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锋

1942年4月17日，中美文化协会向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飞虎队）献赠《海鹰图》。次日，美国空军中校杜立特率领16架B-25轰炸机远袭日本本土。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远东战场上的这两件事，本来毫无关联，却因某种“巧合”，联系在了一起。而将这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就是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

飞虎队获赠《海鹰图》时称：空中进攻日本必及早实现

1942年4月17日下午4点半，中美文化协会在重庆国府路（今人民路）范庄孔祥熙官邸举行盛大的游园茶话会。同时，举行向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献赠巨幅国画《海鹰图》典礼，以表彰飞虎队在华作战的辉煌战绩。

《海鹰图》由4幅合成，纵7尺，横1丈，上绘海鹰33只，纵横在怒涛澎湃的海上。此画为中央大学国画教授许士祺创作，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画面右角题写“壮志凌云”四字，下书“中美文化协会敬赠”。

典礼由中美文化协会会长孔祥熙主持，到会的有宋庆龄、宋美龄、宋蔼龄，美国大使高思、英国大使薛穆、苏联公使艾格鲁斯、荷兰公使白鲁格、土尔其代办戴伯伦、印度驻华总代表沙福莱，美、英、苏、比、法、荷、澳等国使馆官员，美、英军事代表团团长及成员，飞虎队代表霍华德，以及国民政府秘书长吴铁城、参谋总长何应钦、宣传部长王世杰、重庆市市长吴国桢等，共400余人。

中方在此时举办如此大型的活动，是有深刻意义的。

自1940年“九一三”璧山空战和1941年“三一四”成都空战后，由于中国空军飞机落后，无力对抗日本空军“零式”战斗机，被迫采取“避战”战术，日寇肆虐在中国的天空已有1年多时间。

不过，自飞虎队组建以来，在短暂的几个月时间内，不断击落大量敌机，在保卫滇缅国际援华运输线上逐步取得制空优势。

同时，1942年4月11-18日，正值美国发起募捐援助中国的“中国周”活动。因此，中方想借此次活动，提振人民抗战的斗志，并争取美国对中国更多的援助。

典礼在音乐声中揭幕，先由孔祥熙以中英文致词，继而请中美文化协会名誉会长、飞虎队名誉队长宋美龄演说，后由飞虎队代表霍华德中队长致答词。词毕礼成，宾主略进茶点后，放映了飞虎队及滇缅公路五彩新影片，晚7时许始散。

宋美龄在当天发表的演讲词全文如下：

孔会长及各位朋友：

今天我得以中美文化协会名誉会长的资格，代表本会献给中国空军美志愿队这个纪念品，由霍华德队长代表接受，深感欣幸。

霍华德队长你所代表的空军志愿队，打击日寇勇武无伦，被称为“飞虎”，我全国远近没有一个不是怀着爱慕的心理而传诵着“飞虎”的威名。这个纪念品是艺术家许士祺先生绘的一幅鹰隼。鹰是你们美国的国徽。而其行动时的庄严、敏捷、准确的英姿，一如空中斗士，可以说是空军天生的弟兄。所以，把这幅画赠给空军美志愿队尤其来得适当。

再则，鹰在离地高飞翱翔空中的时候，往往能高瞻远瞩，毫无错误的发现目标。我空军美志愿队也有同样的能力。

据说凡百动物之中，只有鹰，不论是否羽毛丰满，都能视太阳而目不一瞬。空军美志愿队也是如此。你们注视着日本西薄崦嵫的夕阳，同时骄傲地浴着我中国旭日初升，温暖光明的光芒。

因此，你们不仅有了猛虎的勇力，现在又增加空中之王——鹰的诸种特质。

我不想多费时间歌颂你们的功绩，但对于你们战绩的纪录，若绝不一提，也是不应当的。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法国拉斐约德航空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之内，击落57架敌机，于是声誉鹊起。可是你们空军美志愿队的战士，在中国作战不到4个月的时间之内，击落了二百架以上的敌机。由于你们科学技术的进步，训练的精良，当然有现在的成绩。更可钦佩的是你们已达到了贵队司令陈纳德少将最高的期望，而光荣地承袭了拉斐约德作战的传统。

你们以沉毅的耐心，镇静的胆略，使你们能面对着敌人地上炮火，空中弹射最剧烈的火网而应付自如。你们使敌人心中存有惧惮畏怯之心，不能凭着数量众多而与你们遭遇。

我说到此地，应该向肖特先生在天之灵一致敬礼。肖特先生是1932年淞沪之战中，第一个为中国捐躯的美国空中战士。我们可说他是美国志愿队的先躯。肖特先生以及其他为了中国自由，人类自由而慷慨牺牲的一切的美国义务战士，将永远生存在我全国同胞的心中，万古不朽，永远受到我们的顶礼。他们曾用宝贵的血液，来灌溉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根苗。他们用青年热烈的精神，来加强我们的勇气。我们中国人对于他们真要视作自己的同胞。

