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荣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当代“国学”学科设置刍议

刘 荣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当前，支持增设“国学”学科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但实际上，“国学”学科建置的这三大动因都是站不住脚的。借“国学”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做法使得“国学”成为了手段而非目的；“国学”的疆界至今尚未明确、清晰；很多古代经典是古代不同的学人于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学术视角集体完成的，加之现代学科体制下“术业有专攻”的人才培养方案，导致学者们不会必然地突破现存文史哲分科的视域限制而走向综合式的、贯通式的“国学”研究道路。此外，其他一些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或者不利的因素均让当代的“国学”学科设置面临着很大的困境。

“国学”；学科设置；传统学术；刍议

近年来，不少学者和高校纷纷呼吁或者支持增设“国学”学科。笔者总结了一下，在这些提倡者看来，增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和国际政治地位显著提高的现实要求我们在文化方面也应当逐步崛起[1]，即要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是体现国家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欧美日国家的发达，不仅指他们经济、政治上的强大，同样还包括了其文化的强势和输出。因此，弘扬传统文化，加强“国学”研究，建设“国学”学科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不难看出，这点更多的是为了呼应和服务于我国对外发展的策略需要的。第二，在人类文明日益呈现多样化的当今世界，弘扬国学可以与西方文化等其他文明相得益彰，彼此取长补短，加强文明对话和沟通，从而共建和谐世界[2]。总之，以上两点可归之为“国学”学科设置的外因[3]。第三乃内因，或学理上的原因[4]。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学术发展日益呈现出一种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跨学科的研究日益受到青睐，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贯通之学的“国学”，正适应了这一发展潮流。这也是“国学”学科设置的支持者们所着力强调的。源于西方的现代学科分类体系在促进人类学术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用这种学科划分方式把我们的传统学术分割后，割裂了传统学问的内在联系，从而无法全面理解传统文化的精神。因为，“国学”乃是整体性的、综合性的学问。基于以上原因，一些学者赞同将“国学”设置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如果不能设立“国学”学科门，那也应该设立“国学”一级学科，其下再设置相关二级学科。否则，不解决“国学”的学科体制问题，不给予“国学”一个“合法”的学科身份或“户口”，新时期的“国学”发展将受到很大的限制。 笔者将对以上“国学”学科建置的动因等问题予以分析，并从中引出自己的观点。

一、“国学”在当前主要被当做一种手段而非目的。

从逻辑上讲，“国学”能否作为一门学科（不管是学科门类还是一级学科）进行设置并在人类的知识谱系上长久存在，应当首要取决于其学理。但目前的事实是，“国学”的疆界都尚未明确、清晰，谈何学理。早在上个世纪，钱穆在其《国学概论》的“弁言”中就说：“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本世纪的今天，钱穆先生的这一困惑在赞同对国学进行学科设置的阵营里仍未达成实质性的共识[5]。况且，通过设置“国学”学科，借助国学来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的做法是值得怀疑的。姑且不管人们将如何利用国学来提升中国的 “软实力”，“国学”在此已经成为了一种手段和工具，它似乎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当“国学”学术成为工具而非目的，弘扬传统文化之类的宏愿就很难令人信服。

二、上述“国学”作为一门学科设置的学理上的原因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一些基于学理的重要学术事实被忽视了

“国学”“强调文史哲艺的综合、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是整体之学、博雅之学”[6]，于是，“国学”学科设立后，便可以顺理成章地恢复它作为整体之学、汇通之学的本来面目，传统学术的精神也随之大明。这种看法从逻辑上似乎讲得通，实际上却忽视了“国学”学术产生的一些特点。“国学”产生于古代中国的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中，与其时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等相表里和互动。而且，古代学人的思维是一种整体性思维方式，天道与人事、历史与现实、知与行等命题都在他们自觉的学术思考内，加之古代相对宽松和自由的学术氛围，由此出现了我们今人看到并钦慕的古代学人或古代经典博综万象的学术视野和格局。不过，这是否表明我们当今必须要通过“国学”学科的建置以便用通观的整体性的思路研究国学呢？非也。这种做法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学术事实：古代经典尤其是先秦时期的经典的产生很多是成于众手而非集于一人，经典的作者只是分享了该书的署名权，这意味着一些看起来内容博大的原典其实是古代不同的学人于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学术视角集体完成的，这些原典因而有着独立的或者只能说是相似的学术体系或内容。以《墨子》为例，其中不仅有墨子本人的政治、经济等思想，还有被称为墨子后学制作的逻辑学、物理学等内容。像物理学、逻辑学等专业的东西是让受过现代物理学、逻辑学等分科式教育训练出来的学者研究合适呢，还是让所谓的“国学”研究人才以所谓的综合式方式进行全面研究更合适呢？以分科的视角研究《墨子》一类的著作，不仅不会出现一些学者所担忧的会肢解古代学术文化的情况，相反，那会更科学。不惟对经典如此，对古代思想家的深入研究同样如此，特别是对那些生活于中国古代学术总结期的明清时期的思想家而言。以王夫之为例，他在文、史、哲等方面均著述宏富且内容博大精深。把他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中几乎任何一本著作拿出来，都足以作独立的专项研究；不惟如此，其四部之学中已经而且还将继续开辟出一些研究领域。拿史部之学来说，王夫之的史论史评著作有的并非出于学术兴趣，是为了表达他对当时历史事件、人物和制度的看法，寄托着他深沉的民族历史意识，感时而作。这些史评著作的一些精神虽然也与其哲学精神有联系，但很大程度上可以不顾其余而独立研究。再者，对于王夫之这种大学者来说，目前学界对他的研究即使从分科（文、史、哲、艺等）的角度而言都尚未挖掘殆尽，有的学术领域甚或少有人问津。能够吃透其煌煌十六册的《船山全书》（2011年岳麓书社整理版）已属不易，所以至今没有出现能够以一己之力对王船山的全部著作或思想做通观研究的学者。究其原因，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因此，现代学科体制下的学者们尚未能从自己所受的学术背景和训练中详尽地而且深入地对王夫之进行研究，又何必急于从所谓贯通式的视角进行全面研究呢？

