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东

（铁岭市文化促进会，辽宁 铁岭 112000）

一

康海（1475-1540），字德涵，号对山，别号浒西山人、

东渔父、太白山人等，陕西武功人。武功康氏是一个世代为宦和经商的大家族，尤其是康海的高祖康汝楫曾在明初被太祖朱元璋征召为燕王相，永乐初拜为行部左侍郎，辅佐皇太子，后永乐皇帝多次要封他为侯，被他坚决推辞。在康汝楫死后，其儿孙也受其荫而封官。到康海父亲康镛一代，兄弟五人都只做了七、八品的小官，难现祖先的辉煌。尤其是康海的父亲，本有远大理想，也有过人才华，但怎奈屡试不第，自觉有负国恩及严父之教，只能将恢复家族荣光的重任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康海本有一兄康阜，自幼聪慧，七岁能诗，可惜十九岁时病逝，其时康海才一岁，而康镛已四十六岁，于是复兴家族的希望就只能寄托在康海的身上。康海自幼聪慧，在家有严父督导，又得名师教诲，做庠生时即受到当时督学杨一清的赞赏，认为他将来必中状元。弘治五年（1492），康镛病故，临终前谆谆嘱咐康海“当广志意，成闻人，以报先公。即否，亦当必取进士”[1]298，这一年康海十八岁。带着父亲的殷切希望和临终前的遗愿，康海入县学为弟子员，每想起父亲的遗言，他就“日夜痛心，亦终其身而不能忘也”[1]299，这种心态对康海既是一种刺激，也是一种激励，正如有论者所说：“这种特殊的家族背景既是激励其志向，孕育其桀骜不驯的性格的有利条件，也是日后深化其遭废的悲苦心情，导致其放荡不羁的生活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2]

康海于弘治十一年（1498）参加乡试，中举人第七名，弘治十五年（1502）参加进士考试，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康海高中状元在朝廷引起相当轰动，尤其是殿试时他的一篇《廷对策》震惊朝野，四朝元老大学士刘健评曰：“词意高古，娴于政理。不惟三百人不及，自有制策以来，鲜见其比。”[3]明孝宗朱 樘阅后，亦谓百官曰：“我明百五十年，无此文体，是可以变今追古矣！”[4]761

入仕后，康海因为状元的盛名而受到重用，但同时也因年轻气盛、恃才傲物，不肯趋附权贵而得罪了不少的上司和权贵。如他与李梦阳、何景明等人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名列“前七子”，反对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又如他删改国老文章、父母碑表铭赞不循例请馆阁诸公撰写等都引起朝廷守旧执政士大夫的嫉恨。特别是康海拜见同乡大宦官刘瑾营救李梦阳一事，在刘瑾倒台后成为他罢官的直接原因。正德五年（1510）康海坐“瑾党”被削职为民，自此他归乡隐居，至死未再出仕。

二

罢官之后康海的心态可用“放逸”二字来形容。

所谓“放”是指狂放，康海是一个天才，天性中有一种难掩的锋芒，无论何时何地他总是不肯掩饰自己的内心，他“在官日，论事无所回护，有不如意，则怒骂不置，又好面斥人过失”[4]761，李开先的《康王王唐四子补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谢木斋见知于敬皇，子丕为编修有名；焦芳同谢在内阁，子黄中同丕居翰林，名出其下。两姓各树党相标榜。焦欲引对山为助，一日，置酒厚请对山，至则满座皆邪媚人也，因大言曰：“此为排谢招我耶？”座客皆愧服，而忌之者由此益众矣[4]800。

明朝的党争是很激烈的，因而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焦芳这次宴请，在座诸人都是心照不宣的，而康海的一语则将事情挑破，这无论对主人还是客人应该说都是非常尴尬的。康海如此狂放行事，在官场上注定是不会长久的，所谓“直木先伐，直躬恒蹶”，他的罢官虽然直接原因是与刘瑾的关系，但实质上是由于他狂放的性格得罪了太多人的缘故。

