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知识与社会安全阀：客家村落传统民俗变迁<br/>——以长汀县“打石佛”“闹春田”民俗为例

地方性知识与社会安全阀：客家村落传统民俗变迁
——以长汀县“打石佛”“闹春田”民俗为例

2014-04-17周云水

嘉应学院学报 2014年10期

周云水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广东梅州 514015)

民俗学要通过“俗”的研究来理解“民”，理解作为民主政体的权力根基的普通人；要通过“民”的研究来理解“俗”的传承，理解“俗”的传承如何构成国家共同体的文化根基，让社会能够以最经济的方式得到可以持续的再生产。[1]按照这种思路来分析各地的风俗习惯，观察当地民众如何建构地方民俗的内容，并以“发明传统”的话语方式解释民俗，进而达到地域社会结构制约力量的均衡，这无疑是将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民俗学研究的一种尝试。在这种研究进路中，会产生两个疑问。一是地方民俗的建构、解构和重构，是否改变了地方性知识的框架和逻辑？二是地方民俗的展演仪式在渐次传承中不断调整，是否造成了各种参与主体在话语权上的差异？回答这两个问题，需要借助社会学与人类学关于冲突及仪式的分析框架，从地方民俗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路径来展开讨论。

民俗学把社会规范划分为法律、纪律、道德和民俗四个层面，而且认为民俗是产生最早、约束面最广的一种深层行为规范。民俗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形中支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从吃穿住行到婚丧嫁娶，从社会交际到精神信仰，人们都在不自觉地遵从着民俗的指令。民俗对人的控制虽是一种“软控”，但却是一种最有力的深层控制。本研究从学界对民俗社会功能的分析入手，围绕“地方性知识”与“社会安全阀”这两个学术关键词，通过田野观察和参与访谈的方式获取材料，分析福建长汀县四都镇与童坊镇流传百年的“打石佛”和“闹春田”习俗，试图在解答前述两个问题时，深入探讨民俗文化具有的社会功能。

一、问题的提出：民俗如何发挥社会功能

民俗是民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是规范人们行为、语言和心理的基本力量，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2]已有的研究认为民俗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其一是教化功能，指民俗在人类个体的社会化文化过程中所起的教育和模塑作用；其二是规范功能，指民俗对社会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行为放肆所具有的约束作用；其三是维系功能，指民俗统一群体的行为与思想，使社会生活保持稳定，使群体内所有成员保持向心力与凝聚力；其四是调节功能，指通过民俗活动中的娱乐、宣泄、补偿等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心里本能得到调剂的功能。[3]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与否，决定了民俗的发生、发展演变和存亡。钟敬文先生认为中国传统节日的活动从起源上讲，大都与原始宗教和法术有关。然而在后来的发展中，宗教和法术的功能却不知不觉被淘汰和净化了。[4]陶立璠先生将民俗的功能概括为“历史功能” “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5]陈勤建则指出民俗有“法约性”“软控性”和“本位偏移性”的“特殊功效性能”。[6]

民俗的社会功能主要在于规范和促进人们的社会生活，使之巩固、发展或得到调整*《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试写的“民俗学” 条目，钟敬文撰写，载于《新的异程》，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57年第396页。。民俗文化的历史功能，是指民俗事象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其具有的教育功能，主要在于民俗能够培养人们的道德情操，增强人们对生活的勇气和热爱；娱乐功能则强调传承于民间的大部分民俗活动，带有极其浓厚的娱乐性质。[7]民俗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和旁观者，都在有意或无意地履行民俗的社会功能，从而改变原有的民俗或创造新的民俗活动。其实早在60年前，国外就有学者提出民俗具有四大社会功能[8]，认为民俗作用于社会以保证人们已接受的文化标准的一致性，并通过民俗在教育及反映文化方面的作用，使这种标准一代代地延续下去。个人生活的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创造物，而当其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9]那么，地方民俗如何形成并成为地方性知识的组成部分以调节人们的行为，便构成了民俗社会功能的重要方面。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民俗学界对民俗社会功能的概述，梳理出了民俗文化的基本功能，但就地方民俗对地域社会结构达成平衡的作用而言，迄今却鲜有人关注并进行分析。

