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8： 250-252， 246.

[3]黄嘉树.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124-129.

[4]吴玉琦.中国职业教育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142-155.

[5]米靖.中国职业教育史研究[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 266-267.

[6]谢长法.中国职业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1： 234-235.

[7]刘志超.东北职业教育史：1932-1949[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9： 121-132.

[8]申国昌.守本与开新：阎锡山与山西教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8： 327-337.

[9]谢培.上海解放前的职业补习教育[J].上海成人教育， 1996(6)： 44-45.

[10]汪光华.民国学者对职业补习教育的理论研究[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2005(2)： 112-115.

[11]汪光华.近代职业补习教育的理论研究[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3)： 19-22.

[12]汪光华.中国近代职业补习教育的发展与启示[J].职教论坛， 2005(7)： 6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