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元

（湖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清代湖北地区乡村教民群体组成探析

刘 元

（湖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明清时期，全国各地开始出现信仰基督教的群体，这个群体被称为教民。各地教民群体的特征有所不同，江南地区的教民以有声望的士绅为主，成为“文化基督徒”。在湖北，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士绅入教，湖北的教民以平民为主。基督教信徒多为农民、渔民、小商贩等位于社会底层的百姓。这个信仰群体的社会地位与其文化素养决定了湖北基督教在发展过程中的特点。

湖北；教民；清朝

明朝和清前期，基督教会注重上层传教路线，利用西学技艺结交上层人士，传播教义，推动天主教的发展，传教士与上层人士交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会的发展。传教士进入湖北，是由地方官员引荐和邀请的，但是进入湖北之后，传教士的上层路线并没有取得大的成功，基督教没有引起地方官员和士绅的足够重视，湖北没有出现江南地区那样有声望的士绅大量入教，湖北的教民以平民为主。这些平民，“如果他们不参加敬孔和祭祖，便不能参加考试，猎取功名，将永无光宗耀祖之望；他们大多数是自耕农或渔户，全部财产是几亩薄田或一只渔船；再不然就是工人和小本商人；这些人都不为人所重视”。[1]然而，不为人重视的这些小民却恰恰是日后屡屡兴起教案的主要人物。

在下文中，将具体分析湖北教民的组成情况，由于没有专门的资料记载，多数将从传教士的书信、文稿和教案中透露出的信息，勾勒当时湖北乡村教民群体的基本情况。

一、农民

农民在湖北乡村教民群体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在清前中期的禁教时期，有部分信徒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或由于贫穷等多方面的原因，移民到湖北的偏远地区。在这些地方，由教会出钱购买土地，或自己开垦荒地，慢慢稳定生活下来，这一批人成为比较固定的信徒群体。在湖北谷城的磨盘山，“襄阳教区的领袖们避开官员们的严密搜查，决定逃到这个大省的北部，离古镇七法里的山区里去。他知道那里有一些土地一个世纪以来无人耕种了，土地主人都不住在那里，他们愿意便宜一点卖掉这些地。他只花了六十个罗马埃居就买了一个小山谷，分给贫穷的基督徒家庭”。不久，北京耶稣会会长士巴多明让一位基督徒秀才也在那里买下了两座山的山谷 “收容从地方上撤出来的基督徒”。这两座山谷“和上述那个基督徒领袖买下的山谷相接。土地非常肥沃，四五年之内不用施肥”。“我（巴多明）继续派老的讲授教理者到那里去巡阅，分配土地，建立规章，并培养了几位首领来监督执行”。[2]在纽若翰神父时代，这一地区的信徒达到了6000人。遣使会士刘方济曾经在笔记中描写了清中期禁教时期的信徒：“在仇教肆虐之际，修会依然强大而忠诚；他（刘方济）到达山脚下时，四周寂静无声，不见人迹……次日早晨，四五百人参加了他的弥撒。”[3]骆尼阁神父曾在此传教，他说道：“此区具有原始教会之热诚……教民皆集中，无教外人羼杂其间，仅知祷告主力田。”[4]“仅知祷告主力田”言简意赅地反映了当时信徒的身份和信仰特征。根据《天主教传入沈娅史实纪略》记载，这一地区在禁教期间，传教会的工作没有被中断过，直至1870年，托付于意大利方济各会的老河口主教辖区。老河口天主教会在1870年后，购有大片田地，将其出租给教民。

董文学1835年至湖北、河南传教，他初入湖北的时候，在沙洋地方发现一个基督教社区。这个基督教社区是一个四川教民发展起来的，四川教民受到地方农民的尊重，长期居住下来，慢慢将农民发展成信徒。成和德对这个社区也进行了记载：

（该四川籍信徒）营商至此，忽思及为宣教事，久之，颇得临近外教之信用之感情新生矣，现信友颇众，皆厚遇之，而地方官长，适为同乡，以桑梓之谊，亦甚有感情，往来颇密切。凡教士至此，为成人付洗，备受欢迎。且谓尚怀大希望，将为信德，更开疆而拓土云云。[5]

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田大兴于1869年赴宜昌传教，后又有法国和比利时传教士至此。至1891年的时候，教会在宜昌市内已置有多处房产，在宜昌府属各县均置有田产出租给教民，其中以江陵、荆门两州县的田地为最多。

