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仲

一

小廖走了！

小廖本名廖一鸣。但我们更习惯叫他小廖、阿廖或阿廖沙。

身患绝症的他与病魔搏斗两年多，除非出现奇迹，噩耗迟早总要传来。但是，当我得知斯人已逝，仍然悲痛欲泪。

1983年仲夏，这位戴着近视眼镜的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来到文联后，先在《福建文学》，后在《台港文学选刊》，我们朝夕相处，同室办刊，相识共事四分之一世纪。他性格内向，少言寡语；内心孤傲，对世俗常投以冷峻的目光。他一辈子从事一种寂寞的工作，经手的文字，编发的诗文，让人愉悦，给人睿智，暖人胸怀，引人共鸣，总该以亿万字计吧！然而，赏花者并不需要认识园丁，吃桃的人也不需要认识果农，文学读者更无需认识编辑。于是命中注定，当了一辈子编辑的小廖只能寂寞而孤独。

只有在福建文学界的小圈子里，特别是《福建文学》与《台港文学选刊》的同仁们，都心悦诚服地欣赏小廖的文学才华。不仅因为他选稿审稿独到的眼光，更在于他的小说所呈现荒诞怪异的亮色。然而，小廖淡泊名利，不热衷出书。除了1996年出版过诗集《更高的玫瑰》，许多小说散文短诗都是默默无闻地埋没于一些旧杂志中，或者从未与人交流，只是些自慰与自娱的文字。直至病入膏肓，才托好友碧强收集成册，将一叠厚厚的文稿送到寒舍，嘱我作序。这已经是小廖病逝前五天的事了。我日以继夜，披览不辍，一心想与冥冥中的魔鬼争分夺秒，草就这篇小序请小廖过目，兴许能让他有些许生命的充实感与成就感，继而在合上倦眼之前绽露一丝欣慰的微笑。可是万万没有料到，死神的脚步竟是如此急迫，容不得我看完文稿提笔写序，就催促小廖撒手西去。我除了深深的哀痛，还留下永久的遗憾。

二

廖一鸣生于1958年。知道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几乎是理解小廖全部作品的一把钥匙。1958年中国发生了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大办食堂等等一系列荒诞不经的事件。后来，小廖就在一种荒诞的社会氛围中牙牙学语，蹒跚学步，而后上学长大，又亲眼目睹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串联、大批判、大武斗等等更加荒诞的历史活剧。高中毕业后，他去闽西农村插队三年，所见所闻的荒诞故事更是不胜枚举。所有这一切，为廖一鸣接受现代派文学提供了天生的心理基础。当他有幸跨进大学文科教室的时候，尤其是他进入文学编辑行列并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多地被翻译与介绍进来，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如心理分析、意识流、新感觉派、魔幻现实主义等等新鲜技法的小说，以及理论界的叙述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等等，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成为我国文坛关注与争论的热点。与此同时，中国的先锋小说创作掀起第一波浪潮，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给小说界带来极大的冲击。在这种背景之下，廖一鸣日渐形成的文学修养、文学情趣与思维方式，不能不打上现代主义深刻的烙印。他所有的诗歌、散文与小说，都与陈旧拘谨的现实主义或“两结合”的传统风格，划出了清晰的界线。除了现代派写作，他“别无选择”。

因为手头资料有限，我无法判断，小廖的处女作发表于何年何月的哪个刊物，但我敢肯定，刊于《上海文学》1988年第9期的短篇小说《无尾猪轶事 》，绝对是他的成名作。

这篇小说叙述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 “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百无聊赖，一天晚上，趁全村人集中看电影《南征北战》之际，偷偷割掉了大队支书家猪的尾巴。第二天发现，昨晚还有许多农户的猪尾巴被割。不久，当地一些人们发现无尾猪爱跑到村外大吃沙子，长膘特快，于是全村掀起割起猪尾巴热潮。当年除夕祭祖，才发现所有的无尾猪都不算“全猪”，不符要求，最后只好用一个富农所养的猪供奉祖先。后来此地成了养猪万元户村，小说结尾写道：“我还弄不明白……是否跟我十多年前……割掉的猪尾巴有关。”

小说娓娓道来，故事幽默，令人喷饭。而其题旨多义，入木三分，则更加值得回味。大作家王蒙读后撰文评析这篇小说。他从小说的艺术分析入手，讲了一个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即故事的价值。他指出在《无尾猪轶事》中，故事与意义的关系是一种辐射关系，故事是中心，将各种意蕴辐射开去，可引发诸多联想：

