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艳青，徐继宁

(济宁学院 大学外语教学部，山东 曲阜273155)

“中国英语”与汉语的象似性解读及理据探究

于艳青，徐继宁

(济宁学院 大学外语教学部，山东 曲阜273155)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探讨“中国英语”这一语言现象和汉语的象似性，依次从语音、词汇和句子结构等方面并结合大量实例解读“中国英语”与汉语的象似性，从而得出影响“中国英语”产生的原因和认知理据．随着跨文化交际的日益发展，“中国英语”必将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学习和传播带来积极影响．

中国英语；象似性；认知理据；跨文化交际

一、引 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及跨文化交际的不断深化，表达中国独特事物的英语词汇不断大量出现，那么该如何来称呼这些新兴词汇呢？葛传槼[1]首先提出了“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 的概念，如Four Books(四书)、May Fourth Movement (五四运动)、kowtow (叩头)、one country, two systems(一国两制)等.汪榕培[2]将“中国英语”定义为“它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李文中[3]将“中国英语”的定义修正为: “以规范英语为核心, 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 不受母语干扰, 通过音译, 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 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英语”做出了研究，洪捷[4]认为“中国英语”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条件下中国同国际交往的结果，是载有汉语语言特征的英语变体，它充实、丰富英语语言本身，对于英语的价值和意义是勿庸置疑的.郝吉环[5]探讨了中国英语作为英语变体的可接受性问题对我国的英语教学和国际经济文化交流都具有现实意义.王筠和高晓岚[6]认为中国英语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传统的中国哲学思想及表达方式在中国人潜意识中的存在有密切联系.徐俊健[7]从中西文化背景差异和中英思维模式差异出发来理解分析“中国英语”的现象与特征.以上研究都没有对其形成的原因给出明确的解释，因此，本文将试图从象似性的角度探讨“中国英语”这一语言现象及其生成理据.

二、象似性理论的提出

Croft[8]认为广义的象似性指的是语言的有理据性，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建立在体验哲学的基础上，采取的是Peirce 的“符号的三重指称观”: 象似符（icon），索引符（index），标记符（symbol）.王寅[9]将象似性定义为: 符号在音、形或结构上与其所指之间映照性相似的现象.并认为象似性原则的确立是语言符号问题研究从静态封闭走向动态开放的标志，是在索绪尔任意性原则基础上对语言符号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表明了语言符号问题研究方式的多元化趋势. Haiman[10]把语言结构的象似性分成两大类: 成分

象似与关系象似.前者指语言成分与人类的经验成分象似, 换言之, 就是形式与意义相对应; 后者指语言结构内部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与人类经验结构成分之间的关系相对应.象似性主要论述语言形式与所指之间的理据性关系, 即语言的形式和内容之间有一种必然联系, 两者之间是可以论证的、有理据[11].认知语言学的象似性更多的是针对语言形式与人的认知结构之间的关系，认为语言结构与人的经验结构之间有一种必然联系.这里的“经验”一般指人对客观世界的知觉和认识，或人的头脑反映客观世界而形成的各种概念和概念结构[12].相对于认知结构，语言绝不完全是任意的创造，而是受各种因素，包括认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理据的.

三、“中国英语”与汉语的象似性解读

（一）“中国英语”在语音上象似于汉语拼音

根据王寅[9]对象似性定义的解释：在“音”上，能念出来的语言符号有一部分与其所指之间存在象似性，笔者认为由于两种语言认知世界的方式不同，从而导致了两种语言的不同，如汉语中的食物“豆腐”，由于英美国家在生活中没有这种食物，所以就用“tofu”来填充在英语表达食物中的空白，后来英美国家又根据制作“豆腐”的食材和形状，将“豆腐”翻译成为“bean curd”，但一开始汉语词传入英语词汇时，则是寻求的最简单的“语音象似”，这是由于英美国家和中国的生活环境和饮食文化是不同的，正如我国刚刚兴起“肯德基”和“汉堡包”等新鲜食物时，我们也是借用了英语单词“Kentucky”和“Hamburg”来丰富我国的汉语词汇，笔者认为，随着世界发展的日益紧密，不同国家都在填补各自由于生活环境造成的认知空缺，人们又通过语言表达来认知整个世界，我们通过不断地增加新词汇拉近不同的认知方式，也就是寻求语言上的象似性.类似的语音象似于汉语的“中国英语”还包括：“kungfu”（功夫）、“mapo toufu”（麻婆豆腐）、“tea”（广东话的发音，茶）、“Taichi”（太极）、litchi（荔枝）、二胡(erhu)、Daoism（道教）、coffee(咖啡)、romance（浪漫史）、sofa（沙发）、chocolate（巧克力）等，这些“中国英语”不但丰富了英语词汇，也为英美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中国文化的方式.

