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敬星

（广西大学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守望与突围之间：路遥乡土小说中“二杆子”的生存困境

卫敬星

（广西大学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路遥乡土小说在传统与现代的递变之间，展现了农村底层“二杆子”青年困苦的生存状态，显示了浓厚的平民情结和民间底层意愿的张力。路遥笔下的黄土地是一个抽象意义的中国村落，具有完整的村落文明谱系，它不是理念上的传统文明而是与生存利益紧密结合以及同时代特色相结合的产物。路遥正是站在这一“村落”之中把笔端指向“农裔青年知识分子”，注视着“二杆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形态。

“二杆子”；守望；突围；生存困境

“二杆子”，本来是指那些不务正业的青年小伙子，在陕西方言中甚至是骂人轻狂、自大的意思，它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人的形象、性格和脾气。路遥说：“我较熟悉身上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以及在有些方面和这样的人有联系的城里人和乡里人。”所以，本文提及的“二杆子”这一概念具体如下。在路遥乡土小说里“二杆子”就是游走在城市和乡村的边缘，既没有完全脱离土地上的劳动生产，又不是完全的“公家人”或者“城里人”，他们的生活习惯、精神思维既有着土地人的泥土味，又融进了城里人现代化文明的元素，他们的言行“二文不武”，基本上都是农民身份但又不完全属于农民这一阶层，他们有知识有文化，但又都文化程度不是很高，是典型的“半灌水”，用路遥在《人生》当中的话说就是“二杆子”。这样的人有如高加林、薛峰、孙少平等人。所以，在路遥乡土小说中“二杆子”有着其深层的含义，他们是半农民半知识分子。黄土地是“二杆子”生存体验的空间和精神文化承载的空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历史的转型。改革开放被提上议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使得中国社会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急剧变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道路。但是，从都市化过程上讲，现代性的开拓性力量注定和自足而厚重的黄土地文化有着必然的冲突。所以，都市化中的乡土情结既是“二杆子”的一种文化认同情结，也是路遥在叙述乡村在社会转型期难以突围的困境。鉴于这种必然的冲突，路遥以写实的笔调描述了黄土地上传统乡村文化在都市化过程中所遭遇的冲击和裂变，传达出“二杆子”精神世界的一种现代性冲动，同时并以此为基础对黄土地乡村传统文明的现代性嬗变和命运进行了理性的思考。

1 贫穷与都市化，黄土地生存的破坏性力量

摆脱生存的贫困是黄土地上的农民和“二杆子”的人生理想，这是与路遥平民“二杆子”的人生观相一致的。路遥曾说：“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一颗敏感自尊的心。无法统一的矛盾，一生下来就面对的现实。……三四岁你就看清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并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别想指靠别人，一切都得靠自己。因此，当七岁上父母养活不了一路讨饭把你送给别人，你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冷酷的现实。你独立地做人从这时候就开始了。中学时期一月只能吃十几斤粗粮，整个童年吃过的好饭几乎能一顿不落记起来。”［1］P280由于这样的人生现实，于是在路遥的创作中就产生了一系列与此相一致的人物形象。《在困难的日子里》马家圪村马建强所面临的饥饿困境“这个困难的岁月，对别人来说也许只是经济生活上的困难时期；而对我来说，则是经济上和精神上双重的困难时期。下午吃过晚饭（我只买一碗稀饭）到晚上睡觉这一段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经常饿得人心缭乱。饥饿迫使我凭着本能向山里野走去……我在城郊的土地上疯狂地寻觅着：酸枣、野菜、草根，一切嚼起来不苦的东西统统往肚子里吞咽。”［2］P60《平凡的世界》里对孙少安的贫穷曾有这样的描述：“每天砍柴回来，他饿得要命，家里又顿顿是稀饭，没一顿像样的干粮。他喝上几碗稀汤，就愁眉苦脸地从窑里出来了。他知道他即使又哭又闹，家里也没办法。再说，每顿饭母亲都已经在稀汤里给他捋一碗稠的了。”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表现的也是一个日益陷入生存困境的乡村教师的生存问题。高广厚本来安心于乡村教学，而他妻子刘丽英的奋斗（向城市人身份的奋斗）与他本人形成对比，因为刘丽英极力想成为“城里人”的疯狂举动，迫使高广厚陷入深深的心灵苦难之中。换句话说，也就是成为“城里人”的生存欲望给乡下人高广厚带来的精神苦难，这也是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文明对乡村生存所带来的破环性作用。这种乡村生存的苦难直接反映在作品中便是如高广厚、高加林之类的“二杆子”个体的精神苦难。这深层次的含义其实是城市文明对乡村底层平民生存自尊的伤害。

