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何仁富（浙江传媒学院生命学与生命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生命与学问：唐君毅其人其事

文_何仁富（浙江传媒学院生命学与生命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唐君毅（1909—1978），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四川宜宾人。1932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后留校任教，担任哲学系主任；后期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唐君毅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其《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发表后，西方有学者认为，其可与柏拉图、康德的著作相媲美，并誉其为自朱熹、王阳明以来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

——《大英百科全书》）第7卷677页

文教事业立身

1958年，唐君毅着笔并与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三位先生联名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之宣言，副标题是“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此文化宣言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宣言书。唐君毅遂以“新儒家”代表人物，流名千古。

唐君毅1909年1月17日出生于四川宜宾柏溪，祖上为广东五华客家人。父亲唐迪风是清代末科秀才，先后任教于四川省立中学、省立师范、华西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等，并与彭云生、蒙文通等创办“敬业书院”，并被推为院长。传世著作《孟子大义》。母亲陈大任是宜宾人，著有《思复堂遗诗》。

唐君毅自幼聪颖过人，未及两岁学识字，10岁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高小， 12岁考入重庆联合中学，成绩优异。17岁毕业于重庆联中，然后赴北平升学，先入中俄大学，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平肄业一年半后，到南京转读东南大学哲学系，副修文学系。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与北大、清华同为全国最有名的高等学府。1932年，年23，唐君毅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

1937年，日军侵华，唐君毅返回成都，在成都华西大学，及成都、成公、天府、蜀华等中学任教，与友人创办《重光月刊》。1940年10月，受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宗白华之邀返中央大学哲学系任讲师，四年后升任教授，并任系主任。

1949年唐君毅与与钱宾四、张丕介、崔书琴、谢幼伟、程兆熊、刘尚一诸先生创办亚洲文商夜学院。翌年二月，得到王岳峰先生经济上的支持，亚洲文商夜学院改组为新亚书院。五十年代中，新亚书院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和“中国雅礼协会”的捐助，在九龙土瓜湾农圃道建了永久校舍。新亚书院由此而初具规模，稳步发展。新亚书院成立后，唐君毅先生一直受聘为教授，并兼任哲教系系主任及新亚教务长等职。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成为基本成员书院。唐君毅先生受聘为中大哲学系讲座教授兼哲学系系务会主席，并被选为第一任文学院院长。1975年4月应聘台湾大学任哲学系客座教授，在台讲学八个月，于1976年1月自台返港，同年8月，知道患上肺癌，决定赴台动手术，手术后经休养回港，仍讲课不辍。12月24日，因感身体不适，再入医院检查，终证实癌细胞已扩散。1978年2月2日凌晨，哮喘大作，急送浸会医院，抢救无效逝世。享年69岁。葬于台北观音山朝阳墓园。

←1970年唐君毅与程兆熊、徐复观、牟宗三合影↑唐君毅书信

仁者情怀立命

六七岁时，唐君毅父亲为他讲一个故事，故事是小说，讲的是“世界末日记”，说在地球上有一天，太阳的光变成暗淡，太阳热力慢慢减少，最后人都死光了，只剩一个人带着一条狗。

这个故事使幼年的唐君毅总想到地球是有一天要毁灭的。见天上下雨，太阳晒后地面裂开，就想，恐怕地球要破裂了，世界要毁坏了。世界会毁坏的思想常常在心中激荡。

面对这样一个“地球毁灭”的故事，幼小的唐君毅并不只是以“客观”的方式“关注”地球这个“身外之物”，而是直接联想到自己，联想到生命的死亡问题。“世界会毁坏，我个人也会毁坏”。将自己植入“地球毁灭”这样一个想象性的真实场景，地球的毁灭就不单是地球这个“东西”的毁灭，而成了“我”这个真实存在的“生命”的一同毁灭。正是这种“自我生命”与“地球”的同位化，强化了死亡恐惧本身，由此也逼得唐君毅要去探寻“是不是有一个可以不会毁坏的东西”。