（二）“中国英语”在词汇上象似于汉语词汇

语言是不断发展的，其动力就来自人们与客观世界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认知.认知是一个缺陷系统，随着世界的不断变化发展和完善，语言作为认知的产物，也在不断展现认知发展的成果，以满足人们社会交往的需要.词汇作为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能敏感地反映社会生活及其变化，成为我们观察社会、探索认知发展及其规律的一面镜子.由于中西古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 大量的汉语借词(Chinese Borrowings)进入英语, 成为规范英语的一部分.除了音译词，“中国英语”的另一大组成部分就是意译词，如china(瓷器)、Chinese herbal medicine (中草药)、lose face（丢脸）、paper tiger (纸老虎)、vegetable basket project (菜篮子工程)、patient-doctor dispute（医患纠纷）、grassroots heroes（草根英雄）、China dream（中国梦）等等，这一类的词汇主要是根据汉语的意思加上英语的表达式构成的，但其作用仍然和音译词一样，填充了英语词汇在表达中国文化方面的空白，如Chinese herbal medicine在形式和意义上都象似于汉语的“中国的、草本的、药材”，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古代科技欠发达，以草药作为治疗疾病的方法，而英美国家历史比较短，多以现代器械和药物作为治疗手段，从而缺失这一传统的文化，当他们试图用语言来表述认知“药物”范畴这一新成员时，就只能借助意译的方式来引入这一新词汇，借助语言来认知新事物.类似于“中语西借”的情况，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西语中用”的情况，包括音译的汉语新词汇，如：粉丝（fans）、博客（blog）、talk show（脱口秀）、hacker（黑客）等，还包括意译的汉语新词汇包括：鼠标（mouse）、求关注（grab attention）、GPS（全球定位系统）、PK（游戏中玩家相互战斗的模式）等等，这些汉语新词汇主要涉及的是科技和娱乐领域，这两大领域也是伴随着跨文化交际的日益深入，中国大众在认知本国文化的同时，对英美文化及新兴事物显示了很大的包容性，他们对新事物思维上的认知外化为语言这种更易为人们理解的形式.

（三）“中国英语”在结构上象似于汉语句法结构

在“结构”上，符号，包括单个符号和符号串

(句法) ，在结构和关系上会与所指的结构和关系存在许多象似性现象[9].如果我们将这种观点延伸到英汉两种语言，便可以解释为“中国英语”虽然采用的是英语词汇，但其句法结构却象似于汉语，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Long time no see.”（好长时间不见了），因为此句不符合英语的句法结构（没有主谓等结构），一度被认为是错误的“中式英语”，但后来因为其简练易记的新模式，被英美人士所接受，并广泛应用，其类似的结构还有“people mountain，people sea”（人山人海），这些以往被认为是不合语法的“中式英语”正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入到西方国家，并顺应了语言多元化和跨文化交际的需求.虽然语言结构稍有不同，但由于人类的认知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所以表现出人们对不同语言的超越结构层面的超强理解性.象似性原则对英汉语句子结构差异的解释，语言学界已有不少的探讨，如汉语重意合，缺乏形态变化，句法有时为丰富的语义关系让步；英语重形合，有丰富的曲折变化，语言严格地受规律制约，句法很少为语义让步.这也就很好的解释了尽管英汉语句法结构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基于人类相同的认知基础，英汉语言在人们的大脑思维层面是共通的.

四、“中国英语”的生成理据

（一）“中国英语”是客观的现实社会和主观语言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象似性，社会语言学家认为: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十分密切.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认知加工而形成的，是主客观互动的结果.语言学家就是要解释语言与现实、认知之间的理据性关系.社会环境和各种关系、现象都会在语言中得到体现，同时也对语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语言”之间的象似性.社会环境在语言词汇及语言结构中有对应的反映，就是说在社会环境和语言词汇和结构中存在一个象似性的原则[13].随着跨文化交际的日益深入，许多中国特有的网络词汇频现于英美主流媒体报端，比如去年的流行词汇gelivable（给力），作为“中国英语”被使用，就是社会生活环境的日渐趋同的客观因素和人们通过相似语言这种外在形式表达自身感受的主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认知环境（现实）和语言之间，必然要经过大脑的认知加工这一重要环节，不同国家的人们认知环境越接近，则大脑越容易加工出相似的认知体验，则不同国家的语言使用越相似，这就是为什么跨文化交际越深入，“中国英语”的产出量及流行速度越快.

