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北京100191)

博弈与协调：国家主义和大学理想之间内在张力分析

潘建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北京100191)

发端于18世纪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潮在20世纪以后迅速获得了市场和国家的认同，萌芽于中世纪的经典大学理想正面临着日益强劲的挑战和冲击，但源于中世纪的经典大学理想的核心精神，并没有在国家主义面前完全让步，相反，国家主义色彩表现得越是鲜明，由此引发的大学理想和国家主义的矛盾与冲突也愈发尖锐。因此，国家主义和大学理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张力，博弈和协调作为一种沟通的途径和方法，有利于国家和大学在监管与自由之间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

国家主义；大学理想；内在张力；博弈与协调

进入20世纪，尤其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受国家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影响和冲击，包括欧美在内的众多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普遍出现了国家化的倾向，纷纷以国家主义的方式干预和振兴本国的高等教育，以期通过大学的繁荣带动国家竞争实力的增强。对这一现象在高等教育领域引起的变化，使大学不得不直面和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即国家主义和大学理想之间能否演奏出一曲和谐的舞曲，或者在同一节奏下演绎出不同的美妙乐章？本文探讨的就是发生在高等教育领域里的这一深刻变化。

一、国家主义的内涵及其与大学的相互关系

国家主义学说萌芽于18世纪中叶，在19世纪逐渐成熟并占据主导地位。法国的尼尔威修斯、拉查勒泰斯、罗兰、杜尔高、狄罗德等人最早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这种学说和思想。后来，法国的孔多赛、德国的费希特等人把国家主义这一学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思潮的形成为国家管理、干预和控制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国家主义是经济化和集权化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政治哲学。它的基本原则是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主张教育的发展应该以有利于整个国家的方式去发展，为国家培养具有忠诚度、责任感和效忠国家利益的公民，把教育视作团结国内各种力量和促进国家发展的工具。可见，国家主义与大学应有的经典理想——理智、独立、冷静、自由之精神存在极大反差。在技术至上的经济化社会中，国家主义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大学为了生存并产生影响，大学的组织和职能必须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作为被大学奉为经典的大学理想势必会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和侵蚀。这就对大学人备受推崇的经典理想提出了挑战和要求。

从中世纪到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国家和大学的关系逐渐走向融合、密不可分。因为在充满竞争的经济化社会，一方面国家为了在竞争中抢占战略制高点和发展的先机，纷纷开始强化对大学的管理和控制；另一方面，大学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迫切需要从国家和市场中获取更多的经济支持。“当代的学院和大学同整个社区的关系比同修道院的关系更密切。尽管像修道院一样，安宁的理想并没有被完全放弃，然而已经不那么强烈了。”[1]从这种角度讲，“在大学与周围社会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中，这一重大变革不仅受到大学内部的推动，而且也受到大学外部的推动。”

在中世纪，大学是社会的宠儿，享有现代大学不可能有的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权。大学可以拒绝来自部分城市、地方社团、国王或帝王、主教以及其他权威的意图。在长期竞争中，大学始终保持这种独立，它获得了特殊权利和豁免待遇，使它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其中有免去一定税收和服兵役权力，城市教授和主教的证明权比市政法庭还大，其他还有请求权、发言权、用以抵制和反对不公正的待遇权，关闭所有组织或迁移到其他城市和国家权力等等。中世纪大学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自主的集体，一是中世纪的很多社团都是行会。它们成立之初就是为了保护、保持标准，维护其成员的利益免受侵害，大学作为一种教学社团或行会组织同样亦是如此。二是中世纪大学所需的物质条件比较简单，供学生利用的物质设施远远无法与当今大学相提并论。在其整个起源时期，中世纪大学没有图书馆、实验室或博物馆，没有捐赠和自己的建筑。这一事实使得大学极富流动性，更重要的是作为教学基础内容的七艺学科对教学条件也没有特别的要求，教师的教学方法不外乎讲授和论辩。三是大学获得支持和资助的渠道众多，大学有比较充分的自由选择空间，以维护大学不容损害的地位和理想。在中世纪，官位显赫的贵族、富商和教会主教都争先给大学以赞助，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控制大学，而是为了使大学改变其吸引力，从一方转到另一方。同时，教会对那些给学生钱或物的人给予特别的精神奖励。由上可知，在中世纪，国家对大学并无太多要求，仅被视作维持统治现状的工具，其根由在于大学对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并不大，相反，由于欧洲大学坚持知识的传统形式，由经院哲学把持的大学课堂几乎拒绝和排斥一切新知识，大学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