笔者连续数年到闽西长汀县进行客家文化的田野调查，重点观察了四都镇与童坊镇每年元宵节前举办的“打石佛”与“闹春田”习俗。通过与不同人群的访谈获得的材料来看，不妨从以下几个问题的解答上探寻地方民俗发挥社会功能的机制。其一，当地客家人如何看待集体狂欢式的民俗展演？其二，村民如何在看似“暴力”的地方民俗活动中宣泄情感？其三，不同姓氏之间如何通过“打”与“闹”的习俗达成其对地方事务参与管理的均衡？其四，媒体及学者的频繁到访，如何使地方民俗在建构、解构和重构的话语体系中被不断发明与创造？

二、长汀客家民俗“打石佛”与“闹春田”

(一)田野调查点概况

长汀是福建省龙岩市下辖的一个县，总面积3 089.9平方千米，地处福建省西部、武夷山南麓，是闽、粤、赣三省的边陲要冲，是福建的边远山区，是客家首府南与广东近邻，西与江西接壤。长汀在客家民系的发展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古代汀州所辖八县现今均是福建省内客家人聚居之地，历史上的汀州府号称八闽客家首府。汀江源于长汀、宁化境内，流经长汀、武平、上杭、永定，至广东大埔三河坝与梅江汇合为韩江奔流到汕头出海，因而被称为“天下客家第一江”，近十年来又被海外客家宗亲塑造成了“客家母亲河”，并在每年秋季举行世界客属公祭客家母亲河大典活动。1994年，长汀以革命圣地、客家首府、唐宋古城三者合一的身份，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汀传统文化的客家文化，包括舞龙灯、踩船灯、采马灯、闹元宵、民乐演奏、顶轿比赛、木偶、抬阁、九连环、百壶宴和花灯等。在长汀博物馆的客家文化展览室，可以看到犁、石磨、砻、洗脸架、供桌、各式竹编制品等客家人生产、生活的代表性用具实物，还有被称长汀客家女三件宝的凉笠、围裙、布草鞋。

童坊镇与四都镇位于长汀县东部与西南，同处闽赣两省边沿山区结合部。童坊镇有24个行政村，227个村民小组，6 801户，28 420人，属长汀五大乡镇之一。四都镇有18个行政村，113个自然村，3 436户，16 050人。笔者考察的“打石佛”民俗活动地点就在四都镇的鱼溪村，而“闹春田”活动则在童坊镇的举林村和举河村，三个村的活动分别在正月十二、十三和十四举行。

(二)打石佛

农历正月十四，长汀县四都镇渔溪村鞭炮声一阵接着一阵，拉开了“打石佛”活动的序幕。四个已经素食三天的精壮小伙，身穿红衣头戴红帽，每人用肩膀扛着用数根粗实原木做成的神轿，上面放置着一块用红绸布包裹的石头，悄悄走小路绕弯道，快步趟过小河直往岸上的田坎冲去。轿子刚离水上岸，呐喊声四起，颇似古时候行军遭受埋伏的情形。十几位未婚青年手持红带子包裹好的毛竹竿劈头盖脸地打来，并将轿子推倒。轿子要朝前冲，扛竹竿的小伙则拼命顶住，拦着不让其挪步。有人叫喊，有人摔倒，有人扯破了衣裳，倒了又起，起了又倒，反复数次，打打停停，“一冲一拦”的对抗经数小时、几十个回合，直到闯关成功，众人将“石佛”抬到村中大坪，供全体村民敬奉。

(三)闹春田

农历正月十二早上，晨雾尚未散开，初春南方山区湿冷，穿着厚厚的冬衣仍感寒风剌面。在举河村蜿蜒的村道上，迎神的队伍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土铳声中朝着各接神点浩浩荡荡地走去。家家户户都得烧香、放炮仗，然后把早就准备好的鸡、鸭、鱼肉等供品，放在自己家门前，等着游神队伍的到来。十点左右庙内的神像就被请了出来，村庄内四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抬着，开始走家串户。