一、一种盲目性成了上帝。“我”割书记的猪的尾巴，是盲目的。老金头等村民笃信割了尾巴的猪长膘快是盲目的。果然长膘就快了，就更盲目，而且是神秘无解的盲目。群众对这种现象称之为：“信什么就有什么。”在中国这种“信什么就有什么”的“轶事”何止千千万万！要祭祖是盲目，要全猪就更盲目，再一想，连“我”的下乡，《南征北战》的重拍重映，武装部同志的调查，书记对祭祖的反对、屈服、自保，富农的歪打正着，不都是盲目吗？抚今思昔，真像是一群瞎子的故事啊！

二、一种两难处境。割了尾巴猪长得快，这符合实用原则、经济效益原则。要用全猪祭祖，这符合古典（传统）浪漫主义、以求全为特点的理想主义原则，符合尽孝的形式主义原则与道德原则，呜呼，人生（乃至社会）是怎样地会常常陷入这样的两难处境啊！

三、关于“黑洞效应”。一个晚上，竟有六条猪的尾巴被割，竟然到处响起了拉警报器一样的猪的惨叫声，这是怎样的一种气氛啊！连“我”都相信“这是一次有组织的行动”了，并从而不但不担心自己的恶作剧的败露，反而“感到满意”了。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而损失了两条猪尾，而且猪的伤势特别严重的老金头，一改平日的蔫蔫的神态，反而“满面红光”起来了，“精神状态似乎极佳”，这又是怎么回事？难道他和别人已经烦闷到需要灾难、损失的强心针的刺激的程度了吗？

对《无尾猪轶事》作如此评析，充满着王蒙式的机智，在某些方面也许已经超越作者创作的本意。大概由于篇幅所限，王蒙只说了这三种情况。读者只要稍稍展开联想的翅膀，由《无尾猪轶事》还能联想到砸锅毁鼎大炼钢铁、亩产万斤十万斤大放卫星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荒唐可笑的故事和社会现象，激发多向的思维与多义的思考。可见这个短篇小说，有多么深刻的思想容量。

是年，廖一鸣刚满而立。正像他的大名一样，这篇出色的短篇小说让他一鸣惊人。

三

收在他小说集的十个中短篇小说，标明写作年月的仅四篇，其它则无可稽考。据同仁们回忆，新世纪以来，小廖可能把兴趣转向诗与散文，书刊上已极少见到他的小说新作。因此，我们大体上是否可以把小廖的这些小说，都看成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后期的作品。我以为，了解一个作品的时代思潮，与那个作家的写作心境、思考热点、创作期待都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且不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眼光，而仅仅以写作人的眼光，回眸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该怎样描述那十多年剧变的、动荡的中国文坛呢？自揣浅薄，不敢置喙。但我想起九十年初那场声势浩大的“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大体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文人的思想状态。作家与理论家们纷纷关心起“人文精神”，是否正意味着人文精神的失落、人文精神的危机，并且大声疾呼人文精神的重建呢？我想，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承认，令人忧心忡忡的情况正是如此。建国六十年来，我国经历无数政治运动的折腾，特别是经历十年浩劫的折腾，改革开放后又经历商品大潮的冲击，愈演愈烈的贪腐现象从各个方面毒化着当下的社会空气，从而造成心灵污染，道德沦丧，精神空虚，价值失衡，性格萎缩，人性异化，如此等等，不能不成为作家所关注的焦点。廖一鸣就是这样一位神经灵敏且有责任感的作家。他的多数小说，几乎都在书写当下处于生存困境中的新一代。情节十分平常，生活琐琐碎碎，但是，作家成功之处，就在这些生活流与意识流的细腻而到位的叙事中，表现出一般人不易发现的焦虑、迷惘、空虚与无奈。

收入他小说集中的小说，除了《无尾猪轶事》《我到底错在哪里》《一九八六“英雄”》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段，其余七篇都采用第三人称，有一个叫“何本”的主人公。这个“我”与何本，有时是副研究员，有时是机关公务员，有时是作家或编辑，我看什么职业并不重要。总之，他是生活于上世纪70～90年代的年轻知识分子。这一点，让我想起十九世纪俄罗斯著名作家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此书名为长篇小说，实由多个中短篇组成。每个中短篇中都有一个叫彼乔林的贵族青年军官。他才智过人，却精神空虚，到处游荡，玩世不恭，是俄罗斯文学中继普希金的奥涅金之后又一个“多余的人”文学形象。我不敢断定小廖的小说是否受过《当代英雄》启发，但我们高兴地看到，他始终关注同代人的命运，多侧面多角度书写年轻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已经取得很大程度的成功。