这个问题放在别人那里，很可能就流为“杞人忧天”的无聊喟叹，但唐君毅以后慢慢走向建构和确证这个“不会毁坏的东西”的哲学探索之路。

1925年，唐君毅到北京上学，离别父亲这件“生离”之生命经验，激发了唐君毅有一次强烈而深刻的想象性生死体验。大概从十六七岁的时候，中学毕业读大学。父亲送唐君毅上船，与父亲一齐睡在囤船上。天亮的时候，唐君毅上船，父亲则要离开。一种离别的感情油然而生，一下子觉得很悲哀。但是一转念，“忽然想到古往今来可能有无数的人在这个地方离别，也有无数的人有这种离别的悲哀，一下子我个人的悲哀没有了，个人离开家里的悲哀没有了。这个普遍的悲哀充塞在我的心灵里面，这个古往今来离别的悲哀也不知有多少，这个是无穷无尽的，不只是过去有人离别，将来也有人离别，甚至中国有，外国有，这个时候，这个情感变成了普遍的情感。”

唐君毅生命中的这些“真经验”，不是来源于书本知识，也不是来源于他人的教导，而是纯粹来自于自己的生命内在。这种“如从天而降”的“纯由自发之心情”的产生，完全是由自己的生命特质决定的，是唐君毅这个“生命”之天然所“生”、自然所“命”。唐君毅将这一点名之为“性格”对“学问”的影响。“做学问有一部分也不完全是从时代来的，而是由个人性格生活出来的。由自己性格来的东西，它不管时代的倾向。”

唐君毅坚信：思想的后面，有一个亲切的经验，经验后面是一个生命。这种坚信是与他自己真实的个人生命经验密切相关的，他这样“经验”，也这样在“实践”。

儒者生命垂范

作为一代大儒，唐君毅一生至情至性，躬行实践，生命垂范，立德于世。他的学问是发自生命心灵之情，他的生命直接显发他的学问与思想，其道德文章是内外合一的。他始终忠于自己的文化理想，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是涉及中国文化之发扬以及有关新亚教育理想，总是义所当为，毅然为之，真正做到了学而不厌；他一生耿介、谦洁，生活淡薄、简朴，除薪俸、稿酬、演讲之车马费及上课之钟点费外，终其一生未接受任何金钱方面之馈赠，真正做到了独善其身；他性情敦厚、温和，从不疾言厉色，心胸宽大、气度恢宏，忠恕仁德，真正做到了诲人不倦。日本学界祭酒西谷启治推崇唐君毅的学养和洞识是“当今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唐君毅逝世后，在九龙世界殡仪馆举行大殓，吊祭者有新闻界、文化界、教育界及各界人士二千余人，社团数十，悼文近百篇，“学者受此哀荣，迄今绝无仅有。”

于事，唐君毅忠于自己的文化理想，负责、任劳、烦怨不避，“义所当为，毅然为之”，绝不犹豫，而且锲而不舍。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是涉及中国文化之发扬以及有关新亚教育理想等等，有时虽明知不可为，然总是奋全力以赴不畏缩，亦不妥协。

唐君毅获悉身患恶疾之后，态度仍如平常一样，并无恐惧之感，日用行事之间，始终从容不迫、办公、上课亦如常进行。他任新亚研究所所长外，尚担任两门课，一是“中国哲学问题研究”，一是“中国经子导读”，每周上课三次，每次两小时，因此每周至少要到研究所三次至四次，有时夜间亦到所里。研究所设在五楼，无电梯设备，唐君毅每次到所均由夫人谢廷光女士陪同沿梯而上，开始尚可一口气直上五楼，以后只能逐楼小息后再继续上，后来，因为气喘的关系，每次上五楼都是用迂回方式，即先上第一楼再沿走廊横走数十步，再上另一层楼，据说这样可以省却一点气力。唐君毅每次上课，常常连续两小时不停，中途亦不休息，虽然下课钟响了，他仍然滔滔不绝讲个不停，落堂后，他的衬衫、汗衫完全为汗水湿透。凡有问难、质疑，不管是所内同学或所外人士，他都是循循善诱，反复解说，详加印证，务必使其领悟而后止。研究生的作业，论文，报告，必亲加批改，一而再，再而三，有改至五六次者，不惮其烦，亦从来不表示厌倦，或有怨言。

