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书愚

晚清中央政府废停科举后，朝野双方皆有保存国粹的办学努力，有全国性的规模及长久影响。光绪三十年①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倡办存古学堂，大体可说是上述诸多努力的发端，后更被中央政府确立为“新教育”体系中保存国粹的主要形式。唯当时尚有不少未冠以“存古”之名、与存古学堂不无关联又明显有别的保存国粹学堂，山东的情形即相当典型：除山东存古学堂外，既有士绅拟办“粹化学堂”的提案，也有巡抚倡办“国文学堂”的努力，还有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曲阜学堂”，相当值得作较深入而具体的考察。

但自民初以降，相关情形在学术界基本处于“失语”状态，少数提及者也多将其与存古学堂一并视作当时“新教育”的对立面。②近年来已有所改变。尤其宋恕拟办“粹化学堂”的理念和取向得到学界较多关注。③部分学人在考察清末文庙祀典的变动时，也述及兴设曲阜学堂的相关面相。段志强注意到梁鼎芬奏设曲阜学堂与稍后御史赵启霖奏请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的关联。④李俊领认为梁鼎芬奏设曲阜学堂，“相对于批判专制的时代潮流而言”，“颇显不合时宜”。⑤但整体看，专门的研究仍有较宽广的空间。尤其是山东国文学堂，几乎完全没有进入学人的视野，而曲阜学堂的相关史实也明显缺乏必要的梳理和重建。本文拟以相关档案、当时报刊及时人文集为据，初步考察山东国文学堂的办学思路和取向，以及曲阜学堂的兴办进程，侧重其与存古学堂相关和相异的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