在1860年以来教案的往来材料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农民的身影。同治四年（1865年）干鹏控教民冯春福逃课案中，涉案教民冯春福、干盛源都为佃种他人土地的农民。同治五年（1866年）广济县教案中，就提到外国传教士赴当地乡村传教，涉案教民罗世先、罗世坤等“系安分农民”。同治八年（1869年）天门教案中，奇物台天主堂即附近奉教村庄均被烧毁，习教之家，均被抢掠罄尽，所涉教民，均为村庄农民。同治十三年（1874年），施南府地方士绅为禁止民众习教，对教民“践踏田禾，逼令毁教”，可见，湖北教案中的多数涉案教民均为农民。

以上可以看出，湖北信徒中很大一部分为农民。对中国基督教史颇有研究的法国学者荣振华指出：“湖广是唯一的没有受到公开迫害的地方，这里的信徒都是生活比较贫困的人，他们都是普通的劳动者”。[6]

二、渔民

湖北水乡渔民信徒较多，是湖北地区基督教信仰的特点。湖北为千湖之省，境内河汊众多。有传教士写到：“该省有一批多得出奇的江河流过，而大部分城市和村镇均位于江河之畔”[7]。

聂若翰神父在雍正禁教之后长期活跃在湖北水乡，1706年之后“他（聂若翰神父）主要负责汉水和邻近水域的传教工作。这个地区河流很多，需要乘坐小船，船舶成为教堂。正因为如此，聂若翰称这个地区为 ‘水上传教会’，在这个地方有很多渔民成为信徒”。[8]

湖北水乡渔民信教的特点，殷弘绪神父在给印、中传教区总巡阅使的信中进行了介绍，聂若翰 “为100名偶像崇拜者施了洗，跑遍了散居于这片经常受淹的平地上几个小高坡周围的大批渔民家庭；他把这次行动称做‘荷兰使命’”。[9]

还有一名传教士在介绍湖北传教情况时提到：

有一条注入大江的相当大的河流的河口处，有一个大镇叫汉口……那里有一大批受归化的信徒。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港口，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只船在那里停泊，其中有许多船舶属于基督徒。两年前进入该省（湖北省）的嘉类思神父负责该镇及船上的基督徒……赵圣修神父也自东直向西地逆河而上，以分别照料在那里的基督徒。他每年在这些基督徒中巡视近九个月。[7]267

嘉类思神父曾在汉口附近进行过410次洗礼，他还提到顾铎泽神父在襄阳附近的东津湾举行了77次洗礼和139次告解神工。顾铎泽在一封信中讲到：“我又返回了汉口……到了那里，我看到了一大批船，船主几乎都是基督徒。他们有人过来把我带上一只隐蔽的小船，把我送到汉口对面的一个月牙形的小湖，小湖沿山延伸到汉阳城近旁……晚上，大批上行的或下行的基督徒们都停下来到我的船上来呆一段时间做祷告。”[2]292-293

前文提到的赵圣修神父每年约九个月的时间在湖北，在湖北的时间，他几乎是天天在船上照料这个地区的4000名基督徒。他也曾经在书信中这样描述：

我于20日再度扬帆起航，以便先去汉口，再从那里前往我的日常住处——柏泉山。在那里庆祝了圣行洁净礼日（2月2日），其间聚集了大批信徒。之后我又返回了小船，以便前往汉口。此时正是船舶习惯于沿江而下的时期。在一般情况下，那里到处都有大批基督徒。因此，我几乎在江岸停留了整整一个月，忙于为他们施行圣事，为那些我认为已受到了充分教育并准备接受洗礼的慕道友 （望教者）举行洗礼。2月27日，我乘船起锚向其他的基督教会驶去。我于3月3日到达了我的传教区之港口，在那里一直忙碌到4月8日。420余人赶来参加圣事，我为77人举行了洗礼，其中有36名成年人。[7]282

在湖北清前中期的一些教案中，也可以看到渔民的身影，“刘开寅弟兄驾船为业，素习天主教”。[10]

三、小商人

湖北位于华中腹地，汉口自开埠以来，无他埠可比，“循大江而东可通皖赣吴越诸名区以直达上海；循大江而南可越洞庭入沅湘以通两广云贵；又西上荆宜而入三峡可通巴蜀，以上溯金沙江；至于遵汉水而西，经安陆、襄阳、郧阳诸府，纵贯全鄂以抵汉中；又沿汉水之支流白河、丹江二水以入宛洛，所谓九省之会矣”。[11]因此四方商贾汇集于此，本地也滋生了不少商人。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沙市的一次教务交涉中，地方官员称 “湖北江陵县沙市地方华洋杂处，客民贸易者共十三帮”。[12]这些商贩或因往来各地，或接触各处商民，有较多机会接触天主教，故有不少人也成为信徒，但其中以小商人为主。