所谓“逸”是指闲逸，罢官之后康海的生活甚是闲逸，他的好友兼儿女亲家王九思不久也罢官归来，康海与之同气相求，志同道合，从此日日游山玩水，作剧度曲，以声色自娱，过了三十年的所谓“放浪形骸”的生活，但闲逸的生活并没有使康海狂放的个性得到收敛，“其酒必妓，妓必歌，歌必自制，病其太放”[4]762，反而使他的狂放更加张扬。康海曾自述罢官之后的生活，“仆自庚午蒙诏之后，即放荡形志，虽饮酒不多而日与酩酊为伍，人间百事，一切置之”，其实他罢官之后是颇有些人想推荐他复出的，但都被他狂放的个性拒绝了，李开先《对山康修撰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杨少司马过其里，留饮而欢，君自起弹琵琶劝酒。杨言：“家兄在内阁，久欲起君，何不以书自通，待吾到京首言之。”君乃盛怒掷其琵琶，挞杨，杨走，追而骂曰：“吾岂效王维作伶人，以琵琶讨官做耶？”[4]761

杨其实未尝不是好心，但以康海狂放的性格是绝难接受的，所以李开先评价说：“是虽太过，自卑谄者观之，霄壤不侔矣”。罢官之后“放逸”的心态使得康海在闲逸之时对往日的种种事情有一种反思，在《雁儿落带过得胜令》中写道：

数年前也放狂，这几日全无况。闲中件件思，暗里般般量。真个是不精不细丑行藏，怪不得没头没脑受灾殃。从今后花底朝朝醉，人间事事忘。刚方奚落了膺和滂；荒唐周旋了籍和康[5]。

对于自己往日的种种狂放之事所带来的后果，康海在罢官之后是有清醒认识的，因而对于官场一事，他也彻底心灰意冷了，他说“顾仕宦之志，自庚午秋根株悉拔”。《中山狼》杂剧正是他在闲逸生活状态中的反思，而以狂放之性格又不得不发泄之结果。

三

康海的《中山狼》杂剧创作于罢官之后，关于此剧的创作缘起，历来人们多猜测与讥刺李梦阳负恩有关。《明史》载康海“与梦阳辈相唱和，訾议诸先辈，忌者颇众。正德初，刘瑾乱政。以海同乡，慕其才，欲招致之，海不肯往。会梦阳下狱，书片纸招海曰：‘对山救我。’对山者，海别号也。海乃谒瑾，瑾大喜，为倒屣迎。海因设诡辞说之，瑾意解，明日释梦阳。逾年，瑾败，海坐党，落职。”[6]但李梦阳这时却没有挺身而出替康海辩解，于是当康海《中山狼》杂剧一出，就被许多人认为是讥刺李梦阳而作。可以说对于李梦阳的行为，正如徐子方先生所说的那样：“康海内心也不会一点芥蒂没有，以此触发感慨创作《中山狼》杂剧骂尽天下负心之徒也并非绝对不可能。明人将中山狼坐实李梦阳虽有不妥，却多少也说明了一些问题。”[7]但从文本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山狼》并没有停留在个人恩怨上，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现实生活，陈继儒评此剧“真救世仙丹，使无义男子见之不觉毛骨颤战”[8]152，由此可见此剧广泛的寓意。可以说这部《中山狼》杂剧正是其在险恶的宦海沉浮，对人间“中山狼”真面目深刻认识之后内心情绪的强烈宣泄的结果。不可能只是出于个人的报复，因为康海不是那种锱铢必较之人，而且他对自己罢官的原因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李梦阳是否肯站出来替他说话，这都不是他罢官的关键问题，至少李梦阳没有落井下石，像中山狼那样反噬他一口。