在各家各户虔诚祭拜后，一群后生在凛冽的寒风下，穿着内衣或光着膀子，抬着神像冲向覆盖着薄薄冰凌的水田，开始时沿着田埂四周奋力奔跑，随后抬着神像转向田中央，由四人抬着打转。由于抬神的人力量各有差异，泥田里奔跑随时可能摔倒，各种滑稽相引来周边围观者阵阵笑声。抬着神像者被拌到后连人带神跌倒田里，爬起来再转又再跌倒，玩到兴起，参加活动的人还互相打起泥巴仗，泥浆四溅，水花飞舞。*全永平：《客家长汀闹春田》，《闽南风》2011第3期。这还不算完事，等大家跑几个回合后，身上的泥水也不少，大家也都累了时，活动高潮才真正来临。抬神像的人都不再分组，一起抬着关公跑圈奔跑，用的是最后的力气了，摔倒的也就更多了。结束之后，放下神像，把田里的泥巴往其他人身上、脸上扔，热闹极了。*《乡土——长汀闹春田》中国网络电视台，2011年3月7日。在上一处泥田闹完后，抬神的队伍来到村里的小溪边，将神像在水中冲洗干净，然后在鞭炮和土铳声欢送中抬往下一房或另一个姓氏宗族的活动点，继续类似的活动，直到天色渐黑才将神像洗干净后抬回原来放置神像的庙宇。

到了正月十四，同样的一幕又将在相邻的举林村上演，只不过因为举林村的交通便利，外来的摄影和民俗爱好者容易找到，加上村民经济条件普遍好于举河村，游神的队伍和场面就要更加壮观。2013年正月十四这天，抵达举林村拍摄“闹春田”习俗的摄影爱好者已经达到130人，超过了游神队伍的人数。上午十一时，县道水泥公路边就已经停满了大巴、中巴和轿车，有的媒体记者为了拍摄到好的图片，到村民家里借了木楼梯搭在水田埂旁边的电线杆上占领制高点。

三、地方性知识：本地人对“打石佛”“闹春田”的解释

人类学提倡重视地方性知识，强调从文化持有者的观点感悟他们的概念的世界。地方性不仅指地方、时间、阶级以及各种问题而言，并且指情调而言——事情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象能力相联系。[10]地方民俗产生的历史故事一般都会有多个版本，个中原因多与民俗主体的地方性知识有关。

(一)打石佛的来由

渔溪村的中老年村民习惯把“打石佛”称为“打菩萨”，并说这个习俗已经世代相传数百年。村子里关于这块石头的传说有两个版本，不过都跟水有关。

1.神石送水。一个较为大众化的说法，是据传很久以前当地久旱无雨，一位老人发现田间小水沟里有块大石头四周水源不断。老人嫌石头阻水搬开，谁料水立刻消失。老人方知此石有灵气。消息传开，小河两岸人家纷纷用重礼请“石佛公”。请的人家一多，必然会起纠纷，有人抢，也就会有人阻拦，以至大打出手。村中年长者出面协调方平息混乱，而一抢一拦的活动，也就演变为今天的“打石佛公”习俗，表达人们对“石佛公”的热情邀请和诚挚挽留之意，争抢得越激烈，来年收成越好。

2.取悦神灵。另一种说法主要流传在鱼溪村的邹姓家族之中，说这种拜祭石头的风俗出现在明朝中后期。当时的渔溪村山高林密，但连年水患，粮食颗粒无收，民不聊生。有天晚上，一位叫邹老汉的田主被神仙托梦告知，在一个叫“下湾”的地方，有一块“田缺石”，只要村民把它找出来并在渔溪河边建座庙，石头就会自动升降调节水位，确保再无旱涝之患。邹老汉把梦讲给村民听，于是全村人倾巢出动，到次日天亮时，终于在一处田边发现这块后被称为“石佛”的“田缺石”。村民们依法建庙取名“镇溪庵”。自此渔溪村真的很少发生旱涝灾害，百姓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