（二）“中国英语”是一种动态的跨界文化认知现象

正如宋德生[14]所说：“象似性是人类认知普遍规律的语言表征形式，因此不同语言之间，也必然存在着反映人类共同认知规律的相似性，我们不妨把它叫做‘跨语言象似性’.随着全球化( globalization)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认知环境的差别越来越小，许多所谓‘中国式英语’正在为英语国家所接受，许多所谓‘不规范’的语法现象和表达式已经登上规范语言的大雅之堂，语言的地道和不地道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有阶段性的，动态的.世界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使得语言地道与不地道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不是一种倒退而是一种进步，因为在这个趋势中语言会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具有趋同性(convergence).这种趋势的本源还是在于人类认知的体验性和由此决定的语言象似性.”由此可见，语言的象似性是“中国英语”出现的根本原因，它有着深厚的认知理据.我们可以把“中国英语”看作是一种动态的跨界文化认知，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本土文化”一种很好的宣传方式.认知语言学认为，现实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产生语言，反之，语言也将通过大脑的认知体验反作用于现实，使我们通过语言认识不为我们熟知和发展中的世界，这也是由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决定的，由此我们可见，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中国英语”也将动态的迅猛发展，并对中国本土文化的传播起到积极作用.

五、结 语

“中国英语”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有其产生的认知理据，它本身属于英语，但又和标准英语不同，带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是跨文化认知语境和中英两种语言相互作用的结果，有利于英美国家全方位的认知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象似性理论为我们研究“中国英语”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我们了解其产生的原因及语言背后的运作

机制.除了探讨“中国英语”与英语的象似性阐释及认知理据外，笔者还将在以后的研究中试图将其与英语的跨文化教学相结合，探索新的语言象似性教学模式.

[1] 葛传槼. 漫谈由汉译英问题 [J] . 翻译通讯, 1982，(2): 91-92.

[2] 汪榕培. 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 [J] .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 1991, (1): 1-8.

[3] 李文中. 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 [J] .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3，(4) : 18-24.

[4] 洪 捷. 正视中国英语避免中国式英语 [J] . 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 , 2006, 专刊: 286-288.

[5] 郝吉环. 中国英语的现状评析 [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5): 45-48.

[6] 王 筠， 高晓岚. 从中国传统哲学下的语言观看“中国英语”、“中式英语”[J].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1): 110-113.

[7] 徐俊健. 中式英语和中国英语成因分析 [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2, (1): 149-151.

[8] Croft, W.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second edition) [M]. Cambridge: CUP, 2003: 102.

[9] 王 寅. 滤减象似性与语言符号象似性 [J]. 外语学刊, 1999,(2): 14-19.

[10] Haiman, J. Natural Syntax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1]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155

[12] 束定芳. 语言的认知研究---认知语言学论文精选 [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104

[13] 王 寅.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象似性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9, (2): 51-54.

[14] 宋德生. 体验认知与语言象似性 [J]. 外语教学, 2004, (1): 23-27.

（责任编辑 张殿海）

The Study of “China English” and Chinese from Iconicity Perspective and the Inquiry of its Cognitive Motivation

YU Yanqing, XU Jining

(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Department, Jining University，Qufu 273155，China)

As a common language phenomen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iconicity between “China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iconicity from their pronunciation, vocabulary, and sentence structure with a large number of examples, and conclusion of the reasons and cognitive motivation for the popularity of “China English” is very necessary. “China English” will actively influence the study and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local cultur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hina English; iconicity; cognitive motiva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H310．1

A

1004—1877（2014）03—117—04

2014-01-18

于艳青( 1983－)，女，山东德州人，济宁学院大学外语教学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英语教学；徐继宁( 1963－)，女，上海崇明人，济宁学院大学外语教学部教授，博士，研究方向: 英语教育、高等教育学.

2012年度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立项项目(2012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