14至16世纪，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传统大学的地位受到严重冲击，控制大学的权力由教会转入政府手中，大学最终成为世俗政权的工具，为国家培养世俗官员成为大学的基本任务。17至18世纪，传统大学愈发跟不上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前进的步伐，大学古典科目的教育已不能满足登上历史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在激烈的社会变革面前，大学却抱残守缺，未能扮演创新和引领的角色。这既是宗教和王权对大学长期控制的结果，也是大学在中世纪形成的封建性和保守性传统的惯性使然。这种历史的惰性使大学失去了在社会变革中寻求发展的主动意识。工业革命最终导致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但高等教育对工业革命的贡献却微乎其微，它与工业革命之间只有极为松散的联系。在这一时期，传统大学处于持续衰退之中，一批近代大学或新型高等专科学校陆续建立，自然科学和实验方法逐渐进入大学课堂之中。大学不只是要为统治阶级培养有教养的人才，而且要为工农业发展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大学教育的内容不只是传授古典人文科学，而且要传授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技术。为了能使各项研究和教学计划顺利实施，大学需要提供大量优良的物质条件，包括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装备优良的科学实验室、天文台、解剖示范室、古物博物馆、大学医院等，这就需要大学投入更多资金满足这些实验条件[2]。

19世纪以后，欧美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工业革命带动了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市场开始成为社会物质资料配置的主要手段，市场逻辑的引入和国家主义的干预对大学生存的基础带来严峻的挑战。这主要是因为大学的发展与国家竞争实力、社会经济效益密切相连，因此经济和社会的力量使大学接受市场调节成为可能。不能否认，中世纪的大学是一个“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的有机体”，她摆脱了外界的束缚，放弃了暂时利益，成为保护人们进行知识探索的自律的场所。然而，19 世纪不断加速的工业革命使知识的价值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传播知识的学院和大学再也无法回避周围人们的需要，大学开始从封闭和沉闷中走向开放的市场，为国家利益服务成为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许多大学包括一些传统的大学出于生存和适应发展的需求开始重新定位。大学开始根据国家和市场的需求提供广泛的社会服务。正如科拉克·科尔所描述的那样，大学渐渐变成了“一座城镇——一座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工业城镇”。社会的科技化程度越高，大学的作用也就越发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间的竞争形式也就转化为高水平的教育和人才的竞争。每个国家都希望高等教育能在区域振兴、国家经济繁荣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满足“能适应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民主、文明、综合的社会”的需要，希望大学是多产的、高效的、有着较高的社会可信度和教育质量的实用型机构。这些国家相信，通过放松管制和建立一种类似于市场的机制，就能够使高等教育更有效率，并能为国民经济注入更多的活力[3]。在这一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大学逐渐趋于务实，与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关联度日益加深，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大学理想受到外界的诸多干扰和影响，如今的大学与国家、市场之间既存在着彼此的融合和包容，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或多或少的矛盾和冲突，博弈和协调是处理大学理想和国家之间和谐共处的基本方式。

二、国家主义与大学理想之间的张力分析

从中世纪至今，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始终是大学不渝的目标和理想。在社会中作为独立力量的大学模式已经成为大学理想中永久性的标志。正如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所说：“大学一旦失去自治和成为教会或国家的卫道士的时候，也就失去了它的高水平的学术地位和可贵的社会批评职能。”但是，大学并非是与世隔绝的事物，在今天大学已成为促使国家和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机构。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加清楚。大学的发展应该以有益于整个国家的方式去发展，但其必要前提是大学理想不能被套上国家主义的枷锁，否则大学就会失去其存在的合法基础继而引发其生存危机。大学理想和国家主义之间的矛盾何时尖锐，何时缓和，这主要取决于两者之间力量的博弈。

