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 力

我和来老结识于十一二年前。当时我发表了一篇关于目录版本学的文章，他想找我聊这个话题，遂通过媒体朋友联系上我，就有了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来老非常谦和，同时有那种不知为不知的姿态，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能诚恳地向一个晚辈来请教一些问题，说实话一般的大家是做不到的。他能这么做，恰恰是他的品质所在，让人敬重之处。

来先生是研究史学的专家，但他在治学中间也写过目录学方面的著作，比如《清代目录提要》《古典目录学》。但目录学和版本学在学术分科上还是有分支的，而我主要的用力点在版本学。所以交往之初的几年，来先生就经常打电话问我关于版本学方面的问题，我就会把自己知道的全都告诉他。其实，我明白他比我知道的东西多得多。

后来的交往中，涉及到给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汇校补之事。有一天，来老打电话过来说自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曾做过《书目答问》的标注，后因诸多原因，部分资料失散了，但幸而还有一部分留存了下来。几十年过去了，他认为这件事仍然很重要，希望继续做下去，他问我能不能帮助他完成这件事。其实我自己一直在藏书的角度来做这件事，当时给《书目答问》做标注也陆陆续续做了十多年。但我欣然同意把自己所写与来老所做纳入同一体系，随后就把电子版本的资料一次性发给了他。来老看后给我打来电话，说:“真抱歉，我不知道你已经下了这么大功夫，你完全可以自己单独成书了。”所以他说不能接受我如此大的帮助。最后他建议汇为一种书，算是合著，就是《书目答问汇补》。来老非常客气，他在序言中把这件事写清楚了，还把我夸奖了一番。

在我看来，来老在文字上晚年有一种“变法”，此前他是按照传统的学术规范来写相关学术著作。可是后来他说，学术应该是社会功绩，应该变成一种通俗的语言，让更多的人对文化感兴趣。我们做的东西虽然很谨严，很学术，但是他不能服务于社会。我对他的这种主导思想很是佩服。以他的学术地位，他没必要放下身段来做这种文化普及的事，可是他却写了很多诸如此类的随笔、散文，让别人感觉到文化的赏心悦目。古人云:“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文章富有文采，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能把学术著作写得诗情画意，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与来老的最后一次交往，让我觉得很内疚，很遗憾。不久前，八宝斋和中国政协杂志社想共同搞一本线装本杂志叫《藏书》，我觉得很新颖也有意义，就帮忙约稿。于是我就约了几十位有学术水准、文字也很漂亮的相关专家，其中就有来新夏老先生。来老很快就给我寄来了他的稿子，是关于清代目录版本学问题的。我认为写得很不错，就推荐给了中国政协，但中国政协方面出于一些其他方面的考量，认为这篇稿子不能用，当时我很意外，也让我很为难。因为收到来老的稿子后我曾给他打过电话，跟他说稿子很不错，属于重要稿件，我会跟编辑说往前排，可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向来老交代，我怕老先生不乐意，不好意思跟他说明。所以这期间我又找另外一家出版社商谈，把这些稿子独立汇为一个文集，不再刊在《藏书》杂志上，这个出版社现在也同意了。我近几天正在想该怎么婉转地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跟来老解释清楚，但在我还没来得及说的时候，就突然接到了来老辞世的短信，当时我很错愕，很意外，心里非常难受。我总觉得自己对不起来老，他的最后一篇稿子让我给弄成这个样子，还没等有结果，他就故去了。

外一篇:《书目答问汇补》的真实意义

这是一种传统的治学路数，并不始于来新夏先生，更不是我跟他的发明。从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开始，就有专家开始系统地补充各种版本，此后版本学才受到了社会的重视。

“汇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站在学术角度来讲来用的。今天，“盛世收藏”使得很多人对藏书尤其是藏古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我们并不知道古书有哪些版本。中国的学术史上总共有三大顶峰(两汉、两宋、清学)，清学是最后一个高峰，虽然我们称清学为“乾嘉学派”，但实际出成果大部分是在嘉道年间。中国对善本的规定是以乾隆六十年为限(乾隆六十年之前的算“善本”，之后的算普通本)，恰恰把学术顶峰最高的学术结晶全部排除在了善本之外。而当年所校补的都是善本类的，所以要想知道乾隆之后有哪些好的版本，就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著录，而《书目答问汇补》就是把不同版本著录在上面，它的重要作用不只是在学术价值，更为藏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版本目录指南，是一本可以案头常备的实用性很强的工具书。“但求解古人故旧之沉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