城市首先在物质文明上的丰富以强势压倒乡村物质的匮乏，物质的维度终于压垮了“二杆子”的精神维度，生存的窘迫日益粉碎了他们内心的生存尊严，生命最终变得羸弱无力。所以，这是一个生存的困惑：当生存陷入物质匮乏，当生存法则日益沉重，人的精神如何安顿，生命的尊严如何维护。

由于城市化进程灾难式推进，城市文明突袭了传统的乡村文明，城市以富足的物质基础和享乐主义生活观向贫穷而简朴的乡村发出不可推辞的邀请。可是乡村一方面以其强烈的自尊冷漠地拒绝城市文明，另一方面又囫囵吞枣式的接受，这样就导致了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现实的灾难，以至于出现城乡两败俱伤的局面；一是传统的乡土精神文明在灾难性的摧残中迅速颓败，面目前非；二是城市化的不彻底制造了“二杆子”这一独特景观，并迅速裂变成为乡村生存的伤疤。

2 宗族意识，“二杆子”生存的阻碍性力量

路遥笔下的黄土地是一个厚积着传统农业文化的生存空间。“二杆子”这一特定的个体承载了这一特定的文化意识，其思想和行为也体现着农村的文化价值观念，他们被自己置身其中的传统文化网塑造着，其思想意识也体现为一种农村社会的宗族意识。比如固守传统的等级观念、顺从、认同强有力的权威形象、敌视其他群体等。

《平凡的世界》中金家、孙家、田家三大家族之间的攀比与明争暗斗，比如，村支部书记田福堂对金俊文的防备，金俊文对一队长孙少安的警惕，以及金家家族和王彩娥家族之间的血拼，孙少安、孙少平对父亲孙玉厚绝对的尊重和服从。还有就是，金二锤当兵以后，“金光亮脸色阴沉地扫视了一下全家老小，然后开言道：‘今天是咋们家的高兴日子，应该让地下的祖先也长出一口气。自从老人入土之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怕连累自己，还没到坟上去祭奠一次呢。现在二锤要去参军，我们什么也不再怕了，今天咱们到祖坟上去，给老人们敬上一点心意，让他们在底下也平一平心！另外，也给田福堂和孙玉亭这些人看看！’”[3]P73。再如《人生》中，高加林家族和刘家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以及高家村村民对长辈德顺爷的尊重和服从等。这些家族之间的斗争无不体现了农村生存强烈的宗族意识。这样的宗族意识在黄土地村落中，不仅仅是家庭和家族的组织原则，同时还兼具维持村落社会秩序的政治功能。其中最明显最突出的就是，宗法父权制，这种宗族意识把对前辈祖先的尊重作为一种终极信仰，所以某种程度上还具有神一般的宗教功能。这样，宗法父权意识就把人从肉体存在到精神存在一并统治起来。

在宗族意识的影响下，他们各自都护着自己的家族，但是贫穷的局面和强烈的宗族意识又使得他们必须斗争起来，希望个自己家族里的人能出人投地，而出人投地主要就是做“公家人”、做“城里人”，所以，在都市化的漩涡中，他们既保持着传统宗族意识，又不得不被迫卷进城市化的浪潮，他们一方面要遵守维护自己的家族成文不成文的规矩，另一方面又要向“公家人”和“城里人”身份靠近从而担当起家族突围的重任，但是由于城市较为开放、平等、自由的文明和这种封闭狭隘的宗族意识又是对立的，这就使得宗族意识成为了充当突围重任的“二杆子”向“城里人”奋斗的阻碍力量。而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这种宗族意识是强大、腐朽、虚伪的，在城市化新生力量面前，尽管气数已尽，却以价值体系的方式对“二杆子”追求新的生存方式的崛起构成极大的威胁。从而，成为黄土地“二杆子”生存方式现代性生存的一大障碍。同时，也正是这样的阻碍使得这些突围的“二杆子”身心俱受到摧残，因而也就导致了他们人生的悲剧和困苦。

