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史结合是中国史学和文学的优良传统。针对当前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接受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中加强阐释“文”“史”交叉的“中间地带”，有利于把作家、作品的解读在提纲挈领中推向深入，大学生的自学和治学能力、研究兴趣也容易得到大幅度提高。

关键词：文史结合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间地带” 意义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意识最为浓厚的民族之一，中国人历来重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中国学术的各个领域历来重视从历史发展线索中寻求各自的规律，中国古代文学自然也不例外。“文史结合”既是中国史学也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更是当代中国传统文化推广普及和对外传播的基本要求。但就当前大学生的国学基础而言，整体上比几十年前，乃至十几年前的学生都要薄弱很多，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接受自然存在更多的障碍和困难，咀嚼、消化传统文化的耐心也相对不足。在就业压力较大的环境下，学生更不容易安下心来从事专业学习，相对于应用学科而言，基础学科的学生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形。从教学过程来看，由于内容的庞杂、以及现实教学时间的限制，用于阐明大纲、揭示规律的教学时间往往不得不大量挤压接触和理解作家、作品所用的时间，“现象”层面的内容尚未吃透，“本质”层面的东西就难免强行灌输，感性认识不足，如何自然而然地上升到理性认识？违背认识规律，自然难以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增进学生对于作家和作品的理解，就成为提高文学史教学质量的重要突破口。再就一般文学史教材的编写而言，文学作品所赖以产生的历史背景，在一般教材上往往不可能写得太过详细，因为教材自有其体例和篇幅的要求，但对于讲授者来说，作品分析的宗旨在于把作品的思想感情内涵讲透，若只以教材上只言片语的背景描述作为讲授依据，显然无法完成这一任务。这就需要讲授者在课前对作品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作详细了解，对作家创作时心态、情感的把握尽量做到成竹在胸；而在课堂上正式讲授时则应当对背景资料予以适当剪裁，以有助于学生思想感情的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

根据多年来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过程中，适当增大准确解说作家、作品相关历史背景、文化环境以及创作本事的时间比重，争取在有限的课时内把这一部分问题说清、说透，明显要比单纯从文字层面上解释作品本身效果要好。在通读多数作家全集还不太现实的本科阶段，作品的文字、音训，学生完全可以参照诸如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主编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读》（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作品选注》（中华书局）等学术质量比较可靠的专门性教材自行解决。如果教师对此类教材中的解说偶有不同意见，而且言之有据，完全可以在课上稍加点拨，以平等的态度与学生商榷，这样往往能够引发学生深入研究的兴趣（商榷过程放在课下完成）。总之，教师侧重阐释“文”“史”交叉的“中间地带”，作品文字疏通的工作则由学生独立完成，就实际教学效果来看，教师比较容易把作家、作品的解读在提纲挈领中推向深入，大学生的自学和治学能力、研究兴趣也容易得到大幅度提高。笔者拟结合实际教学环节中的部分例证，对“文史结合”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中的重要意义予以具体说明。

第一，作家对社会时事的反应和看法，是表现其性情、人格的重要内容。言为心声，虽然无数杰出的作家早已隐入历史长河，然而他们的作品流传至今，仍然鲜活地呈现着他们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的心理跃动，仍然生动地展示着他们的性格和品格。长久以来，曹操已经成为通俗文艺中典型的白脸奸雄，但历史中的曹操显然并不是这种一无是处的反面形象，鲁迅、郭沫若早已写过翻案文章，无需笔者辞费。我们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课堂上所要强调的是，曹操的某些文学作品，恰能说明他在汉末战乱的环境里，是一个少见的能够代表历史进步力量的杰出人物。比如他的《蒿里行》，比较集中地表现了东汉末年在天灾人祸交互作用之下社会的凋敝残破，以及东方军阀名为讨伐董卓、实际上却各怀鬼胎的现实：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1]（卷二七）