今天献赠的这个纪念品与锦旗，将为我太平洋东西两岸两大民主国家亲密如同胞手足的表征。我又是空军美志愿队的名誉指挥，这些礼物足以表示我中国国民，对无畏无怯的本队美籍空中战士的崇敬与钦佩。我尤其感觉荣幸。

飞虎队代表霍华德在答词中，除表示感谢外，还宣称：空中进攻日本必及早实现。

孔祥熙、宋美龄、霍华德等人的演讲词，均经国际广播电台播送美国，并由美国联合广播公司转播全美。但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连霍华德本人也不敢相信，他的一句“空中进攻日本必及早实现”，居然不到24小时就实现了。

这个“空中进攻日本计划”与重庆有关。

18小时后，杜立特机群成功空袭日本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次日，美国向日本正式宣战。

21日，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到会的各部委将军立即制定以牙还牙的对日报复计划，轰炸日本本土。该计划由美军的一个机密小组筹划，他们提出一个大胆的构想，即以改装后的陆军远程轰炸机为主，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日本，然后返回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机场。

1942年2月21日，《轰炸东京意见及申请书》正式呈报美国陆军航空队指挥部，内容大意如下：

本计划的目的：本计划轰炸日本本土，虽然不能造成日本本土巨大混乱及损失，但可达到使日军撤回海外部队，回防日本本土，而减少海外各战区兵力，进而有利于盟军其他战区的目的。

本计划实施方式：

（1）将轰炸机停放在航空母舰上，驶到日本本土近海420公里至500公里处，让轰炸机起飞，分别空袭东京区、横滨区、名古屋区、大阪区及神户区各有关军事目标。

（2）轰炸机群由东南方向进入日本后同时轰炸，然后脱离现场，转向西南方向之中国浙江衢州、丽水、玉山及建瓯等附近几个机场，飞机落地后加油再飞至中国重庆的空军基地。

（3）在整个计划中，每架飞机自航空母舰上起飞算起，轰炸任务完毕后降落到第一个加油机场，最大航程为3600公里连续不着陆飞行。

（4）此次轰炸，计划使用16架B-25轰炸机，最大载油量为4158公升，可实际飞行距离为4320公里（通常飞机油量除到达目的地，再多加保险系数之162公升汽油），B-25轰炸机已设置了辅助油箱在炸弹舱上方，此油箱为橡皮制，容量为660公升，此辅助油箱的改装工作已在进行中，共准备了24架，其中8架为备用机。

（5）轰炸目标时间定在白天，因为白天轰炸精准度较高，因此B-25轰炸机自航空母舰起飞的时间，定为天亮前4至5小时，以便拂晓时抵达各自目标，在完成任务后，前往中国机场加满油，立刻转飞重庆，预计在傍晚可抵达重庆空军基地。

（6）自航空母舰起飞B-25轰炸机的可能性，海军已在弗吉尼亚海面进行试验，起飞载重量为11800公斤，据计算B-25轰炸机在航空母舰上的最大起飞重量可达14000公斤。海军已选定“大黄蜂”号新航母舰为此次任务之用。

（7）此次轰炸任务所需的燃烧弹，要求体积小重量轻，但可发挥最大燃烧效果，此种燃烧弹已在制造中。

（8）加油机场地点，已紧急通知驻中国军事代表团，将在几个机场放置B-25所需的75000公升汽油、润滑油及其他补给品，此要求也通知了美国航空顾问陈纳德上校。

（9）本计划亦通知了中国政府，内容为美国一批轰炸机将自缅甸方面进入中国，从中国基地加油再去空袭日本。空袭完后还会飞回这些机场，此种通知方式只为了保密，以免给中国政府的情报落到日本人手里。

（10）目前执行此任务的负责人为杜立特中校，并由他负责训练所需的空勤机组人员，每架B-25将设置3名军官、2名士官，机长1人，副机长1人，领航官兼轰炸员1人，通讯士官1人，机枪手兼机械士官1人。队员中将快速训练能讲几句中国话的机组人员，每3机为1分队，因为此任务有高度危险性，因此所有组员采取志愿方式。

作为杜立特轰炸日本本土计划的一部分，杜立特机群完成轰炸任务后，应降落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机场，加油后飞向最终目的地——重庆。

