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立鹏

2013年11月23日，“中国现代诗歌语言与形式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来自国内外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此次会议另一个特殊意义在于，它还是久负盛名的“闽籍批评家”的头一次相聚──虽然这些饱经风霜的文坛宿将，曾在一个意气风发的时代命名历史也被历史所命名，但直到今天才有了面对自身的交谈……

——题记

王光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各位老师，你们都是中国文坛的批评宿将，大多还是1980年代被命名的“闽派批评家”的领军人物。我们今天的聚会，是想请大家聊聊，评论界有“闽派”吗？如果有，它是如何出现的？有什么值得人们注意的特点？

谢冕（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艺理论界出现“批评热”。同时出现了众多刊物。当时，很多福建籍的评论家参与其中，被称为“闽派”。同时北方有京派、上海有海派之说。福建籍的评论家并不热衷于这种理论上的拉帮结派，但是，福建人有很强的乡情观念，王光明组织的这次聚会可以说至少迟到了三十年，福建籍批评家早就需要这样的聚会来畅叙乡情和友谊。

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当时有一份非常有名的文艺批评刊物《当代文艺探索》，其编委多为福建籍，诸如谢冕、张炯、刘再复、何振邦、曾镇南、陈剑雨、陈骏涛等。刘再复说该刊物的编委会的阵容是全国团体冠军。

张炯（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原所长）：福建人没有拉帮结派的特点。

孙绍振：因为福建地处偏僻的东南，不是文化中心，不像北京、上海，天然就是文化中心，福建是边缘的、被忽略的，因而其潜意识中具有很浓的乡土情结。我们的小说比不上别人，但是诗歌和散文成就还是很大的，特别是诗歌。我们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评论优势。这一点可以上溯到严复，向下直到八十年代，思想大解放。思想大解放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朦胧诗大辩论，福建卷进去比较深，后来是《当代文艺探索》，众多福建籍的评论家组成编委，被刘再复称为全国团体冠军。我也非常认同这一点。后来和陈涌论战，由于这种对立使福建人更加集中，慢慢形成闽派，核心是刘再复。

张炯：多年前，有人给我开玩笑，你们福建人没什么本事。第一会搞评论，第二会做“假药”。不过福建人造“假药”没有害死人。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另外还有，全国的服装品牌，福建人把品牌做出来了。浙江、江苏也在做，但只有福建人做的名气大，比如柒牌、七匹狼、才子等品牌。

谢冕：福建人地处偏僻地区，山多地少，为了求生存很早就到海外谋生，比如台湾、东南亚地区。正因如此，造就了福建人勤劳的精神。

孙绍振：另一方面，福建又有地理优势，虽然山多地少，但是靠近海洋，交通便利，这就造成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的错位。海洋文化得到充分发展，促进了海外移民，一支移到台湾、东南亚，另一支移民到美国。在纽约的唐人街有很多福建商人。纽约唐人街讲福建话，旧金山唐人街讲广东话。

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新加坡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华人。华人里面大部分是福建人。刚才说福建人不拉帮结派是不对的，新加坡的福建人是拉帮结派的。李光耀怕拉帮结派，从马来西亚独立，成立新加坡。但是由于害怕成为第三中国，因此语言上采取以下政策：母语是汉语，行政用语是英语。大部分人平时说汉语。他们大部分是客家人，紧紧抱团，成立了人民正义党。而且新加坡较专制，没有言论自由。在新加坡，五个人以上的聚会是非法的。2000年我在南洋理工大学做交流项目，课间休息时去会客厅休息，里面的人告知我是最后一个，后来再有其他人来，都被拒之门外了。而且，新加坡允许批评李光耀，但是在批评完之后，官媒会组织更大规模的反批评。批评者也是在上下公共汽车等间隙议论李光耀，但是一到正式场合都是三缄其口，鸦雀无声了。福建人把国家治理得非常好。福建人还有两个第一：高考第一和说普通话第一。福建很多地方语言不通，为了交流就学普通话。

