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美岚

如何在虚心学习、有效借鉴和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更贴近中国实际、全面反映中国现实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去正确解读和深刻阐释丰富而鲜活的中国实践和独特而具体的中国道路，并由此不断概括出思接古今、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进而打造出独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这对中国的理论界和学术界而言，无疑是一项极其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下简称“8·19”讲话)中着重强调，要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对于广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而言，只有在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深入把握时代特点和准确判断世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以饱满的激情提炼和打造出思接古今、融通中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致力于发展和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才能更好地为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推进“中国实践”、彰显“中国奇迹”，提供坚实的价值基础、理论支撑、内生动力和话语平台。那么如何才能概括和打造出思接古今、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发展和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我们以为，在始终秉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总体原则和根本理念下，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前提——比较视域的充分构建

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开放、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任何文化上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都离不开对人类已有文化的学习、借鉴和吸收。伟大导师列宁在谈及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文化时就曾这样强调:“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1](P285)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P285)。作为在揭示、阐释和破解“中国问题”过程中形成、发展并得到充分展示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形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着鲜明的实践品格与中国特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一成不变、原封不动的照抄照搬，也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原汁原味的完全复归，而是在始终坚持并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包容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优秀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创获并总结的新鲜经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对肩负着在中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使命的承担主体——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理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在中国继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任与神圣使命，努力构建起具有本土意蕴与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学科体系和话语系统。而要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与神圣使命，最为基本的前提就是要使承担主体——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建构起展开“古今中外”交流和对话的比较视域，即以“现代意识”与“世界眼光”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和“看待外部世界”。

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自近代以来在现实的文化选择方面，始终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三者之间的相互对峙、激辩与交锋，正是这种极富竞争性的文化比较与选择，有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因此，在这样一个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只有在多元文化思潮交织、交流与互动的比较视域中，才能更好地揭示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中国特色”。在思接古今、融通中外的交流和对话过程中，通过借鉴、利用和吸收多方的思想资源与学术营养，从而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能够提出富有洞察力和建设性的理论创见，进而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在深入探寻“中国特色”主题下构建不同文化之间彼此交流和对话的比较视域，这一现实需要还来自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的探讨，在当下业已成为一个极具世界性和开放性的课题与话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和国际地位及影响力的逐步提高，国际社会在不同层面及场合展开了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奇迹”的热烈讨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正在被国外学术界所热议，有关中国发展问题的话题正在被有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所提及，“中国因素”也日益成为西方国家的政要和学者们认识、分析和研判国际形势与世界格局的重要依据与参照。因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的大格局、大背景之下，作为置身于这一伟大变革、急速变化时代之中的中国学者，应当而且必须注重以“宽广的眼光观察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2](P2000)，通过自己极富个性与创见的理论建构，向世界传递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彻底打破西方世界对有关中国崛起议题的设置与话语垄断。这也即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注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具体而鲜活的经验，进行科学概括、提炼和总结，担当起在中国继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构建起具有本土意蕴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学术体系和话语系统，从而为我们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与理论支撑。

究其根本，所谓比较视域的充分构建，就是要在深入了解中西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之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自觉地将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同世界发展的潮流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把世界形势的变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世界格局的宽度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度，去科学分析和正确回答具有时代性、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中心问题，由此在这一迅速变化着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达到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的目的，即真正“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3](P83)。

二、基础——鲜活实践的科学总结

丰富、具体而鲜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始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形成、发展和不断创新的不竭源泉、根本动力和检验标准。深刻认识和把握这一特点和规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

事实上，正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所指出的那样:“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4](P57)由亿万民众共同参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为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提供了坚实基础和活力源泉。由于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而决定了“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5](P284)。毫无疑问，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不是来自书斋里的苦思冥想或信马由缰式的凭空虚构，而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直接参与、切身体验与全面观照，不断激发出破解各种现实难题的创造热情，并经由理性思考之后方能产生和显现的结果。如果脱离鲜活而生动的具体实践，而仅仅热衷于对西方学术概念、观念与思想的简单而直接的因袭与搬用，或仅仅停留在话语转换等形式上下功夫，是无法真正打造出对中国丰富而独特的发展实践具有解释力和指导性的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的。