诗中提出如下几个汉末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民生凋敝、人口锐减；联合讨伐董卓的东方军阀为争权夺利逡巡不进、自相残杀；袁氏兄弟图谋另立皇帝或自行称帝。将曹操的《蒿里行》与《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籍记载相印证，可以说明这样几个问题：一，曹操的诗作对汉末社会现实的反映是真实的，而且比历史记载更加生动；二，曹操对东方军阀表面上标榜大义实际上却只顾谋求私利、并且因私害公的行径十分不满，并提出指责；三，曹操对百姓、士卒的疾苦给予了真实生动的表现，并且表达了哀悼和同情。以上种种都是当时其他军阀没能做到的，已属难能可贵。结合曹操发展屯田、裁抑豪强、统一北方的举动，可知曹操的目的归根结底在于铲除割据、统一华夏、稳定政治、发展经济。尽管他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不光彩甚至残酷的手段比比皆是，但在当时毕竟代表了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大量古典小说、戏曲中曹操的“奸雄”形象，应当与《蒿里行》所展示的曹操合观，才有可能更加贴近这一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

第二，尽可能地贴近和体验历史情境，是准确把握作品思想情感的必由之路。文学作品的抒情方式各有不同，或直抒胸臆，或委曲婉转，或欲言又止，或深藏不漏。对那些思想情绪比较隐晦的作品，单凭文字层面的解读很难抓住情感核心，结合历史环境或作家生平经历往往能够顺利解决问题。历史不可能被再现或克隆，但依据传世文献或考古发现，很多历史情境可以被当代人贴近，贴近了作家本人的历史，也就更容易贴近作家的内心世界。如曹操著名的乐府歌辞《步出夏门行·东临碣石》：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1]（卷三七）endprint

这首歌辞就文字训释而言比较简单，略具古汉语知识即不难明了，对于本科一二年级的同学来说，理解文字层面的意义绝非难事。但要深入理解这首乐府诗，关键在于把握曹操写作时的情感和心境，并在此基础上把握曹操的胸怀和气度。这个问题仅仅通过文字层面的理解是不容易解读到位的。因为这首诗的绝大篇幅只不过是描写今天北戴河一带的海水、山岛、秋风、草木，以及日月星辰这些对一般读者来说并不陌生的自然风物，最后一句看似有些抒情色彩，其实反而比较空洞，因为这类句子是当时乐府歌辞中极为常见的套语，曹操为《步出夏门行》这首曲子所作的另一首歌词《龟虽寿》，最后也有这么两句。现在通行的文学史教材，一般只指出此诗作于曹操北征乌桓之时，这个说法未免过于笼统：曹操为什么北征乌桓？此诗作于打乌桓之前还是之后？北征乌桓的结局是胜还是败？此事对于曹操以及当时政局有何意义？古代文学史课程显然并非要把研究历史真相作为目的，但如果不搞清楚这些问题，显然不利于对此诗情绪的把握。征诸史籍，建安五年（200）冬，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败袁绍，建安七年袁绍病亡；建安十年正月斩袁谭，冀州平；袁绍之子袁熙、袁尚逃奔乌丸（即乌桓）；十二年，曹操征乌丸，大破蹋顿于柳城（今辽宁朝阳），袁熙、袁尚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为康所杀；九月，曹操自柳城班师。《步出夏门行·东临碣石》这首歌辞正是写在曹操凯旋途径碣石山（今河北秦皇岛昌黎县）之时。可以说，剿灭袁绍残余势力，是曹操北征乌丸的主要目的所在。在当时的中国北方，袁氏父子是曹操最为忌惮的劲敌，消灭袁氏及其残余势力，对曹操统一北方来说意义重大。《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认为，曹操铲除袁绍之后便取得了“天下莫敌”[2]（卷一）的战略优势，虽然三国鼎立的局面持续了至少六十年，但曹魏灭蜀、西晋灭吴而使中国再次统一的基础，毕竟在曹操时代已经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最大障碍就在河北袁氏，由此可知陈寿所言不虚。只有了解了这个历史背景，才有可能比较深入地把握曹操写作“东临碣石”时的心理状态：那是在统一中国北方的进程中刚刚取得决定性突破的关头，一个踌躇满志的完胜者的豪迈心态。曹操倚靠雄峻的碣石山，眺望沧茫的大海，虽然秋风萧瑟，却绝无古代文士笔下所常见凄凉悲怆的悲秋之感，丰茂的植被、浩淼的波涛，构建出一幅雄浑壮阔的自然图景；当作者想到光辉灿烂的日月星辰无不在广袤无垠的大海上升腾降落，这种海天浑融为一体的构思，足以把作者吞吐天地宇宙的昂扬、豪迈和乐观情怀表现得生动淋漓。如不能把这个历史背景讲清楚，单凭作品文字本身是无法准确全面地把握曹操创作时的真实心态的。

