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内涵的抽象化与意象的艺术升华

2014-04-17刘婧桂胜范长煜

江西社会科学 2014年1期

■刘婧桂胜范长煜

“君子”一词分为“君”、“子”两部分，“子”是古代对人的尊称，“君”则有多重含义。《诗经》中“君”指男子、丈夫以及在位之人，如“未见君子，忧心忡忡”(《诗经·召南》)。《周易》中“君子”多指贵族阶层，君王、君主等，如蛊卦《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礼记》中“君子”特指有才德、好学之人，“博文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礼记·曲礼》)。孔子把“君子”作为社会的理想人格类型，不断强调“君子”作为道德精英，在修身以及与人交往中应该注重的言行标准，内外兼修，“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倡导“君子”从内向修身和外向修身两个层面来达到重建“礼”的秩序，平衡“道统”与“政统”之间的关系。[1](P124－128)自孔子后，在儒家思想里，“君子”一词具有德性上的意义。《论语·宪问》:“君子之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君子”应该做到“仁、智、勇”，后世儒家不断充实“君子”的内涵，文人骚客从艺术升华的角度，通过观物取向也丰富和完善了“君子”的内涵。

一、比附意象:道德意蕴的社会意识

(一)玉的美学象征

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呈现”[2](P142)，美学就是研究美的艺术。“玉”的美学内涵是玉文化的基础和前提，正因为“玉之美”才使得玉石从石材中“脱颖而出”，成为玉文化的象征符号。春秋时期，本为自然物质的玉石被人为地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象征着坚贞、高尚、圣洁、瑰丽的品质。孔子云:“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礼记·聘礼》)“玉”用来诠释美好的事物，如“玉人”、“玉手”、“冰清玉洁”、“美人如玉”，形容温婉可人的圣洁形象。《诗经》中有很多以玉喻女子的句子，如“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族”(《魏风·汾沮洳》)。被比喻成玉人的人，并不都是女子，也被用来指男人，如“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卫风·淇奥》)，喻有德行的美男子已然经历千锤百炼，雕琢成器了。

(二)玉的道德意蕴

《说文解字》中称:“玉，石之美。有五德者，润泽以温仁之方也;思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專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洁之方也。”[3](P9)这五德也隐喻了理想人格——“君子”的内涵:温润仁和善施恩泽、内外一致胸怀坦荡、深谋远虑文扬四方、坚贞不屈宁折不弯、廉洁自律，“出淤泥而不染”。所以“君子”应该佩玉，“古之君子必佩玉……凡带，必有佩玉，唯丧否”(《周礼·玉藻》)。“君子”佩玉就是为了提醒自己应该不断修身养性，达到玉的五德，通过比附玉德揭示“君子”的道德意蕴，以玉德比君子之德。

《礼记》记载:子贡问孔子为什么君子贵玉而贱珉(一种近似于玉的石头)，是否因为玉稀少而珉较多?孔子答道:“非为珉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长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①玉的天然品质被附上文化的内涵，这是比附意象中道德层面的含义，“比德于玉”，正是象征着德行的缘故。玉德有十一种，这也正是儒家所倡导和弘扬的“君子”的道德内涵。

(三)玉的社会存在

先秦早期贵族对玉怀着一种特殊的情感，“由于玉是美丽而不朽的物质，玉器更是先民用以沟通人神的礼器，无论其造型、花纹，或是上面所刻的符号，常都隐含了特殊的、形而上的意义”[4](P15)。近年来考古中发现古代墓葬中大量玉器，如1976年安阳妇好墓的发掘中大量玉器被发现[5](P204)，1981年延安市碾庄公社芦山峁村出土的大批玉器[6](P84)。1983年河南光山县宝相寺春秋早中期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玉器一批(玉器185件)[7](P71)。并且“殷代的玉雕技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8](P994)。这些都说明了玉与早期贵族的密切联系，体现了早期贵族对于玉器价值的肯定。

