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霞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1)

弗洛伊德晚期用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说明人类社会生活和文化历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其中爱欲本能与死亡本能的提出使其本能理论超出早期狭隘的性本能的范围，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他认为“只存在有两种基本的本能：爱欲本能和破坏本能(自我保存本能和种族保存本能相对，自我爱和对象爱相对，它们都属于爱欲本能)。爱欲本能的目标在于不断地建立更大的统一体，并极力地维护它们——简而言之，是亲和。相反，破坏本能的目标是取消联结，故而带来毁灭。就破坏本能来说，我们可以设想它的最终目标是使勃勃生机变成无机状态。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也可以称它为死的本能。”[1]爱欲是一种团结原则下建设性的力量；死的本能是一种破坏原则下毁灭性的力量，它们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生命的整个历程。当人的爱欲本能被压制时，那么人在面向外部世界的时候，会导致对他人的攻击、仇恨、谋杀等。文革中，个体的生活淹没在群体的政治生活中，个体心理被统一的政治生活所压抑，从而导致对人深层无意识的压抑，导致了政治对人感性生命进行扭曲。本文试从弗洛伊德本能理论的角度，以贾平凹小说《古炉》为例，来解读这一悲剧发生的政治维度。

一、被压抑的爱欲本能

文革的历史是人的精神被压抑的历史。小说名为《古炉》，贾平凹这样解释：“写的是古炉，其实眼光想的都是整个中国的情况，写‘文化革命’这一段，实际写中国人的生活状态。”[2]即是借文革的酒杯，写国民生活的块垒。首先，个体心理在政治与文化的双重现实原则下受到了压抑。作品描述了一个充满着个人政治欲望、阶级话语和文化革命的多元空间。一个原本能烧制青花瓷的古镇，在贫困侵袭和恶斗攻击下，为了能让饥饿的肉体生存下去，村人依靠相互的攻击厮杀过活，这悖论的生存法则道出人生存的困境。这困境的背后有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暴力的实施，那就是政治与意识形态文化的强行介入对人生命本能的扭曲。如此文革不仅是一场政治问题,同样是一场心理问题。正如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所言：“人在现时代所处的状况使心理学与社会政治哲学之间的传统分野不再有效，因为原先自主的、独立的精神过程已被个体在国家中的功能即其公共生存同化了。于是心理学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而我们的任务正好相反，就是要揭示心理学观念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实质。”[3]1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哲学上的探讨，揭示出对人心理上的压抑是与政治的压抑连在一起的。文革中，每个人要无条件地接受最高权力所发的政治命令和所宣传的文化(意识形态)，这文化即是“我们所说的和所信的东西与我们居于其中的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相联系的那些方面。”[4]在政治与文化的双重钳制之下，由世代传下来的血缘亲情这些“爱”的生存本能烟消云散，人与人之间接受性关系被破坏性关系所取代。

其次，文革实施阶级论下的人性论“原则”去决定村民的生存，导致个体的爱欲本能遭受摧残，有的甚至扭曲。在文革中，对人性善恶的评价是以人的阶级来评定，人被归属的阶级就是人的善恶，这个荒诞的政治逻辑让村人的生活由此改变。村子中边缘人物是蚕婆、善人、守灯、狗尿苔，这些人被“意识形态”划分为四类分子。善良的蚕婆被批斗，只是因为她嫁给一个男人，那个男人被国民党抓去，逃到台湾而已，从此她就是国民党伪军官的老婆，这种身份成为每一次运动中被批斗的理由，她被“阶级”视为一个“邪恶”的人。作品中的善人是一个智者，能治病、说病，是村人精神上的向导，他在运动中被批斗，认为装神弄鬼，所以要被革命。但是荒诞的是，即使是红卫兵黄生生病了，也还要请善人去看病。狗尿苔地位低下，源于他是蚕婆捡来的孩子，是国民党伪军官的孙子，就应该被人鄙视。当红大刀和榔头队相互攻击的时候，他又成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他想闹革命也不允许，原因就是他出身不好。在人性爱被摧毁的地方，仇恨就会蔓延，被划为地主的守灯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梦想在古炉村再烧制出青花瓷，随着一次次运动中他被批斗迫害，被剥夺做事的机会，于是内心滋生了对社会的仇恨。在一开始的运动中还是谨小慎微，随着历次运动迫害的加剧，他的仇恨越来越多，直到最后和投毒害人的麻子黑成立了一支造反队，光天化日之下抢钱杀人。这些边缘人从一开始是没有和人有任何恩怨，被人批斗只是因为他们出身不好，出身不好就意味着他们的人性恶劣，人性低劣就要被压制，而这种压制意味着对人性的摧残。他们只能处处小心，否则会有杀身之祸。阶级为这些人贴上人性的“邪恶”论，而他们也被迫去承认自己的“罪恶”，政治问题也由此演化为一个人性的问题，演化为人的心理学问题。