(一)大学理想至上、国家主义弱化——从“固守象牙塔的宁静”看大学精神独立性和存在合法性

中世纪，大学在教会和君主授予特权的庇护下，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合法、独立的师生团体。它奉行的是“为大学而大学”和“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存哲学，按照自身的逻辑和规制开展教学活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家主义在大学的表现并不鲜明。事实上，这一时期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大学的独立性居于至高地位，大学深居于自我封闭的“象牙塔”之内，国家主义等外在因素或处于边缘地位，或不能对大学的象牙塔精神构成实质性的挑战。

理智、独立、自治和自由是滋养大学几个世纪的核心理念和精神力量。到了中世纪后期，由于坚持知识的传统形式，排斥一切新知识，大学日益趋于保守，渐渐沦为教会的侍女和附庸。在王权与宗教的控制下，非国教者被排除在大学的圈子之外，共和时期大学展现的些许生机重又被保守的氛围所笼罩。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大学理想至上、国家主义处于弱势的张力形式：大学的精神独立传统和办学模式依然固守古典范式，把自身的功能局限在为国家的绅士阶层和教会的牧师提供教育这一狭隘的范围内，这种保守性使大学形成了一个对外界封闭、对内自有一套规则的“平行社会”，忽视和排斥国家与社会发展对大学提出的需求。如果不能扭转大学的这种历史的惰性，拒绝放弃象牙塔式的宁静生活，大学和社会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紧张状况。

由于历史的车轮已经滚滚向前，古典科目的教育已不能满足登上历史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迫切需要大学与国家的经济生活发生联系。如果大学依然不肯放下“高贵的头颅”，不想在时代和社会新形势上做出丝毫的回应和努力，必将导致社会和新兴阶层的不满，他们甚至期望通过革命和暴力的方式强行要求大学作出改变。虽然说大学理想是大学赖以生存和维系的精神力量，但倘若失去了社会的信任和支持，它同样也会失去合法存在的基础。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对传统大学造成了影响，冲击了中世纪大学占垄断地位的经院主义课程，使各国政府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大学最终成为世俗政权的工具，开始服务于国家的需要。

(二)国家主义主导、大学理想迷失——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看大学理想面临的底线困境

大学抛弃象牙塔式的生活与社会接轨，在某种程度上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在服务国家需要、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大学赖以生存的基础受到严峻的挑战，大学几乎蜕变成市场、金钱、官场的婢女。更进一步说，大学在处理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上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对大学采取放任自流的发展政策，使之一味地迎合国家、社会和市场的要求，强化大学的国家性和社会性，其结果必然导致经典大学理想的沦落和丢失，大学存在的合法性就会因此受到质疑；如果过于强调和看重大学的独立、自治和自由传统，就会固化大学的特定身份，在这种境况下，大学便不能及时对国家和社会的各种需求做出反应，大学就会面临生存的风险和危机。

事实上，无论是在中世纪时期或者是在当今时代，大学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大学始终是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而存在。美国教育家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像其他人类组织一样，处于特定时代总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4]。尤其是二战以后，大学已经不再囿于象牙塔内狭小的空间，相反，“有一张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把大学和社会其他主要机构连接起来”[5]。在国家主义主导和实用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大学与社会接触磨合过程中，难免会产生诸多不适应和矛盾。在矛盾和冲突中，大学不得不在目的和社会责任中寻找平衡。大学只能在继续追寻其传统的目的的“理想”中，发掘其实际的“功用”。随着大学卷入社会生活程度的加深，大学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变化。大学先前的目的是满足对“高深学问”的“闲逸的好奇”，如今却随着知识的急剧增长发生了移位。同时，大学传统的许多因素也遇到新的社会环境的挑战，在多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大学从社会活动的边缘走向社会生活的中心舞台，经典大学理想受到了大学世俗化的冲击。大学热衷于接受社会各界的资助和拨款，同时也必须接受政府的控制以及经济的指导。人们虽然仍“在1963 年追求在1863 年就许诺的自由”[6]，但其时，古老的学术自由面临着新的困境，学术独立的标准也已不复存在了。大学扮演着“服务站”和“智力城”等多种社会角色。虽然它仍然以培养人才为己任，但大学教育已不再局限于精英教育的范畴内，而是将视野转向更多的平民百姓。大学以提供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专业教育和培养能力更强的毕业生来提供“服务”。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的背景下，大学作为探究学问和知识生产的主要场所，成了经济发展的“动力源”，高等教育也成了“知识工业”的一个重要部分。诚然，大学仍然以追求真理为主调，也以科学研究为服务社会的主要手段。大学虽试图尽量保持其作为社会批判的角色，但这种批判的力度和声音已经远不如从前。