《重要的事情》中的“我”，一直昏昏沉沉、浑浑噩噩地生活着。他应一家刊物之约，要写一篇《重要的事情》的同题小说，一个多月了，纸上一片空白。他活了35岁，还不知道什么叫“重要的事情”。他很有才华，在日常生活中却出奇的慵懒无能，家里煤炉子熄灭了（这是一个一再被重复的细节），他不愿再生或者从来就没学过生火这点过日子的本事。他和晓燕相爱了一段时间忽然不想和她结婚，和许洁结了婚好端端地过着日子，忽然又与林萍有了“一夜情”。所谓重要的事情，神圣的事业，崇高的理想，认真的生活，还有严肃的婚姻，纯洁的爱情，等等，几乎都与他无缘。这类小说对早年“假、大、空”的小说与“高、大、全”的人物，无疑是个彻底的反叛。

小廖与他同代的先锋派作家一样，对自己笔下的人物绝对采取一种“非英雄化”立场。他笔下的“我”或“何本”，即使做了一点值得称道的好事，也不拔高，不溢美，还是生活中那种平平常常真实可信的人。中篇小说《一九八六“英雄”》，也许可以看作“非英雄化”的一个范本。从小说题目来看，作者给“英雄”打上引号，我们就别指望他会把自己的主人公塑造成一个真正的英雄了。但这一回，“我”确实做了一件见义勇为的好事：“我”在河里游泳时，救起一个快要沉没的壮得像河马一样的中年男子。“我” “当时并不情愿做那档子事儿” 。“我”是“被迫做了英雄。”在那紧急关头，作者对“我”的内心活动描绘得十分精彩：

我在河西浴场上漂着。

我右边的小腿肚子有些发硬。我用双手的划动来保持身体在水面的平衡。我尽量不让右腿用力。我想等轻松一些后就往回游。兴许就在那时，我看见了河马，在我身后七八公尺处。他可能刚顺水游下来。他游蛙泳，一伸一缩地直往我身边窜，像一架笨重的老式推进器。我看不惯他的泳姿，他的一举一动都让我觉得刺眼。我得说，他的骨架很大。……我看得出来，他游得一点儿都不轻松。他划水的姿势和抬离水面过高的头，使他这会儿更像一匹河马……

我敢说我的头脑里这时闪电般地掠过一个不祥的预感：他那笨拙的模样和不协调的划水动作让我很不放心，好像就要出点儿什么事似的。我觉得还是离他远点儿好。他这样的块头，如果出了事儿，我即使发挥正常，而他又能配合，也得费尽全力才能把他拖上岸。我目测了一下河马离人多的浅滩，约摸有一百二十公尺。我打了个寒战。若要是再有什么意外，还得把小命搭上。我腿朝下一蹬，双手一扒拉，就转了向。大约是心理紧张的缘故，要么就是转身时用力猛了些儿，我马上感到小腿肚急剧地抽动了几下，像有一股电流很舒服地通过。这仅仅是瞬间的感觉。接着是一阵刺痛，右腿伸不直了：小腿肚子一直要向后往大腿贴紧。我抽筋了。……

小腿上的疼痛有所减弱。我刚松了一口气，就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尖锐地响起了救人的呼喊声……在离我不远的水里，忽然显出一颗湿淋淋的脑袋，接着，我又看见两条苍白无力的手臂，伸出来胡乱抓了几下，又沉了下去。……我想我已经认出他来了，或者说是猜出来的：是那该死的河马。

我的处境非常糟糕，简直糟透了。河马处在我与岸之间，离我近，离岸远，周围又没其他人。我是唯一必须对河马的生或死负责任的人。而此地离岸至少还有九十公尺。一刹那间，我感到自己陷入了一个命运精心设下的可怕陷阱……

而我，却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拖着一条严重抽筋的腿，去救起这个素不相识的人。我必须救起就在这一刻之前，与我三十三岁的人生毫不相干的人，否则，我就有义务跟这个我现在如此痛恨的人一同去死，就像因失职撞毁了轮船的船长，必须与他的船一同沉入海底一样。我因此才能得到人们的谅解。也许，有人会在晚报上印上几行铅字，对我的行为动机加以曲解和肯定。对后果表示遗憾。我知道，如果我独自逃生，我就会被见死不救、贪生怕死等诸如此类的道德砝码压得喘不过气来，而这个社会，将对我的人生，永远关上大门。我过去的奋斗以及后半生的努力，都将在舆论的谴责中化为乌有。问题就这么严重。

“我”终于游了过去，忍着小腿的疼痛，冒着生命的危险，把“河马”向浅水区拖去。有人把“河马”接上岸之后，精疲力竭的“我”没有紧紧跟上。“我”很快就后悔了：“我承认，我离开现场是一个错误。我应该躺在那儿，像河马一样，让他们把我抬走，让他们给我照相，……但我当时确实累垮了。”