(二)闹春田的说法

1.关公，谷神，泥鳅精？按照举河村的黄姓村民讲，村里的关帝庙里有个泥鳅精转世的“关公”，所以村民们每年都会在元宵节前将庙里的“关公”抬到泥田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近几年这一风俗被媒体人挖掘，通过各级电视台，乃至中央电视台的传播已经相传于天下。闹春田的说法是近几年才有的，其实当地村民管称为“抬菩萨”，为了方便在媒体上有一个文雅的称呼，才管它叫“闹春田”。*《客家人的狂欢节：长汀举河村“闹春田”》，《客家风情》，2012年2月16日。笔者对涉及童坊镇“闹春田”习俗的各类报道进行检索，发现几乎都相互沿用“抬关公”的说法。那么，童坊镇“闹春田”习俗中神轿上坐着的究竟是什么神像呢？不妨先从神像的特征来分析。按照百度百科词条对“关公像”的解释，关羽眉若卧蚕，是说眉毛浓密外形如蚕，配上一双丹凤眼，透出一股朗朗正气和阳刚威仪。关公立像造型基本上是身披蟒袍，手执青龙偃月刀，刀尘朝上直立或挥刀朝下。[11]在上海世博会展出的关公《夜读春秋》坐像，高68厘米、宽45厘米、厚36厘米，以丹凤眼、卧蚕眉的面部特征为主，颔下一把长须捋于胸前。对照长汀县童坊镇闹春田习俗中坐立的神像，虽刻画了卧蚕眉和丹凤眼，但头戴圆形僧帽，尤其突出两个大耳垂，双手叠放置于胸前。最奇特之处是这尊坐在木轿上的鎏金木质神像，鼻子两侧及左侧脸颊各长有一缕长须，加上下颚的两缕长须，总共有五缕辫状的长须，因而容易使人错认为是关公神像。除了大众以讹传讹将“闹春田”活动的神像称为“关公”之外，举河村的沈姓村民说每年游神甩泥巴的神像是五个神灵。若从“闹春田”的时间与地点来看，村民的说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元宵过后就是春耕，在农业为主的客家山村里，村民盼望的就是五谷丰收；而且游神过后请神灵到即将播种的农田里戏耍，也可以起到唤醒土地神灵和驱走虫灾的祈福效应。但若对比现在各庙宇里五谷神农大帝的神像，却发现差别很大：谷神头角峥嵘，袒胸露臂，腰围树叶，赤手跣足，而且塑像的表情木讷笃实，手上还拿着串串金黄色的成熟稻穗。

相比之下，本地村民说这个“关公”是泥鳅精转世，倒可与长汀客家人的一段历史发生关联。明朝嘉靖年间，广东饶平县鸟石村人张琏，原是饶平县一名“库吏”。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张琏见官场腐败，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便投奔当地木棉寨当副寨主，不久和大埔县的郑八、萧晚等，组织了“白扇会”揭竿起义。张琏多谋善战，传说是泥鳅精转世；在郑八死后，即被推为义军首领，势力日壮。尔后，张琏的义军队伍在连城与长汀交界处的童坊镇被清军剿灭了。当地群众为了纪念张琏对百姓体恤的义行，又要不被朝廷镇压，就把张琏的塑像附在关公身上，并在举林村和举河村举行“闹春田”的民俗活动。

2.求水，求财，保健康？民俗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由同乡人对自己的生活意识，即“精密细致的内部心理的现象”进行观察和分析。[12]童坊镇举河村与举林村的村民对于他们一直坚持“闹春田”习俗的动力，也持有不同的说法。