3 门当户对：“二杆子”生存的悖论性力量

在“二杆子”乡村生存中，传统黄土地生存的阻碍和危机不仅只是乡村的宗族意识，同时还来自于一种整体性的村落道德规范。在乡村面临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时，在农业文明中形成的乡村伦理道德受到挑战并且开始瓦解。比如婚嫁讲究“门当户对”和媒妁之言、安于土地、做农民就得认命等，这些常常成为“二杆子”生存突围的主要障碍，但路遥在叙述这些故事的时候，并没有在简单善恶二元划分中表达对黄土地村落道德观念评判和裁决，而是通过“二杆子”“有情人终不能成眷属”的悖论去追问黄土地生存的可能。

《人生》中，高加林和村姑刘巧珍以及城市女孩黄亚萍的爱情纠葛，高加林这个“二杆子”既喜欢刘巧珍又爱着黄亚萍，而刘巧珍黄亚萍又都爱着高加林，在乡下的时候高加林想念着黄亚萍，但是觉得自己是“农村人”不配和黄亚萍交往，只好和身份等级相对的村姑刘巧珍相好，但是在他成为“城里人”之后，自己身份提升了，觉得和城市女人黄亚萍门当户对，于是又开始嫌弃村姑刘巧珍和黄亚萍相爱起来。最后的结局是他既没有得到黄亚萍又没有得到刘巧珍。《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中，孙少安喜欢田润叶，但是由于他本人是农民而田润叶是“公家人”，所以就算田润叶给自己写情书他也假装糊涂，因为他觉得农民配不过“公家人”只好活生生地扼杀他们的爱情，所以最后孙少安田润叶这对相互喜欢的情人没能结合到一起。《你怎么也想不到》中，郑小芳和薛峰本来是青梅竹马，但是因为大学毕业后薛峰被城市化了，他极力把自己融入城市，而郑小芳却一直坚持自己的乡土精神，为此两人分开，薛峰后来在城市里爱上了城市女人贺敏，但是由于贺敏和薛峰之间的道德意识和人生价值的追求有完全不同的隔阂，最后两人也没能结合在一起。《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刘丽英，她为了成为“城里人”不惜牺牲自己的家庭，背叛高广厚做了教育局局长的女人，但刘丽英本质上是一个“乡下人”她在和“公家人”教育局局长卢若华结合后根本不能和谐相处，最后不得不离开心爱的人而回到农村。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爱情和婚姻多讲究门当户对甚至实行独裁专制，对象是一生一世，终身制的，而现代化光明的城市社会，爱情和婚姻多自由恋爱、男女平等、实行民主化，对情人或者妻子采用招聘制或者选举制。不管是传统乡土社会还是现代化城市人们都期望“有情人终成眷属”。而路遥笔下村落传统的门当户对、安于土地的村落道德观念总不能在乡村爱情和城市爱情的碰撞中获得平衡。“二杆子”想从乡村生存困境突围他们不得不受到门当户对的观念影响，这样的影响是双向的但是又总不能融合。因此，就形成了乡村爱情、婚姻道德价值和城市爱情观念的悖论。这也是导致“二杆子”突围走出乡村最后又都不得不回归土地的原因。这一悖论反映在社会层面上便是阻碍乡村生存向城市化进化的原因。

［1］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C].//路遥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C].//路遥全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3］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Between Watching and Breakthrough;The Existence Predicament of“Er Ganzi”in Lu Yao’s Local Novel

WEI Jingxing
(College of Arts,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4)

Luyao’s ;local novel in the altern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shows the rural“Er Ganzi”bottom young poor living conditions, and the dense civilians and the underlying tension of the folk will. Luyao’s work is an abstract Chinese village and has complete village civilization genealogy, but is not ideal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rather, the produ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survival interests and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Luyao is standing in this village to describe the young intellectual farmers and to watch their survival and spiritual states.

“Er Ganzi”; Wacthing ; Breakthrough; Existence Predicament.

I207.42

A

1672-2094(2014)03-0074-03

责任编辑：周哲良

2014-03-14

卫敬星（1987-），男，苗族，重庆彭水人，广西大学文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