于父母，唐君毅极尽孝敬之道，在母亲死前的数十年，唐君毅所得薪资，除自养家眷之外，都尽量供养母亲及弟妹。在母亲逝世前四年，唐君毅曾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了九龙尖沙咀重庆大厦E2之单位，以备他日迎母亲侍养，盖以母亲久居重庆，E2与母亲呼自己为“毅儿”同音，想母亲一定喜欢，此可见其孝心的自然生发。

唐君毅为了文化理想，凄凄皇皇，四处奔走，对父母是很想念的。在父母逝世时，唐君毅感到如天崩地裂，嚎哭倒下，那种发自自然的真情，要控制也控制不了。1931年，唐君毅23岁，正在南京读书，因奔过继的大伯母丧，回到宜宾，才知道父亲已去世（大概母亲妹弟怕唐君毅受不了，待他回乡后才告知，以免途中出事），唐君毅嚎啕大哭，未及走到灵堂，已瘫痪不能走动，哀恸之情，无以复加。母亲逝世时，唐君毅56岁。1964年2月27日，唐君毅出席友人晚宴，忽接家中电话谓苏州来电报，唐君毅当时即有不祥之预感。及回到家中，见牟宗三先生已在场，二妹至中自苏州来电报谓：“母逝，命勿归。”唐君毅频呼，“宗三兄，我是罪人，我要回家，我要见母亲！”牟先生亦无言相慰。唐君毅不时搥胸顿足，嚎啕大哭。唐君毅于沙田慈航净苑为母设灵位，居丧九日，与灵位相守。居丧后，又于家中设母像位，晨昏定省，上香致祭。父母之丧，使唐君毅对中国传统性情之教的深义有更多的感悟，并于慈航净苑中加设父亲及岳父母之灵位，以便于拜祭。

于朋友，唐君毅真挚尽义，得到朋友信任。唐君毅少年的一个朋友游鸿如一生传奇，思想由左倾以至于求证道求佛法，年28岁便病逝，逝世前托其夫人致信唐君毅，说唐君毅最了解他，请唐君毅在其死后为他念《金刚经》半月。唐君毅接信后，除悲伤外，为亡友念《金刚经》半月。周辅成先生与唐君毅虽不是同学，但大家因共同的兴趣（都是念哲学的）和理想，在大学时代已通信认识。抗日战争时期，唐周二先生均在成都，二人生活贫困。一天，周辅成先生忽然接获一出版社以高稿费邀约写一本“哲学大纲”的书，周先生当即答应，后来才知道这本书原是约唐君毅写的，但唐君毅却把贫困中赚钱的机会让给了周辅成先生。唐君毅平日所余下的薪金，到农历年底必以分赠有困难的亲友及其后辈，从不告人。

于晚辈，唐君毅是爱护备至，多方扶掖鼓励。新亚书院早年的学生，多是1949年后自内地到港的青年，大部分都是孤身在外，唐君毅在节日，尤其是每年农历除夕，便邀请他们到家中吃团年饭，使他们在节日也多少有家的温暖。新亚书院的学生增多后，便只好轮番每年邀请不同系的学生。对出外留学的学生，每年都会寄予贺年卡，并加以策励。在唐君毅逝世前，接近农历新年，唐君毅寄出的策励是：“努力崇明德，时时爱景光”。唐君毅对他人的来信，总有信必复；对学生，对仰慕他的青年读者的来信，也不例外，且必加以鼓励。能够帮助学生的，唐君毅都会尽力帮助。学生毕业后，只要能力许可，唐君毅都尽力协助学生取得适当的工作岗位，使学生在生活上得以安顿，能专心做学问和教学。

唐君毅性情敦厚，温和，从不疾言厉色；度量宽宏，亦非常人可及。他在自己的生命人格中躬行践履各种美德，正是这种躬行践履，使他受到了更多长者的尊重、朋友的信任，学生的敬仰。