第三，全面深入地了解历史实况，是准确把握文学作品主题的前提和基础。主题是文学作品的基本观点、核心思想或根本创作目的，一般来说，杰出的作品主题往往比较明确，但也不是没有例外，有的作品主题并不单纯，有的作品主题比较隐晦，对于这类状况，课堂教学中首先要考虑结合史实予以深度挖掘。比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不伦之恋既有批评，也有同情，这种看似矛盾的双重主题并行现象，首先可以说是唐代独特的文化氛围所孕育的成果。出于种族血统等原因，李唐皇族中的不伦之恋比较常见，唐代社会对此类现象也比后世宽容；虽然唐帝国对待各种宗教、学术思想态度比较开放，但自汉代以来，儒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早已确立，唐代也不例外。李、杨爱情遭到诟病，是因为它违背了儒学所倡导的道德伦理；然而它又得到唐人的普遍同情，则与当时世风的开放有关。儒家道德伦理同唐代社会特别是皇族风俗之间的矛盾是构成《长恨歌》双重主题并行的主要原因。其次，根据新、旧《唐书》等史料的记载，可知唐玄宗沉溺风月虽然可以说是唐代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但这笔账毕竟不能都算在杨贵妃一个人的头上。杨贵妃同历史和传说中多有荒淫残暴之举的妲己、褒姒毕竟有很大不同，她基本上不参与、甚至不怎么干涉实际的政治运作；所谓“五杨”家族打着贵妃的旗号、利用裙带关系所造成的罪恶，显然不能直接记入杨贵妃的人生账簿。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她被赐死马嵬驿，在很大程度上是做了政治事变的牺牲品，这个问题后世学者、作家普遍能够看清楚，《长恨歌》的双重主题即是这种历史观念的典型反映。另如盛唐高适著名的边塞诗作《燕歌行》、晚唐李商隐一系列难以索解的如《无题》诗等作品，其主题都需要密切结合史实予以细致、谨慎地探研。