谢冕：八十年代，刘心武、李陀到福建，说福建人普通话说得很好。

孙绍振：但是远远比不上台湾。

程正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要注意。抗战胜利台湾回归后，语言要统一，大陆派魏建功为主的一批人去台湾推广普通话，这很关键。

孙绍振：当时大陆派去的官员训话，遭到嘲笑，因为不会说普通话。当时在台湾官场以讲日语为荣，在家讲闽南话，后来蒋介石有明确规定，所有公职人员必须会说普通话，否则不得参军，当公务员，当教师。

程正民：魏建功那一批推广普通话的下了很大功夫。当时俞敏教授也是推广普通话成员之一。他是天津人，能够用闽南话和我对谈，听出我是闽南人。这既是语言行为又是政治行为。后来香港回归后也很注意普通话的推广。北大应该好好研究一下魏建功推广普通话的历史。

谢冕：关于福建高考第一，我和张炯都有体会。以北大中文系招生为例。北大在各个省份招生的名额是不一样的。在福建有十个名额，因为福建连续好几年高考第一，可以与北京、上海、江浙媲美。

张炯：关于闽派评论家不是我们自称的，当时还有陕西派。福建不仅评论家多，院士也多，全国第三。这和王于耕对教育的贡献有很大关系。另外，福建籍的评论家还有一个特点，在福建分布比较平均。童庆炳是连城的，陈晓明是光泽的，王光明是武平的，李朝全是仙游的等等。

孙绍振：厦门出的评论家比较少。厦门是比较保守的。

张炯：以前和许怀中建议出版福建评论家的合集，但均未实现。另外，就目前来看，我们这一代年事已高，但是闽派后继有人。

孙绍振：现在当代文学理论界有两大擎天大柱：陈晓明和谢有顺。诗歌界有王光明、李朝全。我们现在死了也可以瞑目了。

张炯：后继无人就成问题了，刚才谈到的陕西派大有超过闽派的气势。比如有雷达、白烨等都比较有影响。我比较倾向于叫闽籍，闽派太有拉帮结派的意味。但是有必要研究一下为什么闽籍出现这么多评论家。

孙绍振：这个很简单。主要是五口通商开的早，全国五口，福建占两口。

谢冕：五口通商，西洋的文化进来，特别是传教士的推动，他们忘我劳动，和当地人融合，把西方经教文化传播开来，办学校、办医院，使文化有了中西结合的发展。林巧稚等都是与其有密切联系。

孙绍振：关键是启蒙思想、海军学校、城镇文化在那里发展开来。

谢冕：中国海军的先辈有好几任都是福建人。萨镇冰就是福建人。

孙绍振：当时有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严复学习西方的文化，另一方面，林觉民学习西方的革命思想，这是两股文化力量。二者相互作用，矛盾地存在。这一点在林纾身上可以得到印证。我们都知道林纾是保守派，其实在戊戌变法时，他是一个激进派。当时林旭从福建出发，到北京参加戊戌变法，路经杭州建议林纾和他同往，但是恰逢林纾新婚，便没去。但是他是革命的，辛亥革命时，林纾也热情支持革命。让人不解的是，他在文化思想上趋于保守，有点类似辜鸿铭。

张炯：但是他还翻译了很多西方小说。

孙绍振：说到这里，有个故事可以说明。我们都知道，林纾是不懂外语的，他有个姓王的朋友，是留法学生，法语很好。有一次给他讲外国小说中的故事，林琴南觉得有意思，根据口述翻译了一段，然后就搁置了，后来他们去类似妓馆的场所，他的朋友继续把故事讲完了，女子很喜欢听。于是激发了林琴南的翻译热情，开始大量翻译。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两种思想的交锋。但是福建有一点劣势，就是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海路可以到上海，但是没有铁路。当年你们怎么去的北京？