举河村的陈姓家族认为，凡神闹过的水田，次年稻谷必定丰收。老祖宗一直传下来的规矩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家户户必须在门前摆上供桌，供奉鸡鸭鱼、水果等供品烧香祭拜。该家族最年长的陈兴旺讲述了一个“泥鳅精显灵降雨”的故事，大意是清末民国初年，童坊镇接连3个月没有下雨，田地干裂必手指缝还大，禾苗眼看就要枯死，他的爷爷晚上梦见村里关帝庙的神灵向他托梦，要他将神像抬出村庄巡游一圈挨家挨户接受香火祭拜，以后每年元宵节前三天将神像带到庄稼地里转一圈，就可保证村里风调雨顺。第二天，他按照神灵的指示组织村民祭拜，果然两天之后天降甘霖，地里的禾苗得以保住。于是，村民对泥鳅精转世的神灵毕恭毕敬，第二年正月开始形成惯例，要将神像抬出庙门，先沿着村里巡游，然后抬到水田里戏耍，自此村庄果然未再遭遇旱涝之灾。在举河村的某些村民眼中，“闹春田”实际是一种向上天求雨水的活动。不过在举林村，黄姓家族的一位中年人(村里人称呼他黄老板，说他近几年在龙岩搞房地产挣了不少钱)却有另一种说法，他说自己5年前还觉得这种活动有点无聊，甚至很鄙视那些踊跃参加的年轻人。但在2010年正月，当时自己的生意很差，过年也没有心思，很烦躁，于是和朋友打赌，如果下去水田里扛菩萨转圈，假如从此生意好转一帆风顺的话，他就捐钱装修关帝庙，并在以后每年的“闹春田”活动中出资出力。按照黄老板的叙述，他参加完“闹春田”习俗之后，果然否极泰来，到龙岩做生意一路得到贵人相助，如今已经拿下三个楼盘，挣得钵满盘满。所以在2013年元宵节前，他早早邀请了生意上的朋友从龙岩来到他家乡做客，准备一起参加这个活动，希冀泥鳅精转世的菩萨给他们好的财运。在当地某些玩转于资本市场的经济新贵眼中，“闹春田”已经成为他们寻求财富的心灵慰藉，甚至能够保证他们财源广进，因而更愿意把这个传承百余年的木质神像恭敬地称为财神爷。在举河村的年轻人看来，参加“闹春田”的活动，更多的是祛病强身健体。年轻的男孩子喜欢展示强健的体魄。于是在每年的正月十二和十四，村里身强体壮的男性村民都会相邀下田，在上年收成最好的水田里奔跑打转，看看谁先摔倒，则说明谁的体力较弱，快速换上另外四人重新奔跑打转。随着活动的火热进行，抬神像的人数愈来愈多直至几十人，场面激烈而壮观。笔者在“闹春田”活动现场随机询问几位只穿背心和裤衩的男子，问他们在寒冷的天气里衣着单薄下到刺骨的水田里是否会感冒？他们立马摇头摆手，“不会不会！我们抬的菩萨会保佑我们，肯定不会生病，而且有些小毛病都会痊愈。”

当然，村民关于“打石佛”与“闹春田”的来历或功用，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但在当地农耕社会的地域文化中，从过去纯粹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到如今农耕只是老年人为主、年轻人大部分经商或外出务工，地方性知识的话语体系自然也在发生变化。

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一度时兴整合趋势，强调宏观、全方位，注意共性，追求寻找规律而抹煞了个性，导致了学术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的肤浅倾向。[13]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提出的“地方性知识”认为，正是由于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的，因此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的情境条件。[14]就拿“闹春田”民俗产生的最初目的而言，农耕时代村民通过嬉闹唤醒沉睡的大地，迎接春耕的到来并以此提醒人们，要下田开始新一年的劳作了。举河村的村民黄阿婆就说，“在泥里奔来跑去，相当于松土，利于新春播种。”而当地一位在县城担任教师的村民李方则说，“人们抬着上百斤重的木轿和菩萨在泥田里奔跑角力，不但可以比拼体力，还可以增进村民团结，大家喜庆地狂欢闹元宵，顺便释放心中的不快和郁闷。”这些差异化的解释，也说明了地方性知识对传统民俗建构、解构和重构的差异。

