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军

(太原师范学院，山西 太原 030012)

一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这一时期，毛泽东在科学地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同时，已初步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思想。

首先，毛泽东通过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相互关系的科学分析，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力争外援的思想。他指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以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起了，要想隔开也不可能了。”[1]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2]基于上述认识，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阐述了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力争外援的思想。

1935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各国人民的援助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1937年7月，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1939年9月，他在《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中，一再强调，要取得抗日胜利，中国人民应“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以争取的外援”。1940年12月，《论政策》一文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原则下尽可能的利用外援”的根本方针。除此而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许多著作中，对争取外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进行过大量论述。

毛泽东争取外援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必须互相支持和互相援助；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是争取外援的出发点和归宿；外援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我们应尽力争取之，但决不可过分依赖，更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去换取“外援”。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的原理，将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夺取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而且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还明确提出了引进外资的思想。1944年，他在会见美国记者福尔曼时说：“我们鼓励自由竞争及个人企业，并且在相互同意的原则下，我们将允许并欢迎外国在我们的统治区内向商业及工业方面投资……中国是落后的国家，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外国的投资。”[3]同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谈话时重申了上述思想，并进一步提出了战后中美两国进行合作的设想：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在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的帮助下才能做到。1945年3月，他在会见谢伟思时进一步表示，中国战后最大的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希望同美国进行经济合作，以互相取长补短。他还指出：“战后，对私人资本采取适当的处理办法将是对双方均有利的事。这不仅适用于中国资本，同样适用于外国资本。私人资本必须有机会得到广泛和自由的发展。”(见《党史通讯》1986(2)39页)在全民族同日寇严酷斗争的岁月，毛泽东已在酝酿和构思战后引进外资加速我国经济建设的蓝图，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

由于美国政府后来的扶蒋反共政策和随之而来的对新中国的敌视和封锁，战后中美经济合作的设想未能变为现实。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引进外国资本的努力也收效甚微。但在毛泽东力争外援和引进外资思想的指导下，当时处于相对稳定环境的陕甘宁边区，在经济建设中，在对外开放方面依然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尝试。一方面，边区军民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建立起特殊条件下的自给经济体系。另一方面，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千方百计打通和发展了同敌占区、国统区的经济贸易往来。尤其是大力支持引导斯诺、艾黎和海伦·斯诺等国际友人发起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和他们所倡导的“工合”运动。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939年3月成立了“工合”延安事务所。边区政府与“工合”组织建立了许多“难民工厂”和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在边区政府的扶助下，这些合作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从1935年到1945年，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由10家发展到882家，参加社员数由213人扩大到265777人，股金由1.1315万元(法币)增至389086.5948万元(边币)[4]，对繁荣边区经济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工合”组织还将国际友人及海外友好团体捐献的资金与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入边区，尽管数量有限，但对于经济困难的边区来说，不啻是“雪中送炭”。

边区在经济建设中始终得到海外华侨的支持与援助。仅1940年，就得到海外华侨捐款30余万元。1941年初，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欢迎华侨资本家向边区投资，边区政府一定保护他们的利益。”(见《新中华报》1941年4月3日)由于边区政府的鼓励与支持，大大调动了华侨在边区投资的积极性。如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发起组织的“西北华侨实业公司”，在边区开办了华侨毛织厂，资金达100多万元，仅1942年就获利50多万元(见《解放日报》1942年6月10日)。华侨向边区投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边区的财政困难，对于发展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大批爱国华侨纷纷回国，直接投身于边区的经济建设，既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边区建设人才的不足，直接为边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上可见，尽管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关于对外开放的初步设想当时在实践中难以充分实现，但对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以及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外经济合作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二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开展，为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有利条件。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较为完善的对外开放的思想和原则。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专门论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提出了较完整的对外开放思想和有关方针、原则。他首先明确指出，为了“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就必须“向外国学习”。“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也就是说，我们向外国学习，在时间上，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在空间上，要向一切国家学习，博采众家之长，以补自己之短；在内容上，包括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他还指出，“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和“不加分析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有分析有批判的学，不能盲目的学”，“一定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强调，向外国学习，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虽然毛泽东所提出的“向外国学习”和“对外开放”的概念不是完全等同的，但二者的精神实质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因此，我们不难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已基本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要实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实行对外开放”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了较好的运用和体现,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由于当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这一特定的外部环境，决定了我国当时对外开放的主要对象只能是苏联和东欧。1950年2月，毛泽东亲率代表团赴苏与苏联政府谈判，寻求贷款与援助，获得苏联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50年代，我国从苏联共获得14.27亿美元的贷款。“一五”计划期间，我国从苏联引进了156项成套技术设备，以它为中心，形成了我国工业建设的骨干企业。大批苏联专家来华援助我国经济建设，帮助我国设计了205项工业企业，对于奠定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起了重要作用。1957年11月，我国科技代表团赴苏，确定了122个中苏科技合作项目。1959年2月，中苏又签订了1959—1967年间在中国建设78项大型工业项目的协定，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展示了新的前景。