最后，个体爱欲本能的无法救赎。例如小说中唯一的爱情也是被利用的关系，恶让最美好的事物在自己的面前夭折。队长满盆的女儿杏开与霸槽恋爱，她不顾父亲的反对和村人的鄙视，毅然和霸槽走到一起，并怀上他的孩子。但是霸槽从一开始就对狗尿苔表示，他只是故意让看不起他的人难受，与她走在一起不是爱的本能驱使，而是报复心在作祟。后来霸槽和县上造反派的马部长纠缠在一起，是为了能实现他的野心。蚕婆在作品中，其实是爱的化身，在危急时刻帮助别人，对人以德报怨。即使曾经有人批斗过她，伤害过她，她也不记前嫌。但是蚕婆最后耳聋，她已经无法去倾听世间的是非恩怨。善人在榔头队和红大刀厮杀的时候，不顾个人的安危，推下蜂箱才使得一场械斗化险为夷，他身处逆境而能怀一颗仁爱之心，在村中风水树白皮松被炸毁的时候，因病不起，最后自焚。在人破坏本能为恶的地方，不仅毁灭了人与人之间团结的关系，同样毁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至于让一个古朴美丽的小村，最后成为废墟。当人的破坏本能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爱欲即使想去挽救，却太微弱而无法与恶抗衡。

二、破坏本能的肆意为恶

文革中，人破坏本能之所以肆无忌惮，是因为可以以“文化大革命”为正大光明的借口，利用政治做挡箭牌。建立在阶级人性论意识之上的政治运动，使原本潜伏在人性中的破坏本能，变成了光明正大的“革命”行动，谁要是阻挠，就是反革命，就要被枪毙。这些疯狂的野心被人煽动，幻想通过革命去颠覆秩序，获取更多利益，却摧毁了农民传统的血缘亲情，剩下的只有仇恨和野心驱使下的攻击。李星认为，“乡土中国农村从本质上说，从来不是政治的，而是邻里人情、血缘家族与生存利益的纠缠。即使如‘文革’那样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政治’也是被悬置或被利用的。”[5]可以说政治利用了人的野心，人也利用政治去实现自己的欲望，人被政治逼迫着，而人也打着政治的旗帜去为所欲为，在相互利用中，人本真的生命受到摧残而导致人性的毁灭。

在政治被利用的时候，知识分子的力量不可或缺。村中最高学历的人是中学毕业的水皮，他一开始就见到风向不对，直接站在霸槽一边，反对村支书朱大柜，在文革中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知识分子会宣传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为某一统治提供合法性证明，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霸槽深深懂得这一道理，他充分利用水皮这样的知识分子来为自己摇旗助威，给古炉村的人宣传文化大革命，宣传自己事业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强化了自己拥有的文化资本力量，将文化资本转化为政治资本，使自己在斗争中居于有利的地位。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和红大刀对立贴大字报，大肆攻击对方，由于水皮的卖力宣传，从而使霸槽站在上风；同时他又善于联络外面的势力，黄生生、马部长和外村势力的引进，让他在最关键的时候把红大刀打得一败涂地。霸槽他们所有的行动，在文革中都为自己找到合法的“革命依据”。当社火愤怒地谴责榔头队把古炉村砸得稀巴烂时候，知识分子水皮回答说这可是文化大革命让砸的，他砸的有理。社火说自己才不管什么文化革命不革命，谁要是再砸房子，他就把水皮家的房子放火烧掉。当农民的生存被侵害的时候，即使他们对政治有所畏惧，他们也会为了保存自己不惜死伤。

