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又萍

在重庆的记忆中，有这样一位异乡人应该被铭记。一百年前，在中国由古老迈向近代的关键里程上，他是维新运动的一个火炬手；而重庆，是他维新、创业的一个重要舞台。他，就是宋育仁。

早期改良主义者

甲午曾创惊人之举

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四川富顺人。幼年不幸，5岁丧母，11岁丧父。后随伯父到四川广汉读书，17岁考取秀才。1875年，进入当时四川新式的最高学府尊经书院学习，为该校的高材生。1885年，宋育仁写出《周礼十种》，为“托古改制”提供了蓝图，康有为的《新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都受到其影响。1886年，宋育仁进京会试中进士，留京在翰林院任职。但当时权势很盛的翰林院掌控在慈禧太后的党羽手中，他这个革新思想极重的“狂才”自然不会受到重用，因此郁郁不得志。

中法战争中，洋务派新政破产，宋育仁对他们所谓的“求强求富”道路产生怀疑并批判，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1887年，他完成了第一部代表作《时务论》，阐述变革主张，倡言向西方学习，提出“君民共治”，引得朝野注目。

1894年，宋育仁出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着意考察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积极策划维新大计。甲午战争爆发时，在获悉清军平壤溃败、黄海海战失利后，宋育仁情急之下产生了一个大胆设想，希望能出奇兵反败为胜。当时公使龚照瑗回国述职，宋育仁暂时代其职务。他与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等密谋，购买英国卖与阿根廷、智利的兵舰五艘、鱼雷快艇十艘，招募澳大利亚水兵两千人，组成水师一旅，托名澳大利亚商团，以保护商队为名，从菲律宾直攻日本长崎和东京。谋定后，宋育仁等一面报请朝廷批准，一面又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联系，以取得这些封疆大吏的支持。同时，宋育仁与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夹甫士、英国康敌克特银行经理格林密尔等商定：由中国与康敌克特银行立约借款两百万英磅、另战款一百万英磅，以支付兵船购买费用。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其所购舰只备齐了枪弹武器，各级战斗人员也已经募集妥善，组成了一支有力的海军，准备交由前北洋水师英籍提督琅威里率领。

但此时，返职的公使龚照瑗闻知此事，以妄为生事电告清廷。清廷这时已打定了和日本媾和的主意，李鸿章坚决反对宋育仁等人的做法。慈禧也认为宋育仁“妄生事端”，立即下旨将购船募兵等事一概作废，同时电召宋育仁速速回国。在回国途中，宋育仁写成《借筹记》，详详细细地记录了这件事的经过，以表壮志未酬之情。

战后，清廷打算对宋育仁作进一步处理，但宋育仁这一惊人之举牵连、涉及的人物太多，有朝廷重臣，还有外国人士，知晓此事的人对他的遭遇更是深表同情，所以，清廷也有所顾虑，没再深究，只是收缴了他出使时赏赐的二品顶戴，降回四品，回翰林院供职。1895年3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国人群情激愤。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推动并组成中国第一个维新改良政治团体“强学会”，宋育仁毅然参加，并任都讲，主讲“中国自强之学”。

奉旨回川兴商办学

1896年春，宋育仁《呈清理财政折》由翰林院代奏，提出理财四事：开矿、铸币、设行、行票，阐述其经济思想与主张。国子监祭酒张百熙以宋育仁熟悉外洋工商之学，举荐他回川办理商务、矿务。

当年3月，宋育仁奉旨回川，到重庆办理矿务、商务，积极推动四川的维新运动。抵渝后，他广泛联络志士，鼓动当局设立商务局，并允许老百姓投资，先后兴办了洋烛、煤油、煤矿、玻璃、白蜡、卷烟、药材等公司。宋育仁提出兴办公司的目的，就是“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所办企业的原则是“不招洋股，不借洋款，不动官款”，“官归官本，商归商本，分设官厂商厂，彼此各不相涉”，“官商股分开，各公司自主，商务局不过问”。这些举措，使四川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优沃的土壤，一时间，重庆、成都、泸州等地的民族资本实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可以说，重庆城市近代化的形成，宋育仁功不可没。

宋育仁兴办实业的同时，还着手创办宣传变法维新的报刊。1897年10月，他联络杨道南等在重庆创办四川第一家报刊《渝报》（旬刊），成为四川报业第一人。《渝报》开宗明义地把“开风气”载入办报章程，着力介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披露中国危局，提出改革主张和方案，为国家富强与四川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呐喊，成为四川维新运动的重要宣传工具。《渝报》与上海《时务报》、长沙《湘学报》遥相呼应，还代售沪、湘、澳门等地的维新报刊。

《渝报》是一家民营刊物，宋育仁任总理（即社长），杨道南为协理，潘清荫、梅际郇分别为正、副主笔，还有翻译一人及编纂、缮校、司帐、排字职工若干人。总理以下有薪给。在初开办时，即建立了报馆规模。

馆址先设渝中区白象街，后迁来龙巷。该报以士大夫为主要读者对象，不设专职记者，而在各府州县委托一人采访消息，并代为售报。同时，向社会征稿，并转载其他报刊的文章和消息。

《渝报》的特色在于发表时论文章和译文，疾呼救亡图存，鼓吹维新变法，开阔了巴渝人士的视野。《渝报》创办栏目五个：首为“谕旨恭录”及“折奏摘要”，次为“译文择录”，三为“报局新论时务”，四为“中外近闻分录”，五为“川省、渝城物价表”。

《渝报》的发行，除报馆零售外，在省内还设立成都、嘉定、夔州、顺庆、资州、绵州、雅州、遂宁、泸州、酉阳、忠州、涪州、万县、梁山等22个代派处，省外有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26个代派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898年4月第15期后，《渝报》因宋育仁应聘至成都尊经书院而停刊。但宋育仁赓即在成都创办的《蜀学报》，实为《渝报》的继续。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害，宋育仁也遭罢黜，从四川解职后返回北京，此后便蛰居京城。

辛亥革命后，宋育仁任国史馆修纂，后为代馆长。1914年，袁世凯鼓吹复辟帝制，宋育仁站在清朝遗老的立场上反袁称帝，被拘于京师步兵营数月。在袁氏篡权“劝进”丑剧中，宋育仁“佯狂”斥袁，坚不就范，被押解回籍。

此后十余年，饱经沧桑的宋育仁在成都东郊由当局赠与的丘陵坡地（今三圣乡幸福梅林）建起“东山草堂”与果园、莲池，自嘲：“凭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山种树书。”其实，宋育仁半年居乡，半年居城，进行着文化薪火的执著传递，他主修的清嘉庆以后惟一一部《四川通志》及家乡的《富顺县志》，皆为不朽之作。1931年12月5日，宋育仁辞世，葬于东山。

宋育仁的重庆之行，成为了这座城市永远的记忆。

（作者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杨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