但为了保密起见，美国陆军航空队总司令阿诺德将军并未将该计划的任何内容告诉即将派往中缅战区的史迪威将军，只要求他到达中国后，在选定的机场存放轰炸机所需的一百号特别汽油，以及一些航空润滑机油。同时，美国也发电报给美军在重庆的军事代表团，正式通知蒋介石，在4月初以前，务必在中国的浙江、广西、江南一带选择4-5个机场，加修跑道，以备美国派来的轰炸机协同中国作战。

1942年4月2日，载着杜立特机群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驶离旧金山。4月14日，“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在北太平洋阿留群岛与中途岛之间指定区域与“企业”号航空母舰会合，继而由14艘各型军舰护航，组成特混舰队，驶向日本。

4月18日清晨7点30分，特混舰队在距离日本本土尚有725英里的地方，被正在该海域游弋的日军巡逻船“日东丸23号”发现，“大黄蜂”号航空母舰通讯室随即监听到这艘舰艇发出了日本电报。特混舰队司令哈尔西中将当即下令护航的驱逐舰将敌船击沉。

为此，原定于19日清晨才起飞的杜立特机群只能提前采取行动。

8点20分，杜立特驾驶的1号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第一个起飞，时距飞虎队代表霍华德在重庆宣称“空中进攻日本必早实现”才14小时左右。至9点21分，其余15架飞机全部成功起飞。

12点30分，杜立特机群飞临日本本土，并实施了轰炸。杜立特机群在完成对日本东京、横滨、横须贺、名古屋、神户和大阪等预定目标轰炸后，即向中国方向飞去。

杜立特几经周折来到重庆

按照原定计划，中国方面应做好迎接杜立特机群降落的所有准备工作。但由于中国政府并不知道美国有轰炸日本的计划，且由中国军队控制的沿海地区机场仍处于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因而各项工作准备得极为仓促。

4月5日，一架装有无线电发报机及一些专用于飞机辅降电子设备的运输机在降落时，因天气恶劣失事，重要的无线电设备全部摔烂。4月12日，史迪威派去浙江两机场检查工作的两架飞机，也在降落时出事。

当杜立特驾驶的飞机接近衢州机场，拼力使用无线电呼叫地面时，机场方面毫无反应。实际上，即使电台未被摔坏，地面也无法收到飞机的呼叫。因为保密起见，中方被告知要在19日清晨后才能开机使用特定的频道。

杜立特在回忆录中曾提到，当他的飞机接近跑道时曾看到一排跑道灯，由于地面人员未接到任何通知，还以为是日机来袭，即紧急将跑道灯关闭，这一阴差阳错导致没有一架飞机成功降落到中国机场。

由于杜立特机群未在预定区域起飞，其飞往日本的航程比原计划增加了几乎一倍，大多数飞机还未飞抵预定降落机场，就燃油耗尽，被迫采取迫降或跳伞的措施。其中，第3号机的机枪手在跳伞时，不慎跌落悬崖，成为空袭行动中丧生的第一人。第6号机在迫降海面时，投弹手和机枪手不幸溺水身亡，其余3人在途中被日军发现，成为俘虏。第8号机因漏油，飞向苏联远东地区，降落在距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以北40公里处的一座机场，其机组人员被苏联当局扣押，长达13个月。第16号机迫降后，机组全体成员5人被日军俘虏。其余13架飞机的65名机组人员除1名来不及跳伞牺牲外，全部被中国军民营救。

4月19日，重庆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国民公报》、《大公报》、《新蜀报》等各大报均在头版头条刊登了盟军飞机轰炸日本的消息。时距各大报报道中美文化协会向飞虎队敬赠《海鹰图》仅间隔了一天的时间。《大公报》还发表了社论《轰炸日本岛》，称：“同盟国空军开了轰炸日本岛的纪录，我们听了这消息，极为兴奋。轰炸日本，不仅能给它物质的损害，并给它以精神的打击。轰炸日本这件事，一能动摇日本的人心，二能影响日本的士气，三在军事上使它不敢畅所欲为，须留些空军看家。”“好！轰炸日本，惩创侵略者，这是同盟国制胜的捷径。美国空军展开了轰炸日本的纪录，我们谨以同盟国舆论的名义表示钦敬之意，并望再接再厉前往轰炸！”

杜立特与他的部分机组人员几经周折，最后终于抵达了本次行动的目的地——重庆。4月30日，杜立特等人接到通知，蒋介石和宋美龄要见他们几位在重庆的队员。杜立特一行人受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热情接待，宋美龄还为每位到场的飞行员亲自戴上了中国政府授予他们的“三等云麾勋章”。

1942年5月5日，杜立特等人搭乘一架中国航空公司的DC-3运输机，离开重庆，开始了他人生中又一次新的征程。

（作者系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特约研究员。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杨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