第四，历史实况是衡量文学作品艺术化程度的基本尺度。优秀的文学作品不同于现实，它通过夸张、想象、变形等艺术手段对现实予以加工改造，既是对客观现实的超越，也是对社会现实本质的集中反映。比如夸张是汉赋最突出的艺术表现特征，历史上不少学者都认为汉赋的描写不过是虚辞滥说，汉赋中的宫观、山川、仪仗等等无非出于虚构和想象，左思就说汉赋“侈言非验，虽丽非经”（《三都赋序》）；刘勰说“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司马）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文心雕龙·夸饰》）。实际上，这个问题不能作如此简单化的理解。东汉班固的《西都赋》、张衡的《西京赋》都曾竭力铺陈西汉长安宫殿规模的宏大，往往同样被后世学者想当然地视为夸张，然而今天的考古发掘结果却不能不让我们重新审视汉赋中的相关描写。比如未央宫，东西长2150米，南北宽2250米，内部建筑40多座，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而明清故宫的面积是0.72平方公里，大约只相当于未央宫的七分之一。未央宫前殿居全宫的正中，据说是利用龙首山的丘陵造成的，基址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约200米，北端最高处约15米，由南往北有三个大台面，递次增高。[3]（P49、P58）建筑也很高大，《三辅黄图》说：“前殿东西五十丈（合117.5米），深十五丈（合35.25米），高三十五丈（合82.25米）。”[4]（P114）整体来看，未央宫不仅占地广、规模大，而且地势高，气势极其壮观雄伟。另外，西汉长安城中还有长乐宫、明光宫、桂宫、北宫、建章宫等一系列规模庞大的宫殿建筑群，长乐宫的面积比未央宫还要大。班固《西都赋》说：“树中天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栋桴而高骧。”针对刘勰对汉赋“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之类的批评，元代学者李好文在所著《长安图志》中说：“赋语文人之词，固多乖诞，然身未尝至，目未尝睹，亦未可辄拒而不信。尝读汉人之赋，遂知西京台观之盛。……予至长安，亲见汉宫故址，皆因高为基，突兀峻峙，崒然山出，如未央、神明、井干之基皆然，望之使人神志不觉森竦，使夫当时楼观在上又当如何？由是观之，则数公之言，未可遽为张大也。”他通过实地考察，认识到汉赋所描写的长安宫之雄伟壮大，可谓确有所本，并非毫无根据的夸张。不能因为后世建筑已经没有汉代宫廷建筑的宏大规模，便想当然地将汉赋的描绘一概归之于夸张。endprint

第五，了解历史文化环境和整体文化氛围、文学风尚，是理解作家作品艺术风格及其成因、以及给予准确历史定位的基础。只有真正地把作家作品放在当时的文化和文学环境中加以客观考量，才能对他们的历史价值给予准确评判，才有可能在较大程度上避免把当代标准强加在古人身上、从而导致思想评价和艺术定位畸轻畸重的弊病的出现。如南朝后期的“宫体诗”，题材狭窄且多涉色情，无法反映广阔的世相而致力于追求辞采、声韵等形式特征的精美，在相当长时期内评价不高，亦无法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但思想境界低、重视形式美绝非学者们普遍不予重视的理由，不能因为不符合今天的道德和审美标准就将文学史上这种重要的文学流派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那显然不是科学的态度。“宫体”正是梁、陈时代宫廷贵族圈子里那些文人生活视野、道德水准以及审美情趣的真实表现，它是认识那个时代部分历史实况的重要参照；而且就其艺术形式而言，它在情态、情感表现的细腻程度上，以及声韵的和谐程度上都远比之前的诗歌有所进步。忽略了宫体诗，就无法建立魏晋诗歌与隋唐诗歌之间的历史衔接；不能从梁陈时代宫廷文人的真实生存环境出发去考察宫体诗，也就无法深入发掘它的艺术价值和历史贡献。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史研究者已经普遍能够结合历史文化环境对宫体诗的思想内容给予较之以往更加客观的评价，也能够将道德评判和审美评判结合起来，对宫体诗的历史贡献给予更加准确的定位，这充分显示了文学研究对历史的尊重。再如曹操和陶渊明，就其艺术成就而言，在今天的文学史框架中均可以算是第一流的作家，但在南朝梁代钟嵘的《诗品》当中，却分别属于上、中、下三品中的下品和中品，这个现象的“所以然”，乃是钟嵘时代在文学上普遍崇尚文学形式的华丽，因而曹操、陶渊明比较质朴的文风在当时明显边缘化，不容易受到普遍的欢迎。

列宁曾说：“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5]（第二卷，P512）《中国古代文学史》课堂上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讲授，亦应作如是观。高等学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目的，最突出者无非这样两点：一，促进学生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把握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二，让学生掌握中国文学史的基本研治途径和方法，初步培养独立治学能力。“文史结合”显然是顺利、有效地实现这两个基本目的的必然途径。

（基金项目：青岛大学教学研究项目“《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文史结合尺度研究”，编号：JY1105。）

注释：

[1]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

[2]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3]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4]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

[5]列宁：《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翟景运 山东省青岛大学文学院 266071）endprint