四、社会安全阀：他者视野中的地方民俗

值得注意的是，村民的地方性知识对于“打石佛”和“闹春田”的民俗进行个性化的阐述，着重强调了以“打”、“闹”的形式完取悦于神并达到集体狂欢的效应。除了村民本身的解释，媒体和民俗爱好者又会如何看待这种略带民间游戏性质的民俗活动呢？

1.悦神，娱人，集体狂欢？近年，“闹春田”在众多摄影爱好者的宣传下，已经四海扬名，中央电视台等众多媒体多次进行专题报道，每年到“闹春田”的日子，摄影爱好者更是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有媒体记者如此描述：“闹春田”寓意着农田大地经过一冬的沉睡，通过这番戏闹，唤醒沉睡的大地迎接春耕的到来，确实是一个既有纪念意义，又促和谐健身，且极富诗意的民间传统节俗。[15]也有民间摄影爱好者这样认为：也许是人们压抑了太久了需要下泄，也许是客家人喜欢热闹，也许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一个传统。*闹春田，中国橡树摄影爱好者协会，2013-02-23。对于民俗活动中的主角，每个局外人的看法同样不能保持一致。比如，有媒体记者直接用“抬谷神，闹春，踩水田，甩泥巴！”作为新闻报道的开篇：正月十二，福建龙岩长汀县童坊镇举林村一年一度的“闹春田”开始了！先是由4个青壮年抬着象征保苗丰收的谷神，在上年收成最好的水田里奔跑，打转，直至有人摔倒后才快速换上另外四人重新奔跑，打转。随着活动的火热进行，抬谷神的人数愈来愈多直至几十人，场面激烈而壮观。最后，所有参加活动的村民捧起水田的泥浆相互追打嬉戏。[16]

主流媒体对地方民俗的关心，或许更多是从热闹的场景和奇特的风俗切入，新华社就刊载卢兴求摄的图片，并配上文字说明：2月21日，福建长汀县童坊镇举林村的村民在水田里抬着关公塑像“闹春田”。每年的正月十二、十四，该村村民都会把关公的塑像抬到水田里，四人一组，奔跑打转，相互比拼，以跑的时间长、速度快为胜，当地人把这种活动叫做“闹春田”。村民们通过这种形式，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借此增进村民间的感情，以喜气洋洋的气氛来迎接元宵佳节。[17]

本地的文化人自然也不会放过阐述地方民俗的机会，福建长汀县童坊镇举河村当地人把“闹春田”的客家民俗活动称为“摔泥巴”。在每年正月十二至十四的三天时间里，村里的11姓村民，按姓氏轮流抬着关帝圣君菩萨巡游到家家户户祭拜后，又抬到自己宗族一坵当年收成最好的农田中，放下菩萨轿，纵情狂闹。上午十一时许，关公轿被抬到前一天就选出并犁好的水田里，四人一组，以关公轿为圆心边跑边转圈，相互比拼，嘴里还不时“啊呼”的吆喝着。各种搞笑、有趣的摔倒“啃泥巴”姿势引得周围的群众哈哈大笑，尽管天气寒冷，但每个村民抬夫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几个轮回过后，不再分组，所有人一起上阵，抬着关公轿奋力向前冲、跑大圈，其气势犹如一头强壮的公牛在田里向前奔来。摔倒了，爬起来，吃泥巴，没关系，不变“泥鳅”不罢休，虽打玩得全身都是黑黑的泥浆，甚至连头部脸部都不例外，他们还是不亦乐呼，脸上淀放出幸福的笑容，只要能把快乐带给大家就开心。[18]