“玉”的美与理想中的“君子”的高尚品格相似，“君子”言行端正、品德高尚、内外兼修，“君子”的魅力是由内而外的，正如玉的光芒是凛于内而非形于外的，“君子”应该佩玉在身，用玉的品质来警醒和规范自己的言行。因此中国人敬玉之德、爱玉之美、赏玉之质，藏玉的风气较盛。不仅如此，民间传说认为玉有灵性，佩戴一段时间后可与人性相通，其间纹路可以变幻。民俗文化甚至认为玉可以帮人消灾挡灾，长时间佩戴的玉器消失不见或破碎说明了玉帮人抵挡了命中的劫数。这也说明了中国玉文化中的民俗根源以及人对玉所寄托与附加的社会情感。另外在古代“君子”吞玉而亡，即使死去也要与玉相伴，这也揭示了“君子”与玉文化之间特殊的文化内涵。

(四)玉比“君子”的社会意识缘起

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到:“并不是任何支配都会利用经济手段，更不是任何支配始终都有经济目的。然而，统治一个数量可观的人员群体，通常需要一个班子，这是一个通常能够受托执行总体政策和具体命令的特定群体。这个行政班子的成员必定处于习俗、情感纽带、纯粹物质上的利益情结、理想动机而服从他们的上司。”[9](P318)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周朝的统治权威被破除。各国君主为了使其政治权威合法化，他们也需要一大批思想精英作为智囊团为他们出谋划策，给政治舆论造势，论证其统治地位的合理性，使统治者不仅在政治决策、经济行为、社会管理上统治人民，同时也从思想和文化上统治人民。这时，倡导“君子”等理想人格的知识分子阶层作为道德高尚的代表群体出现，这也就是韦伯所说的“行政班子”，他们的行为就是整个社会的典范，同时他们作为道德原则的有力实践者，其社会角色被社会结构不断强化，这也是文化精英与统治集团的双赢。为了接近“道”的层次，他们在自然界中寻找与这种理想人格类型相似，同样象征高尚的道德品行的事物，来表达一种既立足于当时的社会意识，同时具有超越这种主体意识的精神境界。他们将玉的温润坚固象征“君子”品行，将打造玉器的精雕细琢象征“君子”修身的砥砺和磨炼，将玉的自然之美象征“君子”温润含蓄、外柔内刚的美好品格，把审美需求、道德修养以及实用价值三位一体的伦理人格修养用比附的手法展现出来。

二、观物取象:现实意蕴的内涵升华

汉代以后，早期贵族阶层没落。两晋时期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作为文化精英需要寻找新的意象来展现“君子”的内涵。隋唐时期科举制拓宽了人才选拔的渠道，知识精英从森严的门阀世袭制度中解脱出来，他们也需要更多的意象来代表自身形象，梅、兰、竹、菊“四君子”出现在士大夫阶层的生活与文学创作中。他们在自然界的现实生活场景中观物取象，借助梅、兰、菊、竹的植物特性——梅花的高洁、兰花的清幽、竹子的高节和菊花的淡泊来完善“君子”的内涵，从而达到“君子”内涵的升华。植物中，竹子被称为“君子竹”，兰花被誉为“花中君子”，本文以“君子竹”、“君子兰”为例，探讨“君子”的内涵。