这篇小说中的“我”是省轻工厅的一名年轻的副处长，其时省厅正在调整领导班子，他正与另一名处级干部暗中较劲。“我”同时又打听到“河马”是一名华侨富豪，正在东南各省考察，将选择一家烟厂合作投资。“河马”无疑具有巨大的利用价值。“我”便巧妙地跟他套近乎，甚至伪造机密文件，提供虚假情报，设下圈套诱他上钩。接着又恰到好处地取得厅领导的器重，含而不露地博得副省长的好感，终于争取到华侨富豪（即那个被“我”救起的“河马”）的巨额投资。于是，他平步青云，飞黄腾达……

《一九八六“英雄”》是个人物独特、意蕴丰富，而且现代感与可读性都很强的中篇小说。我以为，如果哪位导演慧眼识珠，突破“主旋律”单一的审美眼光而将它搬上银幕，也许能拍出一部相当精彩的现代电影。

四

像许多现代小说离不开性一样，性爱情节、性爱描写、性爱主题，在小廖的小说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本书中最短的一篇小说《何本的女人》中美丽的女人，是个虚拟人物，常常出现在“何本”的梦境，就像许多青春萌动的青少年常常梦见女性一样。小说结尾，有这样一段记述性的文字：

毕业前夕的那个寒假，何本待在家里。有一天，他从偶然发现的一个日记本里了解到父亲的一些事：父亲并不是不爱母亲，也不是不爱他的家庭，只是这种几乎成了责任的爱束缚并窒息了他，他感到一种与性命攸关的活力正在规规矩矩的日常生活掩盖下悄悄溜走。总之，父亲预感到了死的临近，于是，从未离开过这个南方山区小县的父亲采取了行动，策划并实施了几次连母亲也不知晓的秘密出走。他开辟了一个秘密花园，在那里和一些来历不明的女子秘密地相会。

何本不知道，这是否就是父亲最后得以长寿的秘诀，何本只知道，在众人的眼中，他是个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

从父亲的记事里，何本得到的忠告是：结婚并不那么有趣。不过，不管有趣还是无趣，人们仍在结婚。

“何本”从这一隐秘事件中培植起来的婚姻观与爱情观，冲破忠贞不渝、从一而终的传统桎梏而与西方自由放纵的观念靠拢，也就十分自然了。小廖等绝大多数现代后现代小说家都离不开情爱或性爱描写。他笔下的青年男女，不仅没有丝毫梁祝、宝黛的影子，就是《爱，是不能忘记的》那种爱情模式也不屑一顾。小廖笔下的男女之爱，极少是心灵倾慕，缺乏道德约束与彼此负责；更多是青春的躁动，外貌的刺激，肉体的吸引，过分专注于人之作为人的生理本能。当然，也还有些篇什，如《去胡莲家求婚》和《锦屏村的阴谋》中的“何本”，对待弱女子的不幸不乏高尚的同情，故事背后就多了一分感人的温馨。对生理本能表现得最为充分的，莫过于《基督之夜》。基督是严禁人们偷吃禁果的，“何本”却在这个神圣的夜晚，遇上一个漂亮的妓女，两人到了一所同样神圣的高等学府的僻静的校园里，狂热而愉快地野合。然后，像一粒水珠打荷叶上滚过，了无痕迹。这既是对传统宗教的讥讽，又是对现代文明的嘲弄。从施蛰存、郁达夫到贾平凹们，我们都能看到许多性爱小说，其实也是精神危机的一种写照，因为现代人精神空虚之后，往往用性放纵作为一种宣泄和转移。透过小廖一些颇有诗意的情爱描写（如《雪》）与有所节制的性爱描写（如《基督之夜》《重要的事情》《一九八六“英雄”》）的背后，聪明的读者一定能体会到当下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的焦虑、无奈与困惑。

五

廖一鸣写了二十余年小说，除了收入书中的十个中短篇，还有长篇《妨碍我们生活的人》，共四十多万字，产量并不算高。然而，他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谨，一个小说放在手上反复把玩、再三打磨，不到赏心悦目的程度不肯轻易拿去发表。于是我们目前读到的这些小说，文若流水，洗练纯净，又俏皮幽默。对于现代派小说技法，如意识流、生活流、时空跳跃、画面剪接、内心独白等等，谙熟于心，运用自如。

通读小廖的小说之后，我不能不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扼腕长叹。他是个不可多得的怪才，人们对他的赏识怎么也赶不上他匆匆离去的脚步了。遥念他高挑的略略有点塌肩的背影，我不由想起李商隐《李贺小传》的结束语：“帝独重之，而人反而不重耶？”是上帝太看重他的才华，而早早把他召到天上去编刊物写小说吧？

小廖，愿你在天上写出更多更漂亮的小说。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