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颖杰，张 宏

（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四平136000）

美国亚洲政策与战后我国处理日本战争赔偿问题

王颖杰，张 宏

（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四平136000）

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赔偿问题经历了一个由积极到消极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主要受美国亚洲政策的影响。这一转变不仅对当时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对现在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

美国亚洲政策；国民政府；日本战争赔偿

“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按照 1937年比价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100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政府277年的财政收入,26年的工业总产值,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所索要赔款总数的数十倍。”[1]如何使战败者赔偿中国的战争损失成为了抗战胜利后的当务之急。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国民政府对于日本战后赔偿问题经历了一个由积极索赔到消极对待的过程，这个态度转变与美国的亚洲政策息息相关。

一、美国亚洲政策

从1945年日本投降到1948年上半年，美国亚洲政策主要是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不会再对美国产生任何威胁，同时也要阻止社会主义阵营在亚洲其他地区继续扩散。为此美国采取了一切办法来阻止日本的战后恢复，积极支持周边地区对日索赔工作，以期达到最大制约日本的目的。

在中国，美国希望中国成为其亚洲政策的大本营，制约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虽然很多美国人早已认识到了国民政府的腐朽，但是由于延安红色政权的出现，美国不得不继续支持蒋介石。此时，由于常年战乱，中国经济上千疮百孔，不能成为反苏基地。因而，美国决定在削弱日本的同时利用日本的经济赔偿来壮大蒋介石的反苏能力，以保证“在我们与俄国在政策上严重对立时中国任何时候都会站在我们一边”[2]。

从1948年“斯特瑞克报告”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这一阶段，由于美苏关系急转直下，美国认为其主要的矛头应该对准苏联。在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的节节败退，使杜鲁门政府认为“中国革命的进展同日本重要性的增长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3]。美国制定新的对日政策即“美国在亚洲的现实政策，应是把中国国民政府作为对抗共产主义的惟一政府，而将日本作为亚洲的‘生产工厂’，以此对抗共产主义的渗透”。[4]1947年3月,美陆军部副部长斯特莱克递交的一份报告认为：“日本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决战的战场,美国如不能在这场决战中取胜,将永远失去在远东的有利地位。”[5]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已经由”削弱日本经济实力”转变为“复兴日本工业力量”。

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字。这一阶段，远东的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内战的最后胜利，国民党逃往台湾。美国利用国民党统治亚洲、抵御共产主义阵营入侵的计划破产。在印度，法国的殖民统治也有瓦解之势。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社会主义阵营在远东和东南亚连成一片。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成为了美国亚洲政策的核心内容。这样，1951年9月，在旧金山美国召集了52个国家（中国除外）召开会议，会议通过并签署了《旧金山和约》。《和约》第14条规定：日本应对在战争中受到伤害的盟国予以赔偿,鉴于目前日本经济状态的困难,盟国在希望获得赔偿之际,也可考虑以日本人劳务形式(并非金钱及财物)的赔偿。可以说，《旧金山和约》的签订几乎使得所有盟国都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偿，美国对日本的态度也转为“积极扶植”。

二、国民政府对日赔偿问题的态度

关于日本战后赔偿的基本方针在《波茨坦公告》第11条有明确规定：“日本将被允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实物赔偿之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内。”[6]公告的这项内容有明显的缺陷，它没有具体规定赔偿的数额、赔偿方式等内容，这就为美国操纵日本赔偿埋下了伏笔。国民政府对于日本赔偿态度也随着美国亚洲政策的转变而改变。