(一)君子竹

古代文人墨客喜爱竹子，称竹子为“君子”。宋代文人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苏轼《于潜僧绿筠轩》)竹子天生有节，正好寄寓了文人理想中的气节，这种像竹子一样绝尘脱俗、虚怀若谷的气节和精神力量是支撑苏东坡被贬斥期间重要的人生信念。另外竹子还具有的特性有耐寒、挺立、洒脱、遗世而独立，中空喻虚心，节节高喻积极向上的个性，这些特质也是文人墨客所赞赏的优良品质，这也是社会对于“君子”等理想人格的道德要求，所以竹子被称为“君子竹”。《咏竹诗》:“生死挺然终抱节，枯荣偶尔本无心。比肩耻与蒿莱伍，强项不容冰雪侵。”(王寂《次韵郭解元病竹二首》)形容了竹子坚毅不屈，不与蒿莱为伍，不惧冰雪的精神风貌。“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才老更刚。曾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霜。”(王安石《与舍弟华藏院此君亭咏竹》)竹子虽然与蒿藜同沐阳光雨露，然而它的气节却像松柏一般经寒不凋，这既是说竹子的高风亮节，也是说“君子”作为理想人格典型的行动准则，“君子”应有的高尚品德。此外竹子具有很多现实取向的优秀品质，如竹子年年岁岁生长，有荣无枯，有“君子”之风范;柔韧但难折，左右逢源，有“君子”之风度;四季常青且生命力旺盛，有“君子”之风骨。这些品质投射于“君子”高尚的品德意蕴中，并与之相互映衬，从而丰富了“君子竹”的概念内涵。文学创作中托物可以言志，托竹言志则可以勉励后人，这些附着于竹上的崇高人格特质作为社会道德标准流传下来，成为后世理想人格的规范。竹因此在文人笔下逐渐被当成现实生活世界中以物比象的象征符号。

东晋“竹林七贤”就是一群以竹为伴、自视清高、崇尚气节、不追求俗世荣华、只追求率性自然的文人。嵇康以生命的代价拒绝司马昭的出仕邀请，这也作为“君子”率性而为、不惧权贵、追求身心自在的典范，被后世文人墨客所赞赏。《广陵散》中所体现的激越高义正蕴含了正人“君子”不畏权势、不为环境所改，虚心吐纳怡然自得的气质和自由率性、不为荣华、不惧权势、顶天立地的崇高人格和精神境界。

(二)君子兰

在中华文化中，兰花象征着“君子”在道德修养上自尊、自强、自爱、自信的高风亮节。“幽植众能知，芬芳只暗持。自无君子佩，未是国香衰。白露沾长早，青春每到迟。不知当路草，芳馥欲何为。”(崔涂《幽兰》)取兰花的内敛含蓄、芳香自持的意象来寓意“君子”内秀的本质。兰花也是真诚、典雅、高洁、美好、坚贞不渝的象征。兰花风姿素雅、花容端庄、清香远逸、气质高贵，历来作为高尚人格的象征，被世人称为“花中君子”。唐朝李世民《芳兰》诗云:“春晖开紫苑，淑景媚兰场。映庭含浅色，凝露泫浮光。日丽参差影，风传轻重香。会须君子折，佩里作芬芳。”印证了“君子”与兰之间内在的联系，“君子”配兰也是言志的方式之一。明朝词人薛网写兰花的高贵品质:“我爱幽兰异众芳，不将颜色媚春阳。西风寒露深林下，任是无人也自香”(薛网《兰花》)。兰花幽香清远、气质脱俗，却从不孤芳自赏，高洁清幽，不刻意取悦媚俗，不因清寒而改节操，不因无人欣赏而不芬芳，这种品质与“君子”的不屈时势、自立自强、孑然独立的内在修养相似，这种清逸典雅的圣洁象征“君子”洁身自好的美德，加上香、形、色三种美态兼备，历来为文人墨客所钟爱和赞颂。孔子曰:“芝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孔子家语·在厄》)称赞“君子”卓尔不群、孑然独立、修道立德、穷困之下依然不改气节的美好品质。屈原在《离骚》中说:“扈江离与薜芷伫，纫秋兰以为佩。”将兰作为佩物，体现其洁身自好，远离流俗的情操，同时也抒发了自己出淤泥而不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而苟合取安的人生态度与广博胸怀，这也是正人君子的高风亮节与胸襟坦荡的完美体现。

君子之交淡如水，人们将真挚纯洁的友谊，称为“兰谊”，故有“结义金兰”之称;君子嫉恶如仇，则有“兰艾同焚”、“兰摧玉折”之用;君子性情高雅，恩蕙长留，也才有“兰质薰心”、“兰薰桂馥”之赞。君子志趣高雅如兰，生于绝壑幽崖、馨香环绕、抱芳守节、不求闻达。“兰生幽谷，无人自芳”也合乎君子不落俗囿、孤独清高、宁静致远的个性。这些都是对于兰品性的赞赏，观兰之性而取象，对于社会理想人格的典范——“君子”提出道德修养层面的要求。