《中山狼》杂剧全剧的喜剧意蕴来源于喜剧性人物东郭先生的喜剧性格。东郭先生性格的特点是迂腐，苏国荣先生认为东郭先生的“滑稽与其说在于丑，不如说在于僵。东郭先生的滑稽，在于他与外界环境的不适应，在于他的信念和行动的矛盾”[9]。苏先生的观点与西方喜剧理论中柏格森的观点是一致的，柏格森认为生命是灵活的、流动的、富于弹性的，如果僵硬、呆板，如同机械一般，那就违反自然和社会。因此一切‘滑稽’（喜剧性）的根源就是这种生命的机械化[10]。这种机械化在本剧中就是东郭先生性格上的“僵”，不善于灵活的在生活中区别对待善与恶，打着“兼爱”的幌子而不懂去变通，明明知道狼的凶残的本性，却还是在狼的诱惑与逼迫之下不肯放下“兼爱”的幌子，最终把自己逼到了绝境，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死死地抓住他的墨者之道不肯放手，当杖黎老人帮助他制服中山狼，让他杀掉口袋中的狼时，他又不忍心杀掉，从始至终他都机械地坚持着他的原则。从他僵化的信念与实际行动产生的矛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东郭先生性格中的分裂性，即他性格的外在表现与内在实质产生的矛盾，暴露出性格中某种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是违背人之常情、常理、常识、常规、常态的，笑声正是笑者对这种不协调内在的尺度的把握，从而表现出喜剧性。

在剧中东郭先生自称“墨者东郭先生的是也。俺墨者之道，度身而衣，量腹而食，生不歌，死无服，以薄为其道，却是无所不爱”，“兼爱”就是他的口号和信念。但他的实际行动却恰恰走到了“兼爱”的反面。

首先，东郭先生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他的“兼爱”信念。按他自己的说法“俺物我混同，这才是兼爱得道理”，那么他就应该平等的对待世间万物。而当他遇到被赵简子射伤的中山狼向他求救时，他却没有实践他的信念。先是以“您好不识闲忙也，俺待进取功名，急忙里要赶程途，怎管得您这闲事来”[8]，拒绝了中山狼的请求。接下来当中山狼以“衔珠为报”来诱惑他时，他又以“俺若救您以犯赵卿，祸事不知怎的，那敢望恁报来”为由相拒，这哪像是一位以“兼爱”为信念的墨者，分明就是一个闲事莫管的怕事佬吗！只有当中山狼露出凶狠的嘴脸对其进行恐吓与威胁时，他才又重新拿起“兼爱”的幌子，做起积福的善事来。这种言行不一致显露出东郭先生性格中的喜剧性。

其次，东郭先生“兼爱”的结果却并不是让爱充满人间。他以“兼爱”为信念，但是他的行动却使凶恶得逞，走到了爱的反面。他的爱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报答，反而使逃脱了险境的中山狼心生恶意，转过头来要吃掉他充饥，而狼要吃掉他的理由却恰恰是他自己的“兼爱”理论。“先生您是墨者，俺闻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何惜您一身，却不救了俺的性命咱”[8]153，这才真是对其的绝妙讽刺。