如果从今天的现实去考量，对大学理想的迷失感到失望的不惟学界所独有，而是当下整个时代的特色。大学之所以在“价值中立”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一方面在于大学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较之以往已发生重大改变，大学无法在开放且复杂的社会中独善其身；另一方面也在于实用主义哲学思潮对大学的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撩开了笼罩在科学和教育之上的神秘光环，使得科学的实用和功利价值显现出来，并畅通无阻地进入大学教育之中，最终直接为社会服务。大学与政府的相互依赖关系已经成为确凿的事实，大学理想和国家主义的结合虽已不同往日，但其中的风险应该是可控的，不能以牺牲和分割大学的精神世界换取物质领域的进步。片面地强调任何一方面，都将会造成大学理想和国家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那会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局面。

三、博弈与协调：经典大学理想和国家主义之间的对话艺术

传统的大学理想在历经了数十年的发展之后，历史经验主义科学观中的一些核心信条在国家主义和实用主义面前遭到挑战甚至颠覆。这些信条曾经一度影响并主宰了整个欧美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国家主义和经典大学理想之间的张力揭示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在国家主义的导向下，经典大学理想是保持传统还是主动适应加以改造？怎样才能使经典大学理想在不受侵害的前提下，使大学最大限度地为国家、民族利益服务？在今天，国家主义同大学理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难以克服的，博弈和协调作为一种沟通与对话的方式，有利于淡化国家主义和经典大学理想之间的分野，使之保持一种适当的、和谐的张力。寻求实现国家主义和经典大学理想之间的平衡状态，需要从文化重建和制度保障两个层面同时跟进。

协调国家主义和大学理想之间的张力，从文化层面上就是要尊重、重塑和弘扬经典大学理想的地位与作用，因为它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所必须固守的理性和应有的文化追求，是大学经由历史的积淀、选择、凝练、发展而成的价值观念，失去了经典大学理想就等于大学失去了灵魂和精华所在。在国家主义和物质主义盛行的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大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实用主义思想的殖民与强制，经典大学理想在外界的压力和牵扰下逐渐衰微，扭转大学理想日渐堕落的不利局面，包括大学在内的社会各界就是要认同大学理想之于大学的重要意义。只有在这一来自心灵的认同和尊重的基础上，才能萌发出对大学理想不遗余力、身体力行的守护与倡导。传承至今的经典大学理想是大学历经多年奋争从教会和政府那里夺得的一种权利和自由。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空过渡中，应该对经典大学理想秉持一种宽容、容忍的态度，给予其以合理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为经典大学理想的传承与发展创设一个适宜的宽松的学术生态环境。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要避免大学的过度政治化，不能令大学着迷于“权力政治”，使之变成搜寻资金的政治活动实体。每一所大学应该坚守应有的标准和应然的价值取向。大学有责任守护好让人景仰的精神家园。在今天，大学不能顽固地将现代文化拒之门外，也不能顽固地将国家、社会和市场的要求置若罔闻，依然故我地把自己封闭于象牙塔内，必须摒弃片面地追求某一特殊权利的偏执做法，通过不断的调适使大学理想融入现代主流文化体系之中，使现代社会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在大学理想中得到充分的彰显。大学应当在考虑自身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把那些与人类利益休戚相关的学科和知识引入大学课程。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意识形态汇聚的开放场所，自治与生存相比，孰重孰轻，是无需多言的事实。大学和国家在接触过程中难免会发生碰撞和冲突，博弈和协调将成为经典大学理想和国家主义之间长期存在的基本“对话”方式，应在博弈和协调中寻求一种两者均能接受的共同基点，两者之间失衡将是一种长期、必然的状态，平衡只是短期的、暂时的不稳定的一种常态。这就需要在大学和国家之间建立一种协调、对话机制，在基于共生共荣的同一主题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和满足各自的期望值。