(三)观物取象的内涵升华

这种从竹、兰中观物取象所提炼的美好品质也是中国古代士族阶层所强调和推崇的，这也反映了文化精英对于自身道德层面的崇高追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称“上流阶层为了与普通人区别开来，会树立自身独有的社会群体活动逻辑，这一社会群体采用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味”[10](P310)，来实现其社会等级的再生产。两晋以后士大夫阶层作为社会中的文化精英，他们“出则仕，退而隐”，这种不稳定的生活方式也使得他们寻求精神上的寄托，他们需要标榜出文化精英与普通人的不同之处，于是在艺术品位以及文化内涵上形成这种观物取象，以物喻自身的生活形态，这种生活方式也在时间向度和空间向度上被角色化，从而成为文人标榜身份的象征。

三、艺术凝合:离散意蕴的生活抽象

16世纪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11](P151)，普通的生活世界以及人物形象是艺术素材的提供者和原型，艺术家经过艺术加工和提炼，运用有序的情节设计，精练的语言描述，夸张的场景渲染和矛盾的集中体现等表现出来，所以艺术是生活化的加工和提炼，来源于生活场景而又高于生活原型。在这里的生活世界指的是一个具有主体性、相对性特征，“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被经验到的世界”[12](P58)，事物随着个体自我主观视域的运动而发生变化。现实意蕴中的梅、兰、菊、竹经过艺术的升华与抽象，逐渐成为一种成熟的艺术形象。封建社会后期，艺术深入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更多的知识分子来自民间，他们对于已经角色化的“君子”形象有更加深刻的理解，甚至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对于“君子”的不同理解，他们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中蕴含的“君子”品格的内涵被进一步抽象化和格式化，这是一种艺术创作的需求，同时也是一种艺术凝合的手段，表现了生活世界中离散的事物走向发散创作空间。

(一)国画中的艺术凝合

元代文人画兴起，“花鸟、古木竹石、梅兰等题材的绘画在继承五代、两宋花鸟画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和明显的变化，水墨竹石梅兰等‘四君子’画尤为流行”[13](P334)，他们强调绘画中的笔墨趣味，通过笔墨表现个性，借物抒情，主要画家有赵孟、王冕、钱选、顾安、高克恭等。其中顾安以善于画竹而著名，他擅画水墨竹，喜作风竹新篁，用墨润泽焕烂，运笔挺秀遒劲，于李衎、柯九思外，自成一家。存世作品有《墨竹图》、《幽篁秀石图》、《拳石新篁》、《平安磐石》、《竹石图》等。借竹图而言志，表达对于竹的高风亮节、洒脱绝尘、虚怀若谷的赞赏，表明了自身不与歪风邪气同流合污的志向，这也是以“君子”的道德层次要求自己的实例。清代“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所画《风竹图》题诗:“波涛宦海几飘蓬，种竹关门学画工。自笑一身浑是胆，挥毫依旧爱狂风。”画竹以言志，表明自己不愿沉浮于宦海的节操，其中狂放之意，溢于言表，这也是经历过沉淀的“君子”人格标准在艺术创作和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古代文人的道德标准延续到后世已经成为一种内在的修身标准，“君子”的人格标准已经内化成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傲气，作为另一种力量抵抗统治者阶层的政治高压，这也成为一种可贵的民间力量存在于封建政治权力的夹缝中。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竹叶诗碑，巧妙地将诗句隐藏于竹画之叶中，把字、诗、画字融为一体，纵情山水、构思精细，巧夺天工。这也是封建知识分子艺术创作上的一大突破，同时也预示了民间知识分子修身养性的爱好以及对于政治权势的消极抵抗。