在本剧中，康海借助东郭先生这个喜剧人物的喜剧性格的塑造，运用象征寓意的手法，批判了墨家的‘兼爱’之道。实际上也是作者的人生体验，表现了他对明代社会人际关系的看法，以及对那些人面兽心、身居要职的丑恶嘴脸的揭露与谴责。我们从前面康海的人生经历中可以看到，东郭先生这个人物形象是带有几分自嘲的性质的。康海在罢官之后曾经对自己十几年的官场生涯作过反思，康海为官之后是想雄心勃勃作一番大事业的，所谓“入海口推出红日”“炼石头补了漏天”，所以他对人、对事都投入很大热情，但他狂放不羁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却使他在现实中举步维艰。他对人真诚，看到别人的错误必定当面指出，毫不留情，“狂放易言，略不修饰”，“谩论讥说，略无畏忌”[11]，他自己认为这应该是做事情的正确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做好事情，才能减少错误。他不懂得去巴结上司，以博得上司的好感。作为状元，是有很多人想借他状元的名号来为自己添彩的。比如大宦官刘瑾，作为康海的同乡，他是很想拉拢康海来为自己壮大门面的，所以他多次以高官厚禄诱惑康海，对于别人花尽心思，费尽金钱可能还得不到的东西，康海却“谈笑而却之”。比如当时掌握朝政的当朝大老，他们也很想拉拢康海于自己的门下，为自己增辉，但康海却与李梦阳等人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排抑长沙（李东阳），一时奉为标的”[12]，这些都极大地得罪了人。但对于康海来说，这些都是他自己的真性情，就像他明知去向刘瑾求情放掉李梦阳是一定会受人以把柄但他还要去做一样，我们不能说康海像东郭先生一样死守着墨者“兼爱”的信念不放，但他同样坚守着自己的人生信念和做人准则，虽然没头没脑地受到了灾祸，甚至可能遭到负心的中山狼的反噬，他仍不能改变自己的做人准则。他在《读中山狼传》一诗中就写道：“平生爱物未筹量，那计当时救此狼。笑我救狼狼噬我，物我两意各无妨。”[13]此诗的寓意是十分明白的，就像他罢官之后仍不肯曲意逢迎而获得重新复出的机会，因为他已经看透了官场中的尔虞我诈的虚伪本质，他逐渐明白自己获罪的根本原因是思想性格与官场流俗格格不入，实际上他早就被当权者所不容，被刘瑾牵连也只不过是个借口而已，所以他对仕途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以他的性格如果不改变而在重新回到官场的话，无疑还会像东郭先生那样到头来会被官场上的那些中山狼反咬一口的。所以在《中山狼》杂剧中，康海借助喜剧性的形象发泄了自己心中的郁积的怨愤之情，揭示了中山狼的凶残狡猾、忘恩负义，最后借助杖藜老人之口谴责世上那如中山狼一样忘恩负义的诸色人等：

那世上负恩的好不多也！那负君的，受了朝廷大俸大禄，不干的一些儿事。使着他的奸邪贪佞，误国误民，把铁桶般的江山，败坏不可收拾。那负亲的，受了爹娘抚养，不能报答，只道爹娘没些挣挫，便待拆骨还父，割肉还母。才得亨通，又道爹娘亏他抬举，却不思身从何来。那负师的，大模大样，把个师傅做陌路人相看，不思做蒙童时节，教你读书识字，那师傅费他多少心来！那负朋友的，受他的周济，亏他的游扬，真是如胶如漆，刎颈之交。稍觉冷落，却别处去趋炎赶热，把穷交故友撇在脑后……[8]

可以说康海是借《中山狼》杂剧的创作而骂尽天下负心之徒，宣泄掉自己心中的愤懑之情。

四

对于康海创作《中山狼》杂剧的心态，我们可以借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提出的“创伤”这一概念来解释。弗洛伊德认为“一种经验如果在很短暂的时间内使心灵受到一种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是创伤的”[14]。而这种内心的创伤恰恰是文学创作的动力。中国古代也有所谓“发愤著书说”“不平则鸣”“诗穷而后工”等说法，都是强调苦闷、创伤对文学创作的巨大推动作用。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艺术创作的心理动力需要一种强烈的心理势能和交流冲动为条件，苦闷的情绪体验和内指向性而成为强大的心理势能，艺术家心中的这种心理势能往往只能通过艺术创作这一途径才能得到释放，而欢愉的情感则可以以各种各样的途径得以释放。作家在文学创作中以幻想的形式超越了苦闷与创伤，在艺术创作中获得了心理的平衡。康海的“创伤”经验与《中山狼》杂剧的创作恰可以说明文人心态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巨大推动力。

[1]康海.先公墓碑[G]//康海.对山文集.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6.

[2]魏强.康海文学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5.

[3]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状[G]//黄宗羲.明文海[M].北京：中华书局，1987：45.

[4]李开先.李开先全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5]康海.东乐府[M].扬州：广陵书社，1980：14.

[6]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7348.

[7]徐子方.明杂剧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3：219．

[8]沈泰编.盛明杂剧[M].合肥：黄山书社，1992.

[9]苏国荣.艺术的三维关照[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164.

[10]柏格森.性格的滑稽[G]//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7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98．

[11]康海.与彭济物[G]//康海.对山文集.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6：79.

[1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13.[13]陈田.明诗纪事（三）[M].台北：明文书局，1991：610.

[14]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16．

【责任编辑 杨抱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