还有一点站不住脚的原因是，它没有考虑到研究“国学”的学者的学术背景和学术兴趣之各异。现代西方学科框架下训练出来的都是“术业有专攻”的专门人才，他们一般只对属于自己本学科的知识的研究领域、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等更熟悉，也更有学术发言权。不仅如此，学者们的学术兴趣也不尽相同，即便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学术兴趣，他们采取的研究视角一般也会不同，因而得出的结论必然有别。这种状况便决定了，即便我们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经典和思想是汇通式的，是现代任何一个学科分类所无法涵盖的，严谨的学者们一般只可能从自身的学术兴趣出发，去从事那些与自身的学术训练、素养相匹敌或一致的学问的研究，他们各取所需、量力而行而非面面俱到、无所不能[7]。换句话说，即便“国学”学科成立了，也并不会必然地导致学者们能够或自觉地突破现存文史哲分科的视域限制而走向综合式的、贯通式的“国学”研究道路。只要现行的学科体制依然存在，学者们便仍然会自觉地受制于学科框架的视野。

三、“国学”学科目前缺乏稳定的内涵

任何一门学科都应有相对稳定的内涵，这包括一般要有特色鲜明的学科基础、知识系统、理论构架、研究方法、师资力量和课程设置等。在目前大陆先后成立国学院或国学研究院的十几所高校中，很难说有哪个高校已经基本达到或具备了上述的学科办学要求。以条件相对成熟的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为例，这两所高校的国学院在课程设置上有很大的不同[8]，可以推测，其他院校的国学院也都会依据自己所在学校的学科基础与特长、师资力量等自行安排“国学”课程；这种课程设置上的不统一也是不利于申报“国学”学科的。再者，以笔者所在的大学为例，国学院这个实体机构其实就是把文、史、哲三个学科中的一部分师资拼凑在一起而形成的，合并之后，搞文学的学者仍搞文学，研究历史的仍搞历史，从事哲学的仍然搞哲学，三者没能真正的融合起来，这样去构建学科，意义多大呢？师资力量也是制约“国学”学科设置的重要因素。尽管设立“国学”学科的学理上的目的是为了“从’国学’的学科视野去研究古代社会、文化与典籍”[9]，但究竟如何让受过现代分科训练的各路专家学者去培养具有“国学”素养的学生，笔者至今未见有哪位学者能从具体的操作层面进行详细阐述。

四、建立“国学”学科虽然在一些高校和学者中呼声很高，但至于建立何种种类的学科以及它在现有学科体系中的定位等问题，学者们仍然有很大争议

郭齐勇教授一方面认为，“国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下面设经、史、子、集、中国的宗教等一级学科”[10]；但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又同意增设“国学”为一级学科[11]。在赞同开设“国学”为一级学科的学者中，究竟应该将其放在文、史、哲哪一门类上，大家又出现了分歧。方铭认为应该将“国学”一级学科设立在“文学门”下[12]；郭齐勇教授建议将其放在“哲学”门类下[13]；还有的学者则支持将其放在“历史学”门类下（如张岂之先生）。总之，为了争夺“国学”一级学科的所有权，学者们均认为将其设置在属于他们由以出身的学科门类下才是最合理的，反之则有削足适履之嫌。

五、支持设置“国学”学科的人似乎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国学”学科毕业生的就业去向问题，特别是本科阶段与硕士阶段的毕业生

上面提到，一些国学院在核心课程的设置上都存在很大差异，那它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在专业知识与技能等方面的差别上与那些已然发展成熟的现行学科体制下的学生相比会更大。而且，目前学界在对是否设置“国学”学科的讨论上看法不一，已经先行自主开设“国学”专业并培养“国学”人才的高等院校又只占极少数，所有这些都将对“国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产生不利的影响。毕竟，目前的招聘市场在专业人才的选择上仍然是与我们现行的学科框架相吻合的，招聘单位仍然会去中文、历史和哲学等院系寻找专业对口的学生。