20世纪50年代，我国政府还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中波(兰)轮船股份公司和中捷(克)国际海运股份公司等一批合资企业。这些中外合资企业虽然数量不多，但他们的建立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新的生机，是80年代以来在我国大地上广泛出现的“三资”企业的先声。对此，1950年4月5日的《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指出：“不独是和苏联，就是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以至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不独开办这几个合股公司，就是开办其他适当的合股公司，以至实行某些事业的租让，在事实上有时也还是需要的。”此外，党和政府继续采取鼓励和引导华侨在国内投资的政策。1951年，政务院召开了辅导华侨投资的座谈会，重申国家对华侨投资采取保本还息的办法。1956年6月，中共中央转发统战部关于国内侨务工作的方针任务及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了辅导华侨投资的方针。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点资本主义。”(见1989年1月16日出版的《党史信息》)在国家的大力扶植下，广东、北京、福建、上海、广西等地先后建立起国营华侨投资公司，这些公司创办了一批厂矿企业，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出口创汇作出了贡献。

实践证明，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大的指导作用。虽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时并未明确使用“对外开放”这个概念，但我国实际奉行的无疑是对外开放的政策。尽管这一政策的某些方面还不尽完善，在实行过程中还存在某些不足之处，但它在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它使我国得以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引进了数量可观的建设急需资金、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和人才，大大填补了我国工业的空白，增强了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对于诞生不久的新中国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我国建立和发展对外经济合作与科技交流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进一步实行和完善对外开放的政策打下了基础。

三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到“文革”结束，在近20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和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经历了曲折的发展。

1959年6月以后，苏联政府先后片面撕毁了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和同我国签订的600个技术合作合同并决定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使我国250多个企事业单位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随后，我国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逆转。我国向苏联和东欧开放的大门违背我们意愿地被别人基本关闭，我国开始同时承受着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双重外部压力。面对这一严重形势，毛泽东突出地强调了他一贯坚持的自力更生的思想。1959年底至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说，我们主张“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有的论者认为毛泽东在中苏关系恶化后主张“一切外援都不要”的观点是缺乏充分依据的，那是当时特定的外部环境造成的，并非取决于我们的一厢情愿。关于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有过大量的论述，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如果联系到当时的背景，我们就不难看出，毛泽东在特定形势下为激励民族精神、振奋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信心和斗志，而有针对性地强调自力更生的极端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争取外援的否定。比如，毛泽东一面高度强调自力更生，仍然提出应尽量向外国学习，扩大国际合作范围，决不能搞自我封锁。他批准运用“要”“买”“学”“钻”等各种办法，获取必要的技术[5]。1964年1月，他还表示，在一定时候，如果需要，可以让日本人进来开矿、办厂，也可以让华侨投资建厂[5]。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党和国家积极开辟打破国际封锁、推进中外经济技术交流的道路并取得积极成果：5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一直在时断时续中进行；1964年1月中法两国建交，在帝国主义封锁中国的链条上打开了缺口；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和文化交流在逐步扩大；我国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已被国际社会广泛承认和接受，到1966年，我国已同4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关系；1964年8月，国际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四大洲的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位科学家参加了这一盛会；1960年至1966年，我国向西方引进急需的技术和设备用汇达2.8亿美元，同时还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和资金援助。

进入70年代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我国对外开放提供了国际战略依据。以著名的“乒乓外交”为契机，我国对外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1971年10月，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1972年2月和9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先后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20多年的僵局，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到1976年，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已达111个。对外关系新局面的出现，为当时以至今天我国的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1972年前后，经毛泽东批准，我国政府实施了“四三方案”，从美国、日本、西德等西方国家引进了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其中不少项目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至今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还派出科技人员出国考察，对促进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197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134.33亿美元，比1960年增加2.5倍。上述种种，无疑是毛泽东对外开放的思想在实践中取得的重要成就。