人破坏本能为恶而不择手段，是为了利益与欲望之争，是人生存本能与环境被损害后的争抢与报复，因而文革就是一场阶级论上的利益厮杀。当队长满盆病逝后，村长的人选成为一个斗争焦点。麻子黑为了能当上未来的队长，对和自己有竞争实力的磨子进行阴谋暗算，在他家饭里下毒，结果却毒死了磨子的叔叔，被关进监狱。后来在文革武斗中出现，烧杀抢夺。小说重点描写了两派人的争斗，为各自的利益斗得你死我活。一派势力是夜霸槽领导的榔头队。他在文革中成为古炉村强权人物，梦想成为像毛主席一样的人。他一开始在村中被人压制，不甘心平庸。待其得势后，首先批斗支书，后来成立榔头队。而黄生生等人的到来，更给他一个机会，煽动村人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以破四旧的名义，在村中为所欲为，砸掉窑厂，砍掉村中的风水树，最后纠结其他造反势力联合对付天布的势力。斗争的另一派势力是天布和磨子成立的“红大刀”。他们觉得自己朱姓家族的利益被外姓霸占，组织起“红大刀”，和霸槽的“榔头队”起来抗衡。天布、磨子等人原本就是勤劳本分的普通农民，即使在和榔头队斗得势不两立的时候，磨子作为队长，也不忘去安排农活，以便维持村人的日常生活。但是随着两派组织对抗的激烈，最后竟然杀人放火无所顾忌。灶火想救红大刀的人，然后引爆炸药包炸死榔头队的人，被榔头队的人发现后，最后要社火背了炸药包炸死自己。这两派斗争的理由都一模一样，就是自己要“革命”，而且这“革命”光明正大，这革命的实质就是攻击和报复他人，就是疯狂的利益之争。

三、生死本能的反思

小说时间经历了冬、春、夏、秋的轮回，又以冬开始，以春结束，带给人希望和反思。小说中的文革，政治压抑了人的爱欲，才使得村人陷入了一场无尽的灾难。当灾难过后，对政治进行反思，只有对爱欲的人性恢复，只有在精神上解除对人的压抑，才能给人以自由与尊严。否则，人不再是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只是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下被扭曲的人。贾平凹在采访中说：“在我眼中没有谁是坏的，他们只是因时因地因事暴露出人性中的弱点罢了。尤其农民。贫困、不公平、不自由容易使人性中的魔鬼出来，而当被‘政治运动’着，就集中爆发了。”[5]小说以全部历史的细节道出一段历史的沧桑，描写村人在文革中日常的所作所为，透过琐碎的生活现象来展开人性的堕落。作者亲身经历过文革，又本着写实的态度，小说中尽管没有对文革的评价，但是我们能深刻体会到文革对人性中“爱欲”的摧残。对此，他解释说：“没有写对于‘文革’评价的内容，归根结底还是写人，写人性，写‘文革’为什么会产生，‘文革’只是载体而已。”[6]他希望借助文革的苦难，对人性进行反思，思考“文革”发生的前因后果。

