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媛媛

后殖民主义兴起之后，国内外学者对后殖民视角下杂合文本的形成和翻译研究非常关注，对于杂合文本及翻译中的权力关系也有深入的分析。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国际文化权力关系又有呈现新的特征，世界范围的文化杂合带来更为隐性、更为广泛的杂合文本。在我们提出促进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译者又该如何认识隐性文化侵略，如何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发扬光大，成为当前杂合文本翻译的新话题。

一、杂合中的文化权力关系

后殖民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是本世纪初学术研究领域中备受关注的文学及文化批评思潮之一，对世界范围的文学及文化批评带来深刻的影响。后殖民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殖民时代结束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等问题在后殖民语境中新的表现形式。简而言之，后殖民主义研究的是文化间的权力斗争——而这种斗争的重要结果便是杂合。“杂合”的概念最初是由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引入后殖民主义研究范畴。可以说，杂合是后殖民文学的显著特点。杂合包括语言层面的杂合和文化层面的杂合。

后殖民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也于80年代末兴起，它从后殖民主义视角探究不同历史背景下的翻译实践行为的特点，以及翻译过程中不同文化间的权力关系变化。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日渐发展，引发人们从后殖民视角审视翻译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文化扩张，名族、社会地位同文化等的关系。后殖民研究的贡献在于它跳出文学的小圈子，将翻译研究置于社会历史背景下，将杂合文本翻译视为为殖民文化的一部分，是帝国主义强权文化和思想对外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即杂合文本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构塑了殖民状态下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后殖民视角认为，西方之所以能够对东方进行“表述”，是因为西方殖民者占据“权力”优势地位;东方之所以无法“表述”自己，是因为东方处于“权力”劣势地位。这归根结底是文化权力和话语权力的关系问题。

在殖民时代，杂合文本本身具有的政治功能，即殖民与解殖民功能。宗主国要使杂合文本有利于其获取和维持殖民利益。根据后殖民理论，在宗主国眼中，殖民地居住的“土著人”是未被教化的，他们野蛮无知、智力低下。殖民者以优越的文化姿态“教化”被殖民者，首先是对被殖民地首领。例如欧洲殖民者进入新西兰后，以权力和自由为回报让毛利人首领为其所用，渐渐地，毛利人首领开始讲英语、穿西服、戴高帽、拿手杖，并以接受和表现出这种文化为荣。欧洲殖民者学着用毛利语与毛利人进行沟通，并以此显示友好，这种夹杂着英语和毛利语的杂合便显示出其殖民功能。可见，杂合文本是宗主国传播其文化思想，诱导殖民地人民服从统治的过程，是强势文化流入弱势文化的过程。而解殖民化就意味着在摆脱殖民状态的同时，逐渐抛弃殖民主义的文化遗存及价值观渗透，将其融入到彻底转型后的社会形态之中。翻译理论家拉斐尔将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相较，认为“杂合”似乎是比民族主义更加有效的抵抗殖民的手段。弱势文化希望在后殖民语境下重新确立自己独立的文化身份。在这个过程中，翻译被作为彰显民族身份的有效手段。即弱势文化通过翻译杂合文本，从而抵抗强势文化的同化。例如，亚洲的印度以及中国港澳地区、大洋洲的新西兰等都是宗主国文化与被殖民地文化杂合的典型。殖民时代结束后，这些地区的本土学者力图重构他们的文化，甚至有的希望回归殖民前的状态。在印度，学者和翻译家使用归化的翻译手法处理杂合印度语，以抗衡英国殖民文化。

二、国际文化权力关系局势

当今世界呈现一超多强向多极化转变的趋势，全球化日益纵深发展，文化权力之间的争斗有增无减，只是与早期的殖民主义相比，手段更为隐蔽，技术含量更高。如今中国市场上充斥着洋品牌，而这些洋货包装成各种奢侈品误导着消费者的价值观。西方的圣诞节和情人节气氛愈来愈浓，而中国传统的节日却面临文化产权的危机。西方占据着信息技术的制高点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推销其文化和文化产品，一步步无厘头的美剧迅速走红，影响和诱惑新一代青少年逐渐认同甚至崇尚其宣传的价值观和文化。美国充分利用全球化促成文化统一市场的特征，高举“世界主义”大旗，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推销其文化产品和文化价值观念，力图同化其他民族文化并将其整合到自身文化控制之中。这些都是新的国际环境下新的文化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这样的概念也有文化霸权主义的提法。朗文词典中霸权(hegemony)的释义为:a situation in which one state or country controls others，而在中文指支配权、领导权。因此我们讨论文化霸权，究其本质而言是一个权力问题。基于此，我们认为权力主体是文化殖民的基础和源泉。西方之所以能对东方实施文化殖民，就在于西方是一个权力主体。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于上世纪60年代研究了当代西方与第三世界之间文化交流关系，并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论，并对垄断媒介和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在1996年发表的《信息不平等》中指出，超级大国全球化向全世界进行思想文化的渗透。帝国主义国家试图凭借自身优越的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按照自己的希望创造出一个符合自身价值观的世界。而第三世界国家由于信息技术落后而处于发扬自身文化的劣势地位。

文化是一种“软权力”，杂合文本体现的是文化权力的对峙，而反过来看，文化间的势力关系也可以通过杂合文本的翻译来影响甚至是改变。

三、新文化背景下译者主体性探究

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不仅是商品，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同样面临着冲击。当然，我们绝不是说要固步自封，画地为牢。一个文化想要发展壮大，就必须同外界进行文化交流。而要交流，就要以常态的心理面对杂合、接受杂合、使杂合为自身文化所用。用对中西文化杂合作出过里程碑式贡献的爱国翻译家徐光启的话来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但我们的翻译研究既不能学着第一世界学者的趾高气扬而高谈阔论，从而沦为文化霸权的同谋;也不能过分倾向第三世界学者的愤世嫉俗，过分追求韦努蒂倡导的抵抗式翻译，从而走上狭隘民族主义的歧路。优秀的文化不仅有自己的特色，还有一个重要的属性就是包容，文化的丰富与发展离不开新鲜血液，因此一定要区分发扬民族文化与狭隘民族保护主义。

译者具有民族归属性，是社会的人，因而研究翻译策略不能仅停留在语言或技巧上，而要服务于文化。不止是非文学翻译，文学作品的成功与价值也同社会和文化息息相关，任何脱离社会与文化的作品都很难产生广泛共鸣和大众认同。因此在这场空前的文化全球化之中，译者需要对杂合文本翻译有全面、正确的认识。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中优秀的先进的部分，去除文同中华文明精神相悖的部分，因此杂合文本的翻译要求既要体现文化融合，丰富本土文化，又要突出中华文化的内涵。那么我们的文化不仅不会遭到殖民化，而且会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强大。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我们探究杂合文本翻译的技巧与策略才更有价值。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至今，我们对文化事业和产业更加重视。在这样的国内国外文化背景下，译者也需与时俱进，顺应中华文化发展的大局势，积极探索和重新定位自己的主体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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