无论是外人眼中的游戏、竞技还是文化表演，当地的民俗活动主体依然在建构和丰富民俗活动的程序，以便让局外人不断产生新的解读兴趣。

2.游戏，竞技，文化表演？社会在不断地发展，其间会产生并积聚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而对矛盾宜化解而不宜蓄积，对不满情绪宜疏导而不宜堵截。安全阀是人们为防止容器爆炸而设置的，社会学家将安全阀原理引入社会学说，就是希望为社会设置一个经常化的、制度化的通道，以实现不同社会主体之间正常沟通和不满情绪发泄。它将保障社会运行安全，为堵塞的河流开凿了一个河道，及时排泄累积的不满情绪，以避免灾难性冲突的出现。科塞使用“社会安全阀”(social safety valve)这一非社会学术语来表示将敌对感情引向替代目标的制度，是用以证明社会冲突具有正功能的有力例证。就像锅炉里过量的水蒸汽通过安全阀适时排出而不会导致锅炉爆炸一样，敌对情绪也可以象锅炉里过量的水蒸汽一样对着替代目标或是通过其他手段发泄出来，而不至于使整个社会关系破裂，社会冲突便会起到维持社会关系的积极功能，对社会运行起到促进作用。德国人种学家舒尔茨创造了“排气孔”这个词，用来指原始社会中为敌意和被群体压抑的一般内驱力提供制度化出口的习俗和制度。这种出口等于为被堵塞的河流提供了一条河道，它使社会生活的其他部分免于受到毁灭性的影响。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人的心理和行为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是当个体的心理行为趋向与社会倡导的价值取向发生冲突甚至背道而驰时，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心理压力。它所导致的社会行为更多地基于压抑的情绪，往往产生负社会效益。当一个人具有良好的心理平衡机制时，这种情绪就不会变成危害社会的行为；当一个人无法摆脱压抑情绪的控制时，就需要外界为其创造一定的排解和渲泄的环境和条件。沟通渠道是社会安全阀机制的排气孔部位，它是人们表达不满、紧张情绪的一种方式、场合以及机会。这种渠道越畅通、越广泛，人们用社会无法接受的方式对经济、社会不平等做出反应的可能性或必要性就越小。科塞认为，“安全阀制度的使用会导致对行动者目标的替代：他不再需要将目标放在解决令人不满意的状况上，而仅仅是要求释放由此所产生的敌意。在这种情况下，令人不满意的状况仍保持不变或变得更加严重”。[19]

民俗学已具有“自下而上”的眼光和“文献+田野”方法这两大外在利器，学者目前要做的正是提升自己的“内功”即理论解释能力。[20]就拿鱼溪村的“打石佛”习俗来说，民俗的社会功能就已触及对地域社会结构动态平衡的维护。村中长者出面协调方平息混乱，而一抢一拦“石佛公”演变为今天的“打石佛公”仪式保留下来，表达人民对“石佛公”的热情邀请和诚挚挽留之意。据说，争抢得越激烈，预示着来年收成越好。这一节日，也成为乡间亲戚朋友团聚往来的日子，家家户户大摆宴席，谁家客人多，谁家更有面子。地方民俗的旁观者对于“打石佛”却又是这样去解读：平时把你放在神龛里，供在庵堂中，摆上贡品三叩九拜，祈求福佑乡邻、五谷丰登、保一方平安，那时你是神明，是石佛。到正月十四，抬你出游，水里趟、泥里滚、竹竿打，还名曰“打石佛”，佛是能打的吗？这种渔溪村的“打石头闹元宵”活动，是既能供奉又能娱乐的中国式幽默，既祈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又娱乐乡邻，健康身体，那种摔爬翻滚还真有点美式橄榄球的味道。

的确，民俗是由人类创造、享用、传承的下层文化。当俗民运用传承手段有意在社会群体中进行习俗化的民俗养成时，就发挥了有意图、有目标的“显形作用”，从而达到了其所预期的效果。[21]在童坊镇举林村与举河村流传百年的“闹春田”习俗，以及在四都镇渔溪村举行的“打石佛”活动，不仅展示了客家人以丘陵山区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地方性知识，而且以集体狂欢的形式化解不同姓氏宗族之间的矛盾，达成地方社会结构的动态平衡，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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