文革是一个恶的场域，人性的爱欲本能是一步步地堕落，而攻击本能是一步步地侵占，这两者此消彼长。文革之前，古炉村民风淳朴，安于自己的传统生活与习俗。但是文革让一切都改变，从斗嘴到批斗，再到杀人放火，在争权夺利名下，打着“造反有理”的招牌，去残害别人的生命，在为别人挖下坟墓的时候，恶也在为自己掘墓。古炉村的变化如同夜霸槽的野心一样，不停止地膨胀，直到被自己的野心送上断头台。所有的村人都被卷入其中，人人成为受害者和害人的人。村人在饥饿不公、利益纠葛、政治迫害诸种因素逼仄下，被黄生生这样一群人煽动起来“革命”。霸槽这一类人就被煽动，迫使磨子等人为了维护自己利益也开始行动。再后来就是马部长带枪进入古炉村，直到彻底将村子损毁，以至于狼群出没。一个失却爱本能的地方，往往是兽性出没的地方。霸槽在洛镇参加武斗后逃跑，染上了疥疮病，并传染给村人，这病就像是瘟疫一样，四处散播，害的大家都痛苦不堪。开石死于这种疾病，被枪毙的霸槽一干人等也是病入膏肓，每个参与的人都被自己的欲望送上断头台。当人身体和精神上的疾病都无法医治的时候，死亡是作品为现实矛盾提供的一种最好的解脱途径。

文革是人性“恶之花”的绽放地。村人闹文革的目的，是因为在贫困中，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好处，看到得势的一方有肉有面吃，因而盼着文化大革命永远地进行下去，这样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掠夺别人的财物，欺负弱者。而没有得势的人由羡慕，嫉妒，后来变成了仇恨。在极度贫困的生活中，只要能让自己存活下去，人可以抛弃做人的情感自尊。善人道出了文革的根源：“专为自己打算，情理沦丧。人人都这样，世界要不乱，那还有天理吗？”[7]小说写出了文革与人性的内在关联，文革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说文革结束了，在文革中暴露出来的人性问题就解决了。只要是人性遭到损害，破坏本能找到自己土壤的时候，人性中的仇恨就会永远存在着。小说的目的是想告诉读者：“我们曾经那样走过，告诉读者人需要富裕、自在、文明、尊严的活着。”[6]人性需要在经历的苦痛中，审视自己，去抚平自己的创伤，而且需要过应当如此一过的生活，正如马尔库塞所言，“不论是本能的解放还是理智的解放，都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关于这样一种解放的机会和前提的理论必定也就是一个社会变化的理论。”[3]3即他认为为生命和爱欲而战，也就是为政治而战。只有解除了对人生命的压抑，人才能从压抑中解放出来，因为“既然这些政治经济的原因重新塑造着人类的需求和本能本身，那么，只有将政治经济学的变革，贯通于在生物学和心理学意义上能体验事物和自身的人类身上，只有让这些变革摆脱残害人和压迫人的心理氛围，才能够使政治和经济的变革中断历史的循环。”[8]只有人的心理层面彻底得到解放，精神不再痛苦，历史的悲剧才不会重蹈覆辙。小说结局枪毙了天布、霸槽、马部长、守灯、麻子黑等人，一切都应了恶有恶报的宿命。春暖花开时，古炉村又开始慢慢地恢复自己的元气，民众的生活在继续。

四、结语

贾平凹说自己写作的动机，是不满意曾经在文革后读到的那些关于文革的作品，它们大多数写得表象化、程式化。而且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要么是避而不谈，要么是写成控诉悲情。他要写出自己对文革的体验，以一个孩子真实体验来描写，写出这血腥历史中人的所作所为，显示出对人性爱与恶的思考。反思作为个体的人，如何能活的有价值、有尊严，这是小说的主题。文革已经随风而逝，死亡的结局成为一场浩劫的结束。但人要继续过自己的生活，对人性的爱与恶审视却永远在继续着。

[参 考 文 献]

[1]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精神分析新论[M]. 车文博主编.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208.

[2] 贺小巍.曾源.《古炉》首发前：贾平凹说有些事情是需要等的[N]. 陕西日报,2011-1-10(10).

[3] 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一版序言[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4] 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 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7.

[5] 贾平凹对话李星 长篇小说《古炉》的问答[N]. 陕西日报,2011-2-18.

[6] 贾平凹. 首谈“古炉”“狗尿苔身上有我的影子” [N]. 西安晚报.2011-2-18.

[7] 贾平凹.古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412.

[8] 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 李小兵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107-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