（一）战后初期国民政府的态度

这一阶段国民政府认为：由于多年的战争，使得中国国内的生产力遭受到巨大破坏，日本应该给予赔偿，所以“日本在华自‘九一八’以来侵占的地区内的公私产业应完全由中国政府接受，作为赔偿损失的一部分，战争停止后，日本应以大部分残存之军械、军舰、商船与飞机移交中国”。[7]国民政府对于日本战后赔偿的基本立场是分为军事和经济两部分。“军事部分，中国亦如其他盟国，主张摧毁日本军需工业，举凡兵工事业、飞机制造、民营军需工厂均应列为赔偿物资，或予彻底摧毁。经济部分，因我国工业比较落后，与各盟国观点稍有不同。我国主张日本重工业应以1914年为生产水平；轻工业，尤其纺织工业，必须列入赔偿范围，而由我国予以拆迁”。[8]由于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本的态度是积极遏制，所以中美双方的态度基本一致。于是，1944年2月5日，国民政府成立专门委员会——“行政院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战争损失及赔偿事宜。大体来说，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在对日赔偿问题上面，虽然按照美国意志行事，但是在惩罚日本的态度和程度上都要远远大于美国。尽管这一时期国民政府赔偿问题受到苏联、美国、日本的不同程度的干涉，但是态度还是积极主动的。

（二）1949年之后国民政府的态度

1949年之后，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而中美双方对日赔偿问题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美国态度转变的原因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再重复。国民政府由于内战的失败，退守台湾，国际地位不断下降，在赔偿问题上不断退让，于1952年3月25日决定放弃全部赔偿的要求。至此，国民政府最终完全放弃了对日本赔偿的所有要求。

三、对中国的不良影响

其实，在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国民党政府确实曾经设想要严惩日本，不仅要消除日本对自己的威胁，同时还要索取中国人民应得的战争赔偿。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软弱不作为和美国政府的扶持纵容，这些设想最后都成为了泡影。作为战胜国，中国不仅没有获得应有赔偿，而且战争赔偿问题给以后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带来了极其严重的不良影响。

（一）国民党政府获得极少部分赔偿

由于蒋介石打内战的需要，国民党政府最终放弃了对日派遣占领军的权利，这使得国民党政府失去了对日索赔问题上的话语权，完全追随美国脚步。在追讨被劫物品问题上,由于驻日人员不足,日本方面又人为地制造诸多麻烦,追讨效果不佳。在不到10年的追讨索赔过程中，国民党政府共获得日本赔偿有如下几类：[9]

1.日本在华资产中的绝大部分。“根据1948年11月东北统一接收委员会负责人的谈话和赔偿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等的估计,国民党政府当时已经没收的日本在华财产的价值是,除东北、台湾地区之外,接收的有3.5亿美元左右,在东北接收日产可抵充赔偿的约有31.73亿美元(其中南满株式会社未计算在内,约占日人在东北资产的三分之一),日本在台湾的资产约有3.4亿美元。”[10]实际上，日在华财产有很大一部分被苏联以“战利品”的名义接收运回本国。苏联出兵东北，加速了日本投降的步伐。但是苏联提出，其在东北所俘获的日伪财产应算“战利品”归苏联所有。这样有将近30亿美元的日在华资产被苏联窃取。

2.先期拆除物资：工作机械7686台，重52034吨；实验设备1690台，重735吨，电气设备 19827吨。折合美金22070282.19元。

3.归还被劫物品：国民政府接受书籍、古物、货币、整厂机器设备、计件机器、汽车、船舶、工业原料、贵重金属、杂项等共约价值1813235765美元。此外，还获得日本残余舰艇，总吨位不足5万吨。

据估计，这些仅是中国损失的万分之三左右。同时，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战争赔偿，中国经过多年的努力，经济才得以缓慢恢复。可以说，日本少得可怜的战争赔偿，严重地拖累了战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

（二）新中国索赔处于被动局面

1952年4月27日，蒋介石为了一党私利，不惜放弃民族利益，与日本签订了所谓的《台日和约》，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偿。这种妥协行为，使得中国政府在以后的对日索赔问题上处于极端被动的局面。