但是，必须承认，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我国对外经济关系上出现了严重失误，其突出表现是逐步改变了利用外资的政策，长期将利用外资特别是直接利用外资(贷款和直接投资)这一对外开放的重要形式列为禁区。1972年我国政府明确表示，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中国也不向外国输出资本[6]。这一变化，不仅使我国未能充分利用70年代以后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反而失去了直接利用外资发展经济的宝贵机会，使我国对外开放的事业陷入低谷。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帝国主义的封锁，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也有极左思潮弥漫全局，大批所谓“卖国主义”“洋奴哲学”所造成的干扰破坏，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清等。但最根本的，是毛泽东和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的偏差。

首先，是把维护国家独立与引进外资对立起来。毫无疑问，国家的独立是对外开放的首要前提，鸦片战争后我国百余年的屈辱历史早已明白地昭示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同国际反动势力和大国沙文主义针锋相对的斗争，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的民族精神，这当然是必要和正确的。但就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不自觉地将维护国家独立与引进外资对立起来。国民党政府一味依赖外国资本造成的恶果，一些发展中国家沦为外国资本附庸的现实，帝国主义对中国封锁和渗透并用的“和平演变”战略，以及苏联政府加紧逼债的切肤之痛，这一切，使毛泽东对引进外资的可行性日渐怀疑并最终持否定态度。直到晚年在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安全的毛泽东看来，要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就必须同“帝、修、反”展开全面的斗争，如果允许他们向我国资本输出，这不仅不符合马列主义原则，而且无异于“引狼入室”，是对我民族独立与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一旦苏联政府逼债式的悲剧重演，势必使我国经济陷入困境，甚至可能成为外国的附庸，重新堕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基于上述认识，“还完了债以后，我们总结了一条：再也不借外债了”[7]。

其次，是毛泽东的左倾社会主义观。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上左倾错误日趋严重。在政治上，最终形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直接导致了“文革”的发生；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盲目求纯，急于建立一个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种左倾社会主义观的错误影响下，对外，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不加分析地一概斥之为“修正主义货色”和“资本主义复辟”；对内，大搞“反修防修”，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实际上否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在此情况下，不允许中外合资经营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出现，就毫不奇怪了。1970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得很清楚，“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叫社会主义，就不应要求跟你们搞合营。”(见《中共党史研究》1989(2)78页)需要指出的是，不能根据上述论述就断言，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放弃了对外开放思想，转而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因为如果真是这样，我国就不可能取得前面提及的那些重要成就；也不能说明为什么在这一时期，直接利用外资成为禁区，而以延期付款和动用中国银行外汇存款等形式出现的间接利用外资却得以存在和进行，对外贸易仍在继续并逐步扩大(当然并非没有影响)，对外关系在不断推进并日益发展。诚然，直接利用外资既是经济上对外开放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形式，同时也是经济上对外开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但它毕竟不是对外开放的全部内容和全部形式。当时对它的否定无疑是错误的，但这与主张闭关锁国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问题的症结并不是要不要开放的问题，而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实行开放和开放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不幸的是，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由于错综复杂的主客观原因，特别是由于全局性的左倾错误的“外壳”，削弱以至窒息了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这一“内核”的锐利锋芒与勃勃生机，因而使我国长期处于愿望与现实、目的与手段、动机与效果互相对立的两难境地。

纵观这一时期的历史，我们痛心地看到，虽然，毛泽东并未放弃对外开放的思想，我国奉行的也不完全是“关起门来建设”的闭关锁国政策，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导致我国经历了由20世纪50年代的相对的基本上是完全型的对外开放到不完全型的对外开放的蜕变。

毛泽东领导全党在探索的过程中，虽然存在许多不足和问题，甚至经历严重曲折，但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思想与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全面清理和纠正了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继承、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把我国对外开放的事业全面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同时也为研究毛泽东对外开放的思想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61.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9.

[3] 郑学祥.论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内容和特点及其历史局限性[J].毛泽东思想研究，1984(2)：136.

[4]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485.

[5] 刘 煜.毛泽东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论要[J].毛泽东思想研究，1990(2)：44.

[6] 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对中国经济的重新评估：下[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77：443.

[7] 陈慕华.我国对外贸易工作和展望[J].党史文汇，199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