需要特别加以强调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致力于理论创新时，必须始终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离开了这一根本点，所谓的理论创新必然会迷失方向、甚至误入歧途。与此同时，还必须时刻根据实践的发展需要来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这也成为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条件和基础。如果脱离了鲜活实践，马克思主义同样也会丧失其生命力，而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也就根本无从谈起。所以说，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如果脱离了亿万人民群众具体而鲜活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6](P365)。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中，“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7](P9)，由此使不断发展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够引领中国的发展进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够始终根植于中国大地，真切地表达和反映中国人民的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的要求，因而能够成为我们不断前进的精神旗帜和行动指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所揭示的那样，正是由于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的不同，决定了其发展道路必然拥有自身的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其根源也正在于我们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基本国情。应当说，注重在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历史进程中，着力打造思接古今、融通中外的，具有新的解释力和规范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学术体系和话语系统，其目的就在于用这些立足于实践所创获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去把握、阐释和解答我们正所处时代的发展趋势、精神特质和中心问题，凸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鲜活的时代气息和与时俱进的旺盛生命力。由亿万民众所共同致力并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其鲜活而生动的具体实践中蕴含着人民群众极为丰富的智慧、经验和创造，必然为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提供丰厚的思想资源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因此，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而言，只有置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仅“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且“善于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5](P283)，充分发挥和展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承担主体自身所具有的洞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使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的创造活动，始终建立在坚实稳固的基础之上。

三、取向——中华慧命的自觉接续

“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8]接续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这是提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实现民族文化创新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前提。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精神追求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和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滋养。“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定实践者，也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真正继承者。”[9](P620)由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接力探索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所以，要创新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中国人民共命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就必须始终植根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沃土，汲取并传承中华民族连续不绝的智慧及精神根脉，致力于用“中国智慧”去破解在中国实践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中国问题”。

显然，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从主要内容到表现形式必然都深深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展现出中华民族的风采，体现着浓郁而鲜明的民族特色，充分彰显出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正如张岱年所说:“民族主体性即民族的主体意识，亦即民族的自觉能动性，其中包含民族的独立意识、民族的自尊心等等……民族的主体性还含蕴着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民族文化的自主性。”[10](P261)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必须充分张扬民族文化的自主性，注重对中华民族历经岁月沧桑积淀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中蕴含的思想资源，进行符合时代特点、适应时代要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领悟并追随中国人民在漫漫岁月长河中不断汇聚凝结而成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力求从更深层面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相连互融;同时还要自觉、主动而娴熟地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致力于发展和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始终洋溢着中华文化的鲜明风格和生动气韵，由此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引领力。

文化是民族血脉与灵魂之所在。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的过程，就是一个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立足当代中国实践以创造中华新文化的过程。毛泽东早在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就曾这样指出:“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3](P77)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也曾强调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11](P358)显然，中华民族的强盛总是以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条件和前提。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并不是对自身固有传统的僵化固守，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发扬光大，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祖先的成就，只能用来坚定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而不能用来安慰我们现实的落后。”[3](P90)所以说，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就是要不断赋予作为中华民族突出优势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以崭新的时代内涵，由此不仅可以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本质内涵，而且也能传承并赓续中华民族已延绵不绝几千年的生存智慧、价值追求与文明根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具体而鲜活实践的全面总结、科学概括和理论升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既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现代传承，也是对当代中国异常丰富而生动实践的理论表达。毫无疑问，要进一步打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创新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就必须进一步在历久而弥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去体认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与内在的价值蕴含，并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及生活世界中，去感受当下中国人普遍的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和实践意志，使据此所进行的理论创造能够真正达至“体现规律性、把握时代性、富于创造性”[12](P275)的境界。

四、结语

“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13](P11)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学科体系和话语系统，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面对不断发展着的时代所应肩负起的历史责任与神圣使命。对于广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而言，只有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之上，通过充分建构文化交流、借鉴和互动的比较视域、科学总结亿万民众实践的鲜活经验和自觉接续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慧命与根脉，才能在“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9](P158)的基础上，真正概括和提炼出思接古今、融通中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些足以体现时代特征和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无限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能够为中国历史和当代社会深刻而伟大的变动、为我们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益的理论阐释、学术建构与实践指导。总之，面对浩浩荡荡的世界文明大潮，中华民族只有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蓬勃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7]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8]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J].中共党史研究，2011，(10).

[9]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6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13]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