由于新中国没有派代表参与旧金山会议，之后的日蒋和约也无效，中日赔偿问题一直被搁置下来。不过中国政府在不同场合一直都坚持对日索赔的权利。1952年5月，周恩来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日蒋和约，宣布其是非法、无效的，中国政府坚决不承认。1964年，陈毅部长再次指出中国人民有权要求赔偿。不过，这一时期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改变对日赔偿问题的态度。首先，美国扶植日本成为其在远东新的反共伙伴，一些国家相继放弃了对日索赔要求，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发展起来，摆脱了战败国地位，成为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得到了国际上许多国家的承认。这样，中国失去了迫使日本赔款的有利国际环境。其次，就日本而言，日蒋和约使得日本认为已经走完对华赔偿的法律程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重提索赔要求也是十分困难的。最后，由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封锁中国的政策，中国急需被国际社会承认，这些因素促使中国一直在寻找与日本重开会谈的机会。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日本加快了与中国恢复邦交的进程。1972年9月25日，双方代表会谈期间提及日本战后赔偿问题，日方代表以1952年日本与台湾已经缔结和约，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为理由，拒不承认赔偿问题。周恩来总理立即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11]经过中日双方反复磋商，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12]

虽然中日赔偿问题，以中国的大义风度解决。但是，如果没有国民政府的软弱放弃，也不会造成日后新中国在日本赔偿问题方面的这种局面。

（三）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死灰复燃

近几年，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抬头的趋势日益明显。日本文部省两次在教科书上歪曲侵略事实，否认侵略历史。每年日本首相和阁僚都以各种方式参拜供奉日本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1998年12月、2000年1月日本东京地方高等法院、日本最高法院两次判决因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而引起诉讼的东史郎败诉。日本的一些政要如石原慎太郎等人不断发表否认侵略的讲话。今年的“八·一五”战败日致辞中，安倍首相并未提起日本在战争中对亚洲各国的伤害及反省，少了1994年以来，这一天所有日本首相都会谈到的，向亚洲一些国家道歉，以及永不再战誓言这样的内容。这些不胜枚举的事例追根究底都是美国纵容日本的结果。正是由于战后日本经济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使得至今日本政府和一部分民众仍不能反省其战争罪行。给现在的中日间邦交带来很大负面影响。同时，由于日本拒不承认战争罪行，给中国的民间索赔工作也带来了不良的影响。许多二战期间被日军征集的慰安妇至今仍不能得到应有的赔偿。

历史不容否定，虽然二战已经过去快半个世纪了，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应该牢记那段屈辱的历史。虽然我们给予曾经的侵略者以宽容的态度，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认真反省，反而步步紧逼，不时发出否认侵略战争的言论，这点不得不令我们提高警惕，在维护地区和平的同时，也要加紧国防建设。

［1］佚名.中华民族的胜利[N].人民日报，1995-07-07（3）.

［2］赵文亮.美国远东政策与日本的战争赔偿[J].郑州大学学报，2000（4）：63-66.

［3］信夫清三郎.日白外交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753.

［4］王哲，申晓若.二战后战争赔偿与日本反省战争的态度[J].长白学刊,1996(6)：60-64.

［5］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同时代史：第2卷[M].东京：青木书店，1990：9.

［6］世界知识出版社.国际条约集(1945-1947年)[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108.

［7］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M].陈在俊，译.台北：中央日报社，1986：78.

［8］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27.

［9］翁有利.国民政府与日本战争赔偿问题[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4）：18-24.

［10］台湾外交问题研究会.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七）：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M].台北：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1966：106.

［11］陈敦德.新中国外交谈判[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550-551.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十九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7-8.

［责任编辑：薛柏成］

American Asia Policy and China Handles Question of Japan’s War Reparations after World WarⅡ

WANG Ying-jie，ZHANG Ho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Jilin Normal University,Siping,Jilin 136000,China)

After world warⅡ,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handled the question of Japan’s war reparations went through a changing from the positive into the negative process.This process was mainly affected by American Asia policy.This transformation not only has a bad influence at that time,but also the negative effect of today is inestimable.

American Asia policy；Kuomintang government；Japan’s war reparations

K25

A

1007-5674（2014）01-0113-03

10.3969/j.issn.1007-5674.2014.01.027

2013－11－15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抗日战争战后处理及其影响”（编号:2009B367）

王颖杰（1978—），女，辽宁丹东人，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世界史；张宏（1978—），女，吉林四平人，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东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