谢冕：当年走了一个礼拜，从福州到南平，一天一夜，然后坐卡车到光泽、鹰潭地区，这就两三天了。到了江西地界的上饶坐火车，火车一路走走停停一直到北京。

童庆炳：你走了一个礼拜，我是走了十二天。因为我是从闽西出来。

孙绍振：正是这个原因，先锋、前卫的思想在福建呆不住，都到北京去发展。因而，福州的先进文化没有留住。为什么产生闽派呢？离开福建的人在北京等地逐渐成长起来，所以，出现一个特殊现象。真正在福建工作的批评家、理论家并不多，在闽外的福建人就团结出来了。

张炯：有种说法，“闽”字里面是个虫，所以留在福建就是只虫，离开福建就是龙了。

孙绍振：由于交通不便，福建留不住人。改革开放后，交通发展起来了，人也产生怀乡情结，在闽外工作的人也逐渐聚集。闽派之说就是这个时期产生出来的。

李朝全（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理论处处长）：我提出一个质疑，孙老师，您是福建人吗？

孙绍振：我走到哪里是哪里人。我曾祖父是福建人。曾祖父是太平天国时期长乐的土匪，太平天国失败后回不去了，流落到苏州、上海生活。所以，我的性格里有种匪气，比较放肆。长乐人、闽清人、晋江人和莆田人是最有特点的，长乐人根本就是要钱不要命。1975年，我带同学到一个海岛上体验生活，和台湾渔民接触。长乐人和台湾渔民打架，台湾人往往输掉。长乐人去敌占岛捕鱼。

谢冕：王光明八十年代曾经帮我考证我的籍贯，当时考证说我的老家在杭城试馆。事实上，应该是航海的“航”。长乐的别称叫“航城”。我补充一点刘士杰对福建人的评价。他说福建人理性思维非常好，他是以《团圆之后》来说的，他认为其可以与莎士比亚戏剧媲美。福建的戏剧可以看出福建人的理性思维。

童庆炳：这一点得益于宋朝朱熹。他从闽北出去到闽南，每到一个县城就设书院。朱熹一路讲理学，用道理解释孔子的学问。理学在福建深入人心，福建人的理性思维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据。这里有个故事可以说明。我的孩子北大毕业后，我写信告诉家里，父亲回信说到“你们父子理学很好，全家人很高兴”，可见福建人理性思维发达是和这有一定的关系的。

孙绍振：我觉得这是一方面。闽南人的那种冒险、匪性是理学规范不了的。福建人有海洋文化的冒险性，饥寒交迫的生存条件要求他们勤奋勇敢。一条小船出海，到了台湾，台湾就有很多福建人，到了菲律宾，就控制了菲律宾的经济。菲律宾、印尼由于有丰富的火山灰土壤和优越的自然环境，没有积累的习惯，相对懒惰，这就为福建人发展提供了机会。中国人到菲律宾不发财都不行。以陈嘉庚为代表的福建人勤劳勇敢，走到哪里就控制了当地的经济。同时，民族矛盾也就产生了。所以，印尼动不动就会爆发排华事件。所以，大自然给福建人的生存压力很大，只好发展海洋文化。

程正民：但是，福建还有很多山区。福建出了很多将军，和红色革命也有密切关系。革命与闽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也是闽文化的重要方面，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孙绍振：才溪是毛主席的模范村，发展得早。才溪革命纪念馆有烈士1400余名，里面有九百名是在长征中牺牲掉的。红军长征从瑞金出发时有九万多人，到达陕北时，原来的红军剩下八千人。总共有两万多红军，还有一万多沿路扩红的，还有五百到六百名是党内肃反等运动杀死的。在这种情况下，才溪人还是跟红军走；另一方面，打土豪、分田地，红军走了以后如何应付地主和白军又成问题。所以，两个方面逼上梁山。其实红军长征时有很多红军并不知道往哪里去。曾经访问过一位老红军，长征走到贵州问路，这里是哪里，老乡说是贵州，而老红军不知道贵州在哪里。老乡反问老红军从哪里来，老红军说从瑞金来，可是老乡又问道，瑞金在哪里，顿时老红军发现离家之远了。