在清前中期的一些档案中，可以看到小商人活跃在其中。乾隆四十九年的大教案中，提到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几名商人。有蔡伯多禄、谢隆茂等人，均为商贩，他们以贩卖广东商品至湖广为生，与湖广地方小商人相识。还有涉及此案的樊城的刘宗选为湖北本地商人，虽从材料的只言片语中无从得知其从事何种生意，但至少可以知道其为一名小商人。

在清前中期另一起教案中提到武昌府开有源丝店信教人李姓。[10]459这些小商人信徒远没有农民和渔民信徒的数量多，但他们由于其职业的流动性，与其他地区的信徒进行联系，使各地基督教活动有了交流与联络。有的信徒甚至由于其生意往来积累起来的经验和人脉，使他们成为传教士的联络人和帮手。所以，这样一批信徒，在教会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同治四年（1865年），广济县干鹏控教民冯春福、干盛源欠租谷案中，就提到蕲州的一名龚姓教民，是一名小商人，在地方开裁缝铺营生。信教之后，自称教士，成为教会的“代言人”，赴广济查看受难教民，至广济县衙咆哮，勒令看役释放干盛源。

同治十四年（1875年）施南府高教士买地建堂案中，从中帮忙交涉买地的蒋绘亭为“卖戒烟丸药之人”。

从信仰群体来看，湖北并没有出现类似江浙地区的“文化基督徒”。基督教信徒多为农民、渔民、小商贩等位于社会底层的百姓，他们普遍文化素质不高。这个信仰群体的社会地位与其文化素养决定了湖北基督教在发展过程中的特点。他们在信仰过程中，不可能像文人阶层一样，被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所吸引。他们的信仰被深深打上了其所处阶级和地域的烙印。对于底层群体信教的特点，西方传教士也有所认识：“传教士可能与文人进行过长期讨论，力图反击那些早已确立并得到了丰富文献支持的颇有学问之观点。他们与平民百姓交往时却丝毫不会遇到这种情况。这些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平民百姓最容易被说服。”[13]底层民众信教，更多的带上了功利性的目的，甚至迷信的成分，“始终都是一些被认为是神奇的事件鼓励民众们要求举行受洗”。[14]

如果说天主教在早期进入中国传教时，走的上层路线，在上层人士中引起了反响，并与他们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方面，产生了互动。那么，湖北教民群体以下层民众为主，一方面体现了湖北信仰群体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天主教在清中叶禁教时期信仰下移的趋势。这种下移是在禁教的大环境下，由各种原因造成的。在这种趋势下，天主教的信仰群体从上层文人降至社会底层人士。一方面，造成天主教对上层精英文化的影响日趋减少；另一方面，天主教也开始了日趋底层化的趋势，他们与地方社会紧密联系，与中国底层社会的文化渐趋融合。

［1］穆启蒙.中国天主教史[M].侯景文，译.台北：光启出版社,1981：111.

［2］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三卷[M].郑德弟，吕一民，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151-152.

［3］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43.

［4］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927.

［5］成和德.湖北襄郧属教史记略[M].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4：37.

［6］DEHERGNE JOSEPH.La Chine centrale vers 1700[M].AHSI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ctatis icsu，1967：32.

［7］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四卷[M].郑德弟，吕一民，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267.

［8］MGR.NOBEL GUBBELS.Histore du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s 1587 Jusp u,a 1870[M].Wu-Chang：Imprimeur Francican Press，1934：72.

［9］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二卷[M].郑德弟，吕一民，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38.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2003：487.

［11］侯祖畬，吕寅东.夏口县志·商务志[M].民国九年刻本.

［1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五辑[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据抄本影印,1977:1185.

［13］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M].耿昇，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21.

［14］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国文化的首次撞击 [M].耿昇，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81-82.

［责任编辑：薛柏成］

A Study on the Composition of Hubei Christian in Qing Dynasty

LIU Yua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Hubei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62,Chin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e country appeared to some people who belive Christianity.This group was named Christians.The Christians across areas have distinctive features.The most of Christians were gents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who were named cultural Christians.In Hubei,the most of Christians were Civilian,were not gents.The most of Christians were farmers，fishers，small mongers and so on who were in the lowest social status.The status and cultural accomplishment of the Christiansdecided the process of their evolution,and the factors.

Hubei；Christian；Qing Dynasty

K249

A

1007-5674（2014）01-0110-03

10.3969/j.issn.1007-5674.2014.01.026

2013－11－24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晚清湖北教民研究——以湖北教案为中心”（编号：13q013）

刘元（1983—），女，湖北仙桃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湖北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