(二)郑板桥的艺术升华与“君子”的生活抽象

清代著名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书、诗、画均旷世独立，世称“三绝”，擅画兰、竹、菊、松、石等，尤其擅长画兰和竹。他曾做官十年，经历了官场的沉浮与黑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抱负难以实现，辞官以卖画为生。他一生历经坎坷，饱尝酸甜苦辣，看透世态炎凉，把社会现实揉进书画创作中，形成独特的艺术创作风格。

在艺术创作中，郑板桥借竹子的生物特性来象征“君子”的中空外直、宁折不屈、虚怀若谷、不畏逆境的特质。“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竹石》诗题)这是郑板桥对竹子品质的高度赞美。他擅画竹，并且把诗款题在竹石之间，以竹之“介于否，坚多节”表达自身孤傲清高的气节和形象。《兰竹石图》中云:“要有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固不在寻常蹊径中也。”以兰花为主题的画中，他借题发挥，借兰花的特征，透露出理想人格应该持平常心、胜不骄、败不馁的胸怀。《荆棘丛兰石图》题云:“满幅皆君子，其后以荆棘终之何也?盖君子能容纳小人，无小人亦不能成君子，故棘中之兰，其花更硕茂矣。”借一丛丛兰花中夹杂着荆棘来表达“君子”遇有小人，虚怀若谷、和睦共处、有容乃大的气质。在郑板桥的书画中，竹、兰、石都代表了人正直无私、坚忍不拔、光明磊落的高尚品格。他的题诗托物言志，立意深远，既是对于现实生活的逃避，同时也是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以及对于人性的思考，从而使得简单的画作有了现实的内容和丰富的思想，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

郑板桥的题画诗，是融合了艺术性、趣味性和思想性于一身的艺术创作形式，充分体现了“书画同源”、“用笔同法”的艺术趣味，既揭示了竹、兰的特性，也寓意了“君子”高尚的人格魅力，既是艺术风格上的提升，也是“君子”内涵的生活抽象。结合他一声的坎坷历程和孤傲风骨，最终形成人、画、诗、书浑然一体的人生境界。这种艺术的抽象化处理有利于规避对于现实的不满，也有利于艺术上的突破，这种突破不再是自然景物的描述与再现，而是具有独立创新精神的“君子”内涵的突破，自此之后“君子”不仅仅是现实意蕴的理想人格，同时也是高于现实的鲜活的艺术形象，实现了从修身要求到理想人格标准，再到抽象化成艺术形象的传承与延续。

东方哲学的混沌如一物的整体时空观，用一个模糊的定义去界定另一个模糊的定义，讲求意境上的契合，重视物象的非实体层面，从更为高远的层次去解释“君子”的内涵，从而避免了语言的定义中产生的误解和歧义。“君子”与物象之间的关系体现在中国文人笔下最受欢迎的梅、兰、菊、竹的具体形象中，从比附取象到观物取象，最后至艺术的升华与凝合，体现的是中国文化中对于“君子”内涵的抽象化的过程，从具体的修身标准——坚强独立、不屈不挠、不畏权势、洁身自好等高尚品格，到现实的物化形象——竹、兰，最后到艺术上人、书、诗、画浑然天成，揭示现实又超然于现实，这也使得中国艺术与本土文化相结合，走向更大的艺术创作空间。

注释:

①在《礼记·聘义》篇和《孔子家语》第三十三章问玉篇中都有出现。一说《孔子家语》是伪书，抄袭《礼记》，另也有证明《孔子家语》并非伪书。本文根据学界大多数学者意见，采用此篇出自《礼记》。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玉部[M].(清)段玉裁，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4]邓淑苹.晋、陕出土东夷系玉器的启示[J].考古与文物， 1999，(5).

[5]张培善.安阳殷墟妇好墓中玉器宝石的鉴定[J].考古， 1982，(2).

[6]姬乃军.延安市发现的古代玉器[J].文物，1984，(2).

[7]林继来.论春秋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玉器[J].考古与文物， 2001，(6).

[8]郑振香.殷人以圆为雏形雕琢玉饰之探讨[J].考古，1993，(10).

[9](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0]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