陈晓明：刚才诸位老师谈到福建，从不同方面展开讨论，体现了福建人性格的丰富。现在我试图用十六个字概括大家的意见，不知准确与否：适者生存、冒险进取、讲究规矩、兼容并包。

童庆炳：刚才说到适者生存，我在补充一个例子。你们知道七匹狼的来历吗？现在七匹狼不仅做服装，还涉及汽车、香烟等领域。最初是七个知青回到龙岩没有饭吃，于是开始到广州、深圳贩卖服装，意指我们都是饿着肚子的狼。

孙绍振：毛泽东在才溪的农业调查中谈到客家人有个特点，就是特别注重文化。在最闭塞的地方出了很多秀才。而且红军里的很多领导都是客家人，包括朱德、邓小平、叶剑英等，都是客家人。

陈晓明：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中，福建人最多。2012年福布斯慈善排行榜中，前十位中，福建人占了三席，前五十位中，福建人占了十五席。福建人历来在慈善上很积极。

童庆炳：这都不算什么，北师大最近成立国际协作中心，有位福建人赞助1000万。本来是想建希望小学，但是校长告诉他由于现在孩子少了，建学校意义不大。建议他把钱捐给新成立的国际写作中心。这位福建商人爽快答应了。

陈晓明：福建人具有冒险精神，包括他的捐款方式都具有冒险精神。而且不仅有海上冒险，还有山地生活的冒险。福建人具有双重性格，一方面冒险，另一方面又讲究秩序、规矩。另外福建人很宽容，包括孙老师、童老师在我的硕士、博士论文答辩时都很宽容。当时写的论文，答辩委员会老师表示看不懂，但最终顺利通过。

童庆炳：当时，我们也表示看不懂，但是，那时解构主义刚刚进入中国，虽然看不懂，但是解构主义未来也许会成为一种很重要的思想。所以，就通过了。

陈晓明：1990年答辩，当时形势很严峻，社科院有岗哨。毕业后本来应该去社科院理论室，但没被接受，钱老师给张老师打电话，张老师爽快答应我去当代室。每一次都是福建人的帮助与宽容。当时，福建师大没有硕士学位点，我去社科院申请学位，由于孙老师的关系没考政治外语，联系答辩委员，直接答辩，获得学位。

童庆炳：关于闽派文学评论，我和王蒙有过交流，他对闽派批评家有高度评价。八十年代是“三个崛起”，后来是刘再复的“主体性”提出，吸引了理论界的关注，相对立的进行交锋的是陈涌一派。陈涌给主体性扣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把刘再复吓坏了，跑到广州避风头。最后风头过去，或者把问题进行转化。由此发现，福建人往往能领风气之先，说别人不敢说的话。

孙绍振：1989年本来要出闽派批评家丛书，刘再复主编，王蒙答应写序，前言我都写出来了。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

陈晓明：对于闽派我是认同的，当然我们并非自怜自爱。就各位前辈做出的成就而言，闽派是成立的，作为晚辈，我们应该自觉践行这种传统。比如谢老师、孙老师在诗歌界的成就，童老师在文艺理论界的成就，他的《文艺理论》在各高校具有最广泛的知名度，可谓文艺理论的“圣经”，张老师在追求中国现实主义理论的开创性方面都得了很大成就。可以说张老师继承了冯雪峰、鲁迅一脉的传统。当然，这种认同不在于成立什么研究院等组织机构，但是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晚辈学习。

王光明：谢谢大家就“闽派批评家”的问题发表看法，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和意见，各位老师对事业、对故乡热忱可鉴、亲情可鉴，后来者当以你们为榜样，把你们的精神发扬光大。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