协调国家主义和大学理想之间的张力，从制度层面就是要构建允许、包容和维系经典大学理想永续发展的政策体系，畅通经典大学理想免受侵犯的沟通渠道和协商机制，使大学的学术自由和自治传统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与保障。目前，国家主义和经典大学理想之间仍然缺乏和谐。其矛盾之处在于，历史悠久的经典大学理想想方设法摆脱外在约束和控制，而国家主义则要求国家加强对大学的干预和管理。国家主义体现了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的内涵，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它。大学出现的政治化倾向为经典大学理想带来一系列严重威胁。在大学组织内部，政治化意味着大学的运行和个体的研究必须服从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国家则会利用多种杠杆引导大学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这样一来，在国家主义和现实利益的驱动下，大学极有可能沦为外部团体和力量所牵制并成为权力和利益的仆从。这意味着可能扼杀大学的自由探索活动，意味着要求大学活动要为一些设想出来的国家和社会需要服务，意味着国家利益和政治目标高于经典大学理想本身。这将在大学的政治化和大学本身的超然性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紧张甚至冲突的状况。这些超然因素与大学组织的现实之间存在的紧张状况，将构成后工业社会大学所必须直面的政治现实。虽然大学的发展应该以有益于整个国家的方式去发展，但大学不能在伤害自身机体的前提下一味地为国家利益服务，使得它只能成为一种“无尊严的道德”，长此以往必将造成大学的沦落和颓败，反过来从根本上就会拖累和抑制国家的发展。既然经典大学理想与国家主义、世俗主义携手联合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大学的长远发展来看，国家有责任去保护大学自治的学术传统，防止政府对大学权利的僭越和过分约束。大学自身也要积极在“拯救信仰”上做出不懈的努力，不能在忘我、陶醉和兴奋之中追求一种“神秘的直觉”[7]。如今的大学正在日甚一日、身不由己地卷入市场和政治舞台，能否使大学理想免于政治化，免于屈从政治压力和极权统治，既取决于大学理想的内在活力，更离不开国家对大学理想的尊重与守候[8]。今天，需要甚至渴求知识的人和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大学作为知识的生产者、批发商和零售商，它必须像社会秩序一样充满活力和富于弹性[9]。要想实现国家主义和经典大学理想之间的和谐共处与共同发展，就需要两者在对话的基础上进行协商甚至博弈[10]。因为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居于大学的上风，所以博弈和协调也就成为解决国家主义和经典大学理想之间张力的有效途径[11]。

国家认同下的经典大学理想发展与保护政策是大学走向繁荣的重要保障。面对国家主义和经典大学理想之间的内在张力，博弈和协调作为一种基本的对话方式，可以帮助大学实现务实与理想的融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国家主义对大学学术研究的腐蚀，实现大学学术与政治的完美联姻。值得说明的是，博弈和协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其中的困难不在于协调过程有多复杂，关键是国家能否在大学理想遭受侵害时做出妥协和让步。国家主义和经典大学理想并非水火不容，倡导经典大学理想在现代大学的重生并非将大学置于超然状态和浪漫主义，而是为了从根本上维护大学的良知和底线，让大学执着于自身价值理想的实现，防止强制性压倒了大学的理性。经典大学理想未来的命运，仍然取决于大学的内部逻辑和外部力量的抗衡及取得的平衡。

[1]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赵婷婷.市场经济及功利主义对经典大学理想的影响[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5(4).

[3]Mary Henkel,Brenda Little.Changing Relations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State,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1999.

[4]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徐 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5]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小洲,陈军，译.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6]周作宇.四十年见证《大学的功用》[J].新华文摘,2003,(10).

[7]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8]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滕大春,滕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9]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M].徐 辉,顾建新,何曙荣，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0]谭 胜.博弈视域下的现代大学价值取向[J].江苏高教，2012，(2).

[11]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陈学飞，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沈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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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418(2014)02-0009-05

潘建军(1980—)，男，河南宁陵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