总之，虽然很多建议或支持设置“国学”学科的学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通过以上的一点分析，笔者认为，目前“国学”学科（无论是学科门类还是一级学科）建立的原因还是不够充分的，条件还是很不具备的，时机还是很不成熟的。因此，有关高校或科研院所不宜汲汲于申报“国学”学科，让它在目前的形势下进入“体制内”。

［1］持该观点的学者甚多，本文无法一一列举，仅择代表性者，如纪宝成（可参考梁枢：《该不该为国学上户口》，《光明日报》2009年12月21日第012版）、郭齐勇 （《试谈“国学”学科的设置》，《光明日报》2010年8月23日第012版）等。

［2］吴根友在《传统学问（知识）分类体系的演变与当代“国学”一级学科建设问题初探》（《学海》2012年第4期）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为当代世界文化提供一个鲜活的文化类型”。

［3］其实，除了上述旗帜鲜明的两点外，民族情感的考虑以及治国的需要也是个别学者倡议开设“国学”学科的理由。参考梁枢：《该不该为国学上户口》。

［4］如吴根友所说：“如果硬要寻找‘国学’学科在知识分类上的逻辑基础，交叉知识与综合知识当是其合理的逻辑基础”。见其《传统学问（知识）分类体系的演变与当代“国学”一级学科建设问题初探》。

［5］郭齐勇：“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通称，但基础是四部之学”。持该观点者居多。见郭齐勇《试谈“国学”学科的设置》。吴根友将国学知识初步分成三个层次：“一是基础理论知识，二是具体艺术知识，三是具体技术知识”；见其《传统学问（知识）分类体系的演变与当代“国学”一级学科建设问题初探》。方铭则认为，国学“并非指产生于中国的所有学术，而是特指中国固有学术中与西洋学术表现出差异的那一部分”，见其《关于国学及国学一级学科设立的一些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冬之卷。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则在访谈中谈到，“国学有广、中、狭三种定义”，见梁枢：《该不该为国学上户口》。总之，有关“国学”范围的异议尚有一些，但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尽可能地罗列，而是表明，今人对何谓“国学”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7］因为有些学者以古代经典为例，认为：“...《史记》，说它是史学著作，当然是可以的。说它是经济学著作、政治学著作、是社会学著作也是可以的。只靠文史哲的专家学者分科研究《史记》的话，宝贵的资源会被浪费掉很多”（笔者按：纪宝成校长的发言），见梁枢：《该不该为国学上户口》。在纪宝成看来，研究《史记》，就应当面面俱到地把它里面包含的各种各样的思想都一网打入，而这必须要全才式的学者才可以胜任。

［8］武汉大学：“目前增设‘国学’一级学科，其下的二级学科，应设有：1、经学；2、子学；3、史部典籍；4、集部；5、中国的宗教：佛教、道教与民间宗教...此外，似还可设古代自然科学与技术、地域文化、中外文化交流史、宋元明清学术与东亚文化、出土文献与简帛佚籍等二级学科”，见郭齐勇：《试谈“国学”学科的设置》。人民大学开设的二级学科则有：国文、国史、经学与子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与边疆研究等；参考人民大学国学院网站：http://guoxue.ruc.edu.cn/xygk_more.asp?id=75。

［6］［9］［10］［11］［13］郭齐勇.试谈“国学”学科的设置[J].光明日报,2010.8.23:012.

［12］方铭.关于国学及国学一级学科设立的一些问题[J].中国文化研究，2010，（冬）.

［责任编辑：姜国峰］

A Modest Proposa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Disciplin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tudies in Modern China

LIU Rong
School of Philosophy,Wuhan University

Currently,there are three reasons for suppor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disciplin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tudies,which can be came down to external factor and internal factor.However,both of the reas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discipline are not very persuasive.Promoting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through Traditional Chinese Studies makes it means rather than purpose;the bounda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tudies are not very clear yet,so Mr.Qianmu’s perplexity has not been resolved so far;many Chinese classics were in fact co-completed by a lot of scholars with their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 different times,together with the distinct personnel training program in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system,not necessarily inducing scholars to carry out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Chinese Studies in a comprehensive way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way of Literature,History and Philosophy.In addition,many other factors,such as lacking relatively stable discipline connotation,big debates about discipline orientation problem as well as underemphasis on graduates’employment,pose problems in he establishment of disciplin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tudies.

Traditional Chinese Studies,establishment of discipline,traditional culture,modest proposal

I

A

1007-5674（2014）01-0125-00

10.3969/j.issn.1007-5674.2014.01.031

2013－10－23

刘荣（1985—），女，山东临沂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与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哲学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