新亚学院已经走过了六十年的历史，图为院长黄乃正教授、校友会会长陈志新先生

三极并立开新

作为一代“人文主义宗师”和20世纪中国最大也是最旗帜鲜明的人文主义者，唐君毅一身致力于“立三极，开三界、成三祭”。唐君毅自谓，数十年来之一切所思，皆可概括于此。所谓“三极”是人极、太极、皇极。“三界”是人性世界、人格世界、人文世界。人性直通于天命与太极；人格之至，是为圣格，此即所以立人极；全幅人文之化成而不以偏蔽全，是即所谓皇极。而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之“三祭”，则专为澈幽明、通死生、贯天人而设。三祭之有形者属于宗教，此本是儒家礼教之一端，唐君毅则意在本此三祭以开摄未来世界之宗教。而三祭之无形者，即存于人之德性与智能之一念契会中。祭者，契也；故当下具足，不待外求。此三祭之事，志不在祈福，而唯是本乎人义之所当为，以顺吾人之性情，而立人道之至极。

唐君毅留在人间的，不仅是他的精神志业，人格型范，还有他的哲学思想和著作。唐君毅毕生从事于弘扬中华文化，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发表论文三百余篇，撰写出版《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哲学概论》、《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中国哲学原论》、《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等专著20余部。

他会通中、西、印三大文化系统，融贯三教，创造性地建构了“性”“道”一元、“体”“相”“用”多面撑开的庞大的文化哲学系统和完整的哲学体系。不过，他自己却说：“我个人最关怀的，既不是纯哲学的研究，也不是中国哲学的研究，而是关乎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他说：“我并不关心我个人哲学体系的对错或哲学研究的成就；我最关心的，同时也寄望青年人都关心的，就是我们整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大问题。”

唐君毅一生真正关注的问题，是中国文化面临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后的文化重建问题，是中国文化的未来创造问题，换言之，是“现代世界的中国人”如何成为“现代世界的中国人”的问题。用唐君毅自己的话来说：“这些文章之中心问题，即百年来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之冲击之问题。在中国人之立场上说，即主要是中国未来社会文化之方向的问题。此问题本来很大，我所思索的，只是这一大问题中的一方面。而我之一切文章之讨论此问题，都是依于三中心信念，即：人当是人；中国人当是中国人；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亦当是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

唐君毅一生的思考，在相当程度上是要让中国人认清自己何以以及怎样为一中国人。中国人之为中国人，前提是“人当是人”，进一步把自己置于自己所在的基本特定群体中，靠特定的文化意识“自觉”为“中国人”。

而中国人之被看作是中国人，并不在于他们长着一样的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等等，而在于他们有一颗共同的中国心，这颗“中国心”里面流淌着的是中国文化根本的人文精神及其承传。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浸润，或者说丢掉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就不再是“中国人”了。

“现代世界的中国人”必须是置于“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必须是对“现代世界”亦即“现时代”的根本精神有充分了解、接受和消化，并将之内化为精神血液的“中国人”，

唐君毅强调，我们要真正学习西方文化，必须抛弃卑屈与羡慕的心态，抛弃功利主义的态度，以中国文化精神为基础立定脚跟，全方位地从根本上学习西方文化的内在精神。我们要接受西方文化的长处，要力量、要度量、要胸襟、要气魄，这些力量气魄等，只能从内生出，不能从外输入。而自己要有力量、有气魄，就必须先要信得过自己。我如何能信过自己呢？

中国文化精神是直接贯注于所有中国人的生命和心灵深处的——“它即是中华民族的上帝。”它对一切中国人身怀同样的挚爱，是所有中国人最内在的自己。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生命深处，有数千年无数的祖先的生命、生理、心理、精神交融合成的力量之整体潜在着，这就是中国文化精神。“中国人之成人，成中国人，成世界人，真正是三位一体。中国之成为中国，成为真正的人的国家，与成为与世界相协和的国家，